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葱酱
只能说，方方的《武汉日记》拿不起文学的笔，也拿不起“知识”的笔。
除了文学价值，信息价值，文章还能有另一种价值，就是观念价值，或者说，姿态价值。这种姿态一言以蔽之，便是骂政府。这是方方日记唯一的价值，也是众多读者所期待的“大声音”的唯一价值内核。当然，方方的日记里不全是骂政府，也有讲政府做得好的事，但因为方方的价值内核是“骂政府”，所以这些对政府可圈可点之处的赞扬，也就天然地不会被怀疑为夸大的溢美之词，而是实事求是。也许，这是方方的日记令人安心的地方——同样的内容放官媒上，老百姓不信的，但方方讲，老百姓就踏实。从这个角度，方方确实是做了安抚人心的贡献。
关于骂政府，我之前写过文章，《谈论政府话题的起点——分歧与共识》。就这次疫情而言，政府肯定难辞其咎，武汉乃至湖北政府的决策在一开始出现了大问题，以至于我们错过了可以拦截病毒传播的最佳时机。最近病毒肆虐全球，“抄作业”这话频频出现，复盘方方日记的时候发现，她在2月3号就这样写了：
“疫情来了，从它初发及至扩散再至疯狂，我们的应对则从错误到延误到失误。我们没能绕到病毒前面拦截住它，却一直跟在它的后面追赶，尽管我们付出如此规模的代价。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思路并不对症，那么多可参照的前例，为什么不跟着学呢？直接抄个作业也可以呀？可能我的想法太简单吧。”——方方《武汉日记》
全球疫情肆虐的显示，那么多可参照的前例是很难跟着学的。不同决策之间的博弈当然也不是一个缺少知识的人能够想明白的——“我的想法太简单”，这句话恰如其分。在所有骂政府的声音里，我唯二不能苟同的，一是用文学式的语言来概括现实政治问题，例如草菅人命，漠视生命，粉饰太平之类；二是用政治体制来解释疫情肆虐。我不能苟同的原因是这两种结论都过于不动脑子。第二点已经有现实证据，第一点则很难有明确证据，因为官员没办法割开肚子证明他吃了几碗粉。但官员们不能割开肚子的情况下，我为什么相信他们没有多吃一碗粉，倒不是因为觉得他们是圣人，而是因为明知有难而故意瞒报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确实相信很多官员是比较蠢，但官至省市级要员至少也要非常谨慎而精明才行。疫情本身无论如何是自然灾害，又不是官员放的毒，有非典前车之鉴（我指的是瞒报拖沓之后被撤职的前车之鉴），官员只要没有收病毒的贿赂，他为什么要有意瞒报？
人们不能接受的事情是，我们在未知的事物面前会犯错。一种是过高估计，一种是过低估计，恰如其分如果不是偶发的运气，就是痴人说梦。显然这次我们犯的错是过低估计。我倾向于把这件事理解为人们认识事物需要过程，以及政府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缺少经验，以及决策机制有误。在很多医院都没有感染科的情况下，很多医护都不敢说随时爆发传染病就都能训练有素的情况下，政府的懵逼其实完全可以理解。这才是我们要在灾后重建中抓紧去补课的，而不是“不枪毙一批害人精不能平民愤！”的呐喊。这样的呐喊对于要抒发愤懑之气的民众，十分必要。官员就是得有挨骂的自觉。但方方要试图拿起知识分子的笔，就要先承担学习和思考的重量。
另外，普通人（方方也是一个普通人）之所以对骂政府有这样强烈的欲望，本质上还是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在情感和理性上都不能接受。这是一种“冤有头债有主”的民间思维，它相信任何好端端的人都不能无端端地死——但这其实是太平盛世留给我们的幻觉。有新冠病毒存在，就会有疫情存在，有疫情，就会有千千万万个家庭破碎。死亡人数腰斩一半，也仍是人间惨剧，满城血泪。人们试图用理性去讨论人和自然之间的角力，本质上是一种狂妄自大。也许做对了一些事，可能很多死亡可以避免，但人类从来不是这世界的先知，也从来不能一开始就做对事。以前读胰岛素历史的文章，那教堂外面色惨白命垂一线的孩子们被输入胰岛素后，奇迹般地恢复了血色，从死神手中挣脱了，而在这一天之前死去的孩子们死了就是死了。昨天看埃博拉病毒的历史，0号病人竟是一个2岁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是一样的年纪，紧跟着他脚步的是他的家人和整个村90%的住民。他们去哪里讲理呢？
但方方把骂政府作为了政治正确，作为了拒绝思考拒绝探究真相的挡箭牌，作为了自己“代言人”的合法性和高拔于普通百姓的优越地位的来源，我就看不下去。
一群下沉的人们高举着红旗去了。他们在红旗前照相留念。感觉像是到了一个旅游点，而不是在一个苦难沉重的疫区做事。照完相，他们便把身上穿的防护服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他们早就习惯做任何事都先把形式做足，都先自吹自夸。如果下基层工作是件日常的事，如同他们上班一样，他们用得着打旗帜吗？拐点还没有来，人们还在受难，百姓还困于家中，就要如此急切地举着红旗唱开颂歌吗？我还想说：什么时候公务员们前去工作不举旗帜不再合影留念，什么时候领导视察没人唱歌感恩，也没人做戏表演，你们才算懂得了基本常识，才算知道了什么叫作务实。不然，百姓的苦难还有个完吗？
——方方《武汉日记》 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11065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