作家王朔早前出版过一本以评议为主的书，名字是《无知者无畏》。以“我是流氓我怕谁”驰名天下的王朔，还用“无知者无畏”给自己所议所评之事特意打下埋伏，这般的谨慎矜持，自是目前那些顶着“专家”、“教授”者之流争先恐后出头发奇葩怪论所不能比拟的。然而文人该有的风骨和担当，拿来与只为独裁党负责，不为自己言论负责、靠舔腚来混饭吃的党棍无赖对比，实有太过不敬、大有轻慢之意的。只是我感叹着同为文化人，真正“无知者无畏”的，目前已成稀有品种；弥漫在当今中共天下的，是“有知”假装“无知”的、或“无知”假装“有知”的来一下“无畏”。而在民国，“无知者无畏”根本不算回事，比如鲁迅，比如他的《记念刘和珍君》。

现在大街上问中国人，从五.四运动到抗日胜利，其间中国最有名的文化人都有谁，能报出五位的绝对是少数，其中又必具其一的，自然是鲁迅无疑。中共在窃国之后，从胡风案、反右到文革臭老九，对文化人的扫荡和思想改造就从未断过。唯能免遭打击接受批判、文章还能再版供人拜读的，只剩一位死者鲁迅，在独自撑着所谓的“文学”的场面，要让当时的国人不知道鲁迅，就像不知道中国有太多阿Q一样，真的很难。

由此也可以确定，现在大凡五、六十岁以上的国人，不会不曾读过《记念刘和珍君》。在电视尚未普及的时候，记得某天于电台中偶听有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正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地在朗诵有着强烈鲁氏行文用词特色的此文，给我的印象之深，至今难忘。那时全国有点看头的所谓的文学着作，只有鲁迅的书；全国能可崇拜的文学家，也就只有鲁迅一个。哪里知道，短短的民国时期，群星璀璨，其中竟已有三位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胡适：根据诺贝尔奖官方数据库，胡适曾于1939年和1957年分别被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和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林语堂：1940年和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沈从文：于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笔后，1987、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名单之中，沈从文入选，但因为诺贝尔奖只颁授给在世的人，所以，去世没多久的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还有梅贻琦、蒋梦麟、潘光旦、梁实秋 、郁达夫 、蔡元培 、周作人、徐志摩等等，皆是文化界达人。  

因此“鲁迷”队伍的迅速扩张，也就在情理之中，并非意外的了。试想，年轻人在通往文学的道路上唯见鲁迅一人的书在撑市面，前后左右又别无其他人的作品可拿来参考、比较、鉴别、查研，要不成为“鲁迷”，真的很难。

随着阅读面的广泛以及不断的深入，偶像的光辉便逐渐暗淡了下去，太多的疑问逐渐冒了出来。

比如在看到“校长杨荫榆在5月9日又以‘整顿校风’的名义，勒令刘和珍、许广平等几名带头闹事的学生退学。”后再看到「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一个疑问便冒了出来：曾一同被勒令“带头闹事的学生退学”，结果是刘和珍死了，许广平则成了此文作者鲁迅的同居者；那次冲击段政府大楼的行动，同样是“带头闹事”的许广平去了吗？去了，何能安然无恙？没去，理由是什么？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记念刘和珍君》文中又这么说道。显然，鲁迅是很自信地否定这一说法的；这也同时说明在当时，报刊杂志的言论自由，这样的说法已经存在着了，只是，大名人、大文豪鲁迅以选择性不相信对待罢了。然而鲁迅的自以为是，正确吗？

被周作人保护下来的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在事后写下了一篇名为《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的文章，文中有关于“三一八惨案”的相关证言如下：“……（游行之前）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又在其文《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中，转述其父李大钊的证言，是这样说的：“……为了提防军警动武，许多人将自己的红绿小旗、糊在一根粗粗的棍子上……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右臂上戴着白箍黑字的敢死队……”

