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飞鱼

责编 | 陈沉沉

前天晚上，我接到了好久没见的闺蜜小楠的电话。

电话里，小楠大倒苦水。

原来，这一年她全职带娃，强烈感受到了婚姻里女性的不容易：

她的收入跟老公不相上下，但家里人一致想让她好好带娃，权衡再三，只能先放下事业；

想让老公推掉一些应酬、留点时间给家庭，每次收到的回复都是工作要紧，自己在家里也帮不上什么忙；

偶尔抱怨老公连冲奶、哄孩子睡觉这些事做不好，他就说自己工作累，这些琐事干不好很正常。

小楠接下来的一句话，更是攒足了委屈——

丈夫只强调自己赚钱辛苦，却根本看不见带小孩有多累、多崩溃，也看不见我的牺牲和付出；在这个家里，我被隐形了。

听到这里，我也感受到了同为女性的压抑和无力。

婚姻里，这种「不被看见」、「理应妥协」的困境，很多人都在经历着。

细心观察自己或身边人的婚姻，都会发现——

很多女性在生娃之后，被理所应当地要求回归家庭，主动揽下家务劳动、育儿劳动。

比如小楠，

自从有了孩子，因为整个家庭对于一个妈妈的期待，她退出了职场，选择全职带娃。

而这样的期待，即使放在社会地位更高、经济更独立的女性身上，同样奏效。

前不久，女教授陈朗为去世丈夫写的悼文意外破圈，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强烈共振。

优秀如陈朗这般，

耶鲁大学宗教研究系博士、哈佛大学神学院神学研究硕士，同时还有着香港高校的终身教职。

婚后的她，依旧因为丈夫的学术发展、也因为照顾孩子的需要，还是放弃了教职职位，跟随丈夫共赴异国他乡。

她在文章里透露——

曾经我也是多么地热爱哲学和理论，如果我们不结婚，我是否能更好地欣赏他的思想和行动……你们想要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总得有人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零和博弈。

虽然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丈夫并没有要求陈朗无限的牺牲和妥协。

比如患癌期间，他拒绝了陈朗脱产照顾他；

除非万不得已，拒绝让她陪自己去外州看医生……

但正是这样，更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身不由己」：

无论看上去多么般配的婚姻里，原来始终是有一个人在负重前行，

这个人，大部分时候都是「她」。

对于一个进入婚姻的男性来说，他可以天然地、绝对地、不受争议地把自己的事业发展作为家庭的中心。

然而，当这件事发生在女性身上时，却是不可接受的。

正如陈朗提到的，这就是大多数女性「被迫的沉默」——

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们杰出的伴侣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内心最痛苦地尖叫着。又有多少女人最终用“爱情”说服了自己，抵消了、忘却了心中的尖叫，保持沉默。

当然，现实生活中，也还存在另一种少数情况。男性承担起家务和育儿劳动，变成“女主外、男主内”的情况。

那么，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情况是否会有所好转？

这让我想起了今年一部获得戛纳金棕榈奖的电影——《坠楼的审判》。

它主要讲述的是，因为丈夫坠楼后，而引发的法庭上对最大嫌疑人——妻子的审判；

以及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于两人过往婚姻状况的追溯与还原。

在这对夫妻的家庭分工中，出现了性别调转：

丈夫辞去了在大学的教职工作、照顾儿子；妻子则负责赚钱养家。

这样的婚姻会更幸福吗？

电影里面高潮、也最经典的一幕，是夫妻之间爆发的激烈争吵。

丈夫想要在自己的小说事业上投入时间和精力，实现更多的自我成就。

但繁重的家庭琐事和育儿负担，让他似乎只能看着个人事业踟蹰不前，想要突破却深感无力。

他指出这是一个问题，希望妻子能承认这个问题，并一起来解决。

但妻子认为，育儿这些并不是自己逼丈夫做的。

他完全可以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写小说；或者把儿子让保姆照顾。

在这里——

丈夫成了那个不被看见、不被支持而崩溃的角色；

妻子则成了那个无视对方为家庭做出付出的人。

而回到现实生活中，“女强男弱”的婚姻面临的问题，不在少数。

前段时间，傅首尔和前夫老刘就因为离婚话题频上热搜。

他们之间的矛盾是这样的——

傅首尔的事业一飞冲天后，老刘专心稳住大后方，照顾孩子。

他坦言，自从搬到上海后，日常只围绕两件事：送孩子上学，接孩