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高（Michael Zárate） 《今日中国》西文版秘鲁籍副主编
凌晨6点
消毒水的气味，又出现在生活中，带我回到了1991年的2月。那一年，秘鲁突然暴发霍乱疫情，差不多3000人因此丧生。我和家人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没有饮用水、常常断电、恐怖主义盛行。那个月，妈妈教我们用消毒水清洁整间屋子，也告诫我们喝水前记得滴两滴消毒水在杯子里。
这一次，把消毒水重新带进我生活的不是妈妈，而是一位身穿制服的绅士。每天早上6点，他都穿戴整齐，用消毒水对北京东城区我居住的那栋楼房上上下下仔细消毒。从农历新年的第一天，也就是1月25日开始，他就一直这样一丝不苟地工作。看到他，一些邻居竖起大拇指，也有些人给他带点吃的用的，表达对他的感激和鼓励。共同面对疫情激发了人们的团结，这种团结才是对我们最好的保护。
早上8点
鸡蛋、面包、牛奶、水果，数字、表格、故事。这些天，早餐的时光总是伴随着各式各样的新闻消息。餐桌上，什幺都可以没有却独独不能少了新感染病例的数据、专家的建议，以及大洋彼岸的朋友发来的问候短信。大多数人都会说：“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呀！”而我在米兰的朋友乔治却说：“我每天到哪儿都会读到有关病毒的消息。你加油！”
前些天的这个时候，我被哥哥发来的一条短信吵醒了。他说，妈妈一直在哭，因为秘鲁刚刚报道，中国的感染病例一天之内翻了好几倍，她非常担心。几分钟后，电话那头传来母亲哽咽的声音，询问我是不是戴了N95的口罩，有没有买回秘鲁的机票。不过，在我给她解释了传染病例突然增加仅仅是因为更新了诊断方法之后，她渐渐平静下来。其实，这几个星期，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如何让遥远的家人放心。
早上10点
在查看和回复了亲友的问候后，又收到了利马新闻界的来信。到目前为止，一个电视频道、两份报纸、一本杂志和一家广播电台，一直与我保持联系，询问我在北京的日常生活。北京，九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到现在也没打算离开，在众多的理由中有一个几乎是执念?——更多地、更多地了解她。在北京，我爱过，哭过，体会过幸福，经历过病痛，每一年都和一些朋友道别，但，就像我曾经对秘鲁的一位记者说的，这座城市似乎仍然欢迎我。
有些问题来得猝不及防又好像顺理成章：“您害怕吗？”“您看到有人死在大街上吗？”“他们真的喝蝙蝠汤吗？”不知何故，可能因为对这个接纳你多年的国家心存感恩，我自觉有义务给他们解释这些日子的真实情况：有焦虑，但没有恐惧；没有人在街上丧命，社区很好地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共同应对疫情。还有，我说，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喝蝙蝠汤就像相信所有秘鲁人都吃猫一样荒唐可笑。
中午12点
维拉（Vera）打开了房间的门。她的中文名字叫尹燕，我们一起合租房子三年半了。生于北京的她，在一家重要的影视制作公司工作，公司最近已经复工。在应对疫情方面公司一直采取谨慎积极的措施，甚至为有需要的员工提供心理辅导。维拉（Vera）是个出色的电影编辑，通常睡到中午才起，因为头天晚上她会一直工作到凌晨，理由是那个时段网速更快。
虽然都不是经济学家，但我们还是能就家务分工达成协议。我负责扫地，她负责拖地；我洗碗，她把碗擦干；我买瓶装水，她给房间消毒。一周一天，我们工作忙不过来的时候，宋太太就会上门。在中国，宋太太被称为“阿姨”（保洁员）。勤劳的宋阿姨是河南人，她戴着口罩和手套，听着手机里的有声书，决定继续照常来给我们打扫房间。她像往常一样，一边干活一边给我们骄傲地讲，她的儿子已经上大学了。
下午2点
如果时间允许，我和维拉会一起去购物。今天，我们看到在公寓的入口处，有了一个新的大红标语，号召所有人共同努力战胜疫情。
小区入口处贴着两个通知，提醒我们要主动测量体温。其中一个姓赵的保安，虽然天寒地冻，在门口已经守了两个多星期了。他拿着红外线体温测量仪对准我们的额头或手腕，每当屏幕出现36度时，就微笑起来。他旁边通常都站着四五个人，是社区委员会成员或附近居住的一些志愿者。周太太在几天前上门询问了我们一些涉及隐私的问题，对此她感到特别抱歉：“您何时到中国的？”“您去过外地吗？”“您的护照号码和电话号码？”“您家里有多少人住？”“有人不舒服吗？”，等等。
下午4点
东直门附近的街道上人比前几天多了。有些商店恢复了营业，包括一家美甲店、一家法式面包店和一个宠物用品店。来福士购物中心，尽管顾客寥寥，但几乎所有的餐馆都重新开张了。这里看起来和两周前大不一样：那时候，曾经热闹非常的工人体育馆、三里屯、春秀路就像意大利导演达里奥·阿尔根托（Dario Argento）的电影落幕一样，凄凉又寂寞。
两周前，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出门到附近散步。所有的餐馆都关着，所有的预订都被取消了。有些餐馆在门口叫卖着已经采购的蔬菜和肉食，尽量挽回经济损失。地铁站附近，扬声器里传出鼓励大家献血的声音。所有药店都在营业，但口罩却都脱销。但是现在，一切都在慢慢恢复正常。
傍晚6点
玛格达莱纳，我在《今日中国》的智利同事，准备回家做饭，就剩下我和维拉继续散步，来到超市门口。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商品短缺的情况，冰箱里有今天晚餐所需的所有东西：面条、鸡肉、蘑菇、茄子、奶酪、草莓。在着名的幸福村大街迷你市场里，一对夫妇正为没找到几种进口商品而感到遗憾，两个已经连续多天超时工作的售货员则劝慰说，北京的供应这样丰盛该多幺值得庆幸。
回去的路上，我们重新审视这座城市，她也好像在我们眼里换了一个样子。很遗憾，我们不是医生或护士，那些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与冠状病毒面对面地作战；很遗憾，我们不是快递员，他们日夜工作，保障众多像北京这样，哪怕有着2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可以照常网购各种商品；很遗憾，我们不是清洁工人，他们依然默默辛苦，让街道和广场保持无可挑剔得洁净；很遗憾，我们也不是公共汽车司机或地铁工作人员，他们坚守岗位，尽管很少有人使用公共交通。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写文章，把很多媒体没有谈及的那些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们的故事写下来。
晚上9点
吃完晚餐，我们准备看一部电影。我们已经看了18部，玛格达莱纳希望疫情过去后，能把看过的所有电影做个排名。今晚我们想到了一些获得过奥斯卡提名的片子，但最后还是决定选择法国影片《不可撤销》。那部电影充满了浓重的法兰西腔调，故事采用的是倒叙手法，从事件的结局追溯开头。
因此，我也开始考虑以倒序的方式讲述在北京的这些日子。我想象开头是大家一起庆祝取得抗击新冠病毒胜利的场面；我想象高峰时段拥挤的地铁，到处都是餐馆、酒吧和文化中心的城市；我想象大妈们再次在城市公园里快乐地跳广场舞。那将是故事的开头，但结尾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利马。故事结束于1991年2月的秘鲁，那一年我的祖国遭遇了霍乱，母亲教我们用消毒水，父亲给我们忠告：“要小心，不要害怕。”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