李大钊是谁，倘若有人不知道，请自行补脑。“较粗的棍子当‘旗杆’”，“右臂上戴着白箍黑字的敢死队”，被鲁迅否定的“暴徒”、及“流言”，有当事人李大钊儿子李葆华的白纸黑字作证，鲁迅的否定显然就很轻率。即便现在，不要说一群拿粗棍、戴着白箍黑字的敢死队袖章的人，就是单枪匹马一人，也无须去北京，就到某区政府大门前，仅高举一张无字的A4纸，站着一言不发试试，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心里都清楚的很。

再有，鲁迅自己在《记念刘和珍君》文中所说的「更何况是徒手」、「无端在府门前喋血」、「遭阴谋秘计」，无疑在暗示人们：他们似乎不是在段政府门前游行，刘和珍似乎是在散步时「无端在府门前」被有预谋地杀害的，那些「更何况是徒手」者拿粗棍、戴敢死队袖章（段政府门卫碰巧不识字。）的人们仅是在跳广场舞罢了。仿佛当时的段政府已经如现代日本政府一样，游人可以随意进出似的。但这也仅止于鲁迅的空口无凭，倒真的像极了被他否认了的“流言”；而这样的“流言”，竟又出自大名人、大文豪鲁迅之笔下！

由此看来，被鲁迅誉为「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的刘和珍君，至少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我可以相信作为“愤青”的鲁迅对当局政府的不信任态度；我可以支持鲁迅以文来安慰同居女友的悲伤之情，同时告慰同居女友已逝的女友在天之灵。然而接下来让我惊诧的，是鲁迅把与刘和珍之死毫无瓜葛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女士硬拉强拽地成批判对象，又为何故？

《记念刘和珍君》最初发表于1926年4月12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文中对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女士并无有多大的冒犯，仅一个“广有羽翼”的形容词。但接下来，鲁迅又用那支“金不换”，写了《寡妇主义》、《女校长的男女的梦》《忽然想到（七至九）》、《“碰壁”之后》、《并非闲话》、《补白》、《答KS君》、《咬文嚼字（三）》等都直接或间接的批判、挖苦杨荫榆女士，用词之毒，真后无来者。

而当时的鲁迅，还在女师大担任教授，直到1927年10月，鲁迅才与同居的学生许广平搬至上海，直至去世。最为让人莫名的是：刘和珍是1926年3?18遇害的，而杨荫榆女士则早在1925年8月8日就辞去了女师大校长之职，说白了，杨荫榆女士和刘和珍之死没有一点关系！

历史上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女士，1918年，被教育部选派到欧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辞去了女师大校长之职后的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杨荫榆女士拒做日本人送上的伪职，又面对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多次挺身而出救助同胞。1938年1月1日，杨荫榆女士被日军杀害于苏州盘门外吴门桥，时年54岁。

身为教授的鲁迅对本校长不满，在当时再天经地义普通不过的了：据说，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还踢了蒋委员长一脚而不了了之了呢。但鲁迅对杨荫榆校长的态度，似乎已出离了上级与下级、校长与教授的正常关系。鲁迅对杨荫榆女士一而再、再而三的着文提起，就像是敌对关系，更似有三代怨怒在身的世仇。而事实上那些对女师大原校长杨荫榆女士的诋毁文章，又是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女师大后所撰写。是否远离了是非之地，又在私心的作用下，始有报累积的新仇旧恨而一吐为快之用意，我不得而知。

但我有疑问。假如说鲁迅在女师大任教授时，对校长杨荫榆女士知之甚少；包括杨荫榆女士在1925年8月8日就辞去女师大校长一职的事他也不清不楚，杨荫榆女士回苏州后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对日本人的反抗，鲁迅也不明不白，这么说我都可以相信。因此《记念刘和珍君》文虽有谬误，只当“无知者无畏”解，也不是不可以的。唯独鲁迅日后又连篇累牍对杨荫榆女士的抹黑，这又是为什么呢？除上面所说的可能出于私心外，是否另有代人出气、抱打不平、引红颜开心之故意呢？

消息来源：

鲁迅严厉批评过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历史上真实的她是怎样的人 2020-02-04 https://www.sohu.com/a/370530687_48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