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细面下汤沥干，放碗中，用鸡肉、香蕈浓卤，临吃，各自取瓢加上。

——袁枚《随园食单·点心单》

我看见/天空这口大锅/煮着光线的龙须面/或者/丝丝小雨的细面/用太阳煎蛋的浇头/或者淋上/星星的脆臊/那些拌和日子的杂酱

袁枚老先生在其《随园食单·点心单》中，仅面条就罗列了鳗面、温面、鳝面、裙带面、素面等五款。这只能说明袁大美食家对面条的情有独钟，而温面中的煮面、挑面和淋鸡肉香菌臊子（浇头），则和我们当今煮面路数完全一样，这立马让我想起了家乡酉阳的臊子面。

家乡的面条让我记忆最深的，要数童年时代（上世纪60、70年代）酉阳钟多镇四村街上挨衙门口的工农兵饭店，柴火灶上一口大锅和一只大鼎灌煮出来的臊子面。

那时要先拿壹角壹分钱二两粮票去柜台买一枚竹制的小牌子（竹牌上烙有印记，以防伪造），然后去后边厨房排队取面。那时一边排着队一边吞着清口水还一边想：轮到自己端面时一定要给煮面的石大嬢说请多舀一点臊子多舀一点油汤啊！

等着看石大嬢一碗一碗的挑面和舀臊子，同样是一种享受。面漂浮在翻滚开水的上面，近两尺长的筷子在大锅里来回上下左右拨弄着面条，只见石大嬢激一些冷水之后，立马把面条挑进碗里，紧接着先从微开不沸的鼎罐里沉底一瓢臊子汤舀进碗里（此一瓢是舀些肉粒），然后又从鼎罐里的汤表面飘舀起些许红油汤淋在面条上，最后抓起些绿色的香葱葱花撒在红汤的面上，就可以端去呼噜呼噜地吃了。那是那个年代最让我感动的红绿相间的视觉冲击，并且随之升起的臊子之香（那时尽是土猪肉），几乎到了闻到了但又不得吃则必要命的地步。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煮面用冷水激一下是为了锅里的面不黏糊且筋斗，而漂在面条上之红汤则是为了面条入口时的润香和麻辣。其实肉臊子（前夹肉最好）在鼎罐里用文火慢煨着也是酉阳臊子面的绝招之一，那样会使臊子汤在保持高温的同时更加浓郁且肉臊粒入口酥化。特别是一两口面条进入口腔咀嚼下咽之时，紧接着夹几粒香臊入口细嚼，再端起碗吹一吹喝口汤，那缠绵的香润裹夹着肉臊的沙酥，不是你说一句“好吃得像卵形”所能完全表达的。

记得有一年的一个晚上，我和小伙伴们在工农兵饭店大堂地上扇烟盒（一种游戏），扇到卖牌子的柜台旁边时，一个叫老疙瘩的伙伴头目在柜台底下摸刨到一块牌子，直接就去厨房端了一碗臊子面上八仙桌。见者有份，五六个花眉日眼的崽儿围着一碗面条转着你一口我一口，连汤都喝了个精光。结果虽然我是被母亲找来几乎是提着耳朵回家的，但那一口面和那一口汤的鲜香，至今还回荡在我的口鼻腔里。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酉阳臊子面馆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特别是酉阳二中附近的大小街道旁更是一家挨一家，着名的有范家面馆、陈家面馆、龚四面馆、武装部许大马棒的女儿开的面馆，甚至连从前修鞋配钥匙补自行车轮胎的郑老师傅在自家房子里也开起了臊子面馆。

那时早上八、九点钟的各个臊子面馆都挤满了上班的员和教书的匠。由于来吃面的几乎都是熟人，所以常遇上先吃完的某位土豪或贤达会把后来吃面的几个人甚至有时几十个人的单全买了，我也因此吃个好几回幺荷（白吃）。不过那时候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在面馆里遇见用臊子面下酒的哥们彭酉卜、张昌、李三、田丰及诗人李亚伟等，他们都说过臊子面其实是过早（吃早餐）的最好的下酒之物。碰到这几爷子，还没等到你坐稳，就给你勾二两上桌了。

对吃臊子面的体会，我妹夫张茂福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他说他如果第一天晚上喝醉了，第二天早晨一定要先去西山沟口范家吃碗臊子面，特别是最后喝那几口加了点醋的面汤下肚，才真正把人的魂给还了回来。而对于住在北京的我来讲，家乡的臊子面就像一包解决乡愁的良药，我常常把肉臊子和面条快递过来，吃得胃和内心就像是住在酉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