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摄影师赫尔穆特·纽顿
自时尚摄影于上世纪初在西方诞生以来，便成为了一种复杂的图像媒介：它不仅承载着当下的社会风尚，还反映了藏匿于人性中的欲望。而身处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时尚摄影先驱赫尔穆特·纽顿却完美诠释了其中真谛——在光影交融之间，他如何窥见人类的潜意识？时至流行文化当道的今天，他究竟走了多远？
人性和欲望的窥伺者
身为现代以来最负盛名的时尚摄影师之一，从德国走出的赫尔穆特·纽顿（Helmut Newton）通过黑白胶片转译着机械复制时代消散的灵光。从奢华的酒店到空无一人的街道，脚踏高跟鞋的女性是他作品中至上的灵感缪斯，却因大尺度裸露而被贴上了“情色”标签。
赫尔穆特·纽顿《Sie Kommen》（局部），综合材料，36.8×36.8cm，1981年
但也正是在不绝于耳的争议声中，纽顿奠定了自上世纪60年代至今都被奉为经典的个人风格。而他的代表作《Sie Komme》更是在2019年以182万美元的价格成为了同年最贵摄影作品。
赫尔穆特·纽顿《Fashion Studies，Milan》，综合材料，1997年
1920年10月，纽顿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尽管一战的硝烟为人类的心灵蒙上了阴影，不可逆转的工业化进程却加速了现代大都会的诞生——柏林迎来了各类新思想迸发的全盛时期。而在此背景下成长的纽顿则对周遭一切都抱有强烈的好奇：12岁那年，他第一次在地铁上拍摄了七张纪实性照片。四年后，又拒绝继承自家工厂的生意，转而师从以拍摄多重曝光人像而闻名的犹太裔德国摄影师艾尔斯·西蒙（Else
Simon）。
摄影师艾尔斯·西蒙
在艾尔斯·西蒙的工作室中，纽顿学习了如何使用8×10英寸的大画幅胶片机，同时又为老师惯用的超现实主义拍摄手法所触动，光影中流露的颓靡之感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可见一斑。然而好景不长，二战的爆发迫使他与家人分离，艾尔斯·西蒙也亡命于纳粹集中营——“她是一位伟大的摄影师，更是一位非凡的女性。”纽顿在回忆时说。
艾尔斯·西蒙《Hands Study》，综合材料，19.69×14.29cm，上世纪20年代
二战结束后，纽顿因受聘于法国时尚杂志而重返欧洲，自1961年起便以时尚摄影师的身份开启了长达25年的高光岁月。他鲜少在工作室中进行拍摄，而是热衷于将维多利亚式的高级酒店作为场景，选择清一色的女性模特为主角。
她们大多赤身裸体或是衣着光鲜地立于镜前或床边，仰拍视角让她们与昔日文艺复兴画家笔下沉睡的维纳斯大相径庭——纽顿镜头中的女性不仅是美和时尚的化身，还象征着人性深处的渴望和破碎的记忆。
赫尔穆特·纽顿《16th Arrondissement，Paris》，综合材料，60.6×50.2cm，1975年
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正值战后复兴之际，来势汹汹的大众文化与布尔乔亚式享乐情调完美结合。在此番浪潮中，纽顿以一种超脱于现实的窥伺手法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通过女性身体放大，而他的作品也与彼时兴盛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不谋而合。
在面对这一张张照片时，观者的心理会经历从意识、前意识到潜意识的三层转换，从而发现不为社会规范所容的欲望和被压抑的情感。这些颗粒分明的黑白胶片也从来都不止于先入为主的情色趣味，纽顿早已将其转化成了社会风尚和意识形态的视觉表征。
赫尔穆特·纽顿《Fashion Study，Paris》，综合材料，44×30.2cm，1975年
赫尔穆特·纽顿《Two Pairs of Legs in Black Stockings，Paris》，综合材料，26.9×26.8cm，1979年
光影之间的永恒女性
女性和欲望是纽顿作品中长久以来的核心元素，二者相辅相成却又相互矛盾。而上世纪60年代早期至70年代末正值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女性在争夺社会平等权利的同时力图颠覆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也正因如此，纽顿作品中对裸体的呈现被视作物化女性的极端行为，他本人也被扣上了“厌女症”的帽子。
赫尔穆特·纽顿《Fashion Studies》，综合材料，1997年
赫尔穆特·纽顿《Nova Paris》，综合材料，1973年
但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如若重新审视纽顿的作品，便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二元对立性和超前性：他一方面再现了男性凝视下女性作为性幻想对象的刻板观念；另一方面则试图从该观念内部出发，通过呈现被注入力量和自由精神的女性身体从而挣脱既定框架，塑造不同以往的女性形象。
赫尔穆特·纽顿《Yves St. Laurent，Rue Aubriot，French Vogue，Paris》（吸烟装系列），综合材料，1975年
赫尔穆特·纽顿《Yves St. Laurent，Rue Aubriot，French Vogue，Paris》（吸烟装系列），综合材料，60.3×50.1cm，1975年
这也正如他于1975年为时尚品牌YSL拍摄的那组《吸烟装》（Le
Smoking）系列大片一样——当年，出自着名设计师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之手的“吸烟装”以挑衅的姿态进入公众视野，震惊四座。这种原本专为贵族男士在晚宴结束后吸烟时准备的轻便装束，在此摇身一变成为了女性解放自我、打破边界的外在驱力。
而在纽顿的镜头中，身着吸烟套装的女性手捻香烟，在巴黎小巷的幽暗灯光下被赋予了一种神秘感。在时尚与艺术的结合中，女性不再是沉默的缪斯，而是向世界宣示主权的独立个体。这不仅成为了纽顿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也使YSL吸烟装在如今的秀场上被再三复刻。
赫尔穆特·纽顿《Cigar Industry，Milan》，综合材料，1997年
实际上自师从艾尔斯·西蒙起，纽顿就从未停止过对女性身份的探索与诠释。上世纪80年代初，受德国警方为犯罪分子拍摄的身份照启发，他采取了类似的构图形式和曝光手法，将其剥离原初语境后创造了《Big Nudes》系列。
罗伯特·梅普尔索普《Lisa Lyon》，综合材料，1982年
在该系列中，纽顿让模特以完全裸露的姿态直面镜头，从臣服者变成了领导者。而她们流线型的健美身材则一反传统审美，与同期美国摄影师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thorpe）作品中充满阳刚之气的女性遥相呼应。就连时尚鬼才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都说：“如果你试图触碰纽顿作品中的女性，她们或许会咬断你的胳膊。”
赫尔穆特·纽顿《Margaret Thatcher，Vanity Fair》，综合材料，1991年
离经叛道的时尚摄影
在近半个世纪的摄影生涯中，纽顿以其离经叛道的创作方式重新定义了时尚摄影。实际上，自摄影术于1839年被发明以来，以本雅明为首的一众哲学家便声称其剥夺了艺术的灵韵（Aura）：所有作品皆可被复制，从而失去了原初语境中的展示价值和权威性。而在此基础之上的时尚摄影更是因为与生俱来的广告性质，致使自身的文化属性和价值变得模棱两可。
赫尔穆特·纽顿《French Vogue，Melbourne》，综合材料，1973年
但在纽顿的作品中，无论是为国际一线时尚杂志拍摄的封面，还是与奢侈品牌合作的广告大片，那些身着华服的女性往往拥有更为永恒却难以即刻解读的特质。她们在摄影师的引导下无视时间来宣称自己的存在：从衰败的欧洲庭院到精心设计的雅致公寓，她们诠释的并非易逝的时尚，而是女性自身融合了美、情欲和力量的可贵品质。
赫尔穆特·纽顿《Elsa Peretti in a Bunny costume by Halston，New York》，综合材料，58.2×38.4cm，1975年
不仅如此，相较于大多追逐高端器材和精湛技术的商业摄影师，纽顿在这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极少主义者（Minimalist）。同该流派对创作媒介物质性的强调类似，纽顿也十分注重影像不加修饰的本真性。即使他曾尝试过如格拉菲（Graflex）和禄莱（Rolleiflex）等不同品牌的相机，也从不抗拒一次成像的拍立得。“四个机身、五个镜头、一个闪光灯和一个宝丽来便足矣，它们可以被轻松装进包中且不会超过40磅。”他如是说。
赫尔穆特·纽顿《Thierry Mugler，Monte Carlo》，综合材料，1998年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已步入晚年的纽顿携妻子从巴黎搬去了摩洛哥最大的城市蒙特卡洛，此后便往返于此地和洛杉矶之间。尽管如此，年龄也丝毫没有成为他创作的阻碍。直至2004年因车祸去世前，纽顿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几十年如一日的风格。
赫尔穆特·纽顿《安迪·沃霍尔》，综合材料，50.8×61cm，1974年
赫尔穆特·纽顿《大卫·鲍威》，综合材料，50.8×40.6cm，1982年
多年来，无数艺术家和名流在他的镜头前走走停停，时尚摄影也成为了一代大师对人性和欲望的最佳诠释。正如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明室》一书中所说：照片是一种文本，可以被阅读、被阐释，甚至被争论，却不应该被分类和限定——这或许也是赫尔穆特·纽顿的方法论和价值观：在他的世界里，摄影永远都超越图像本身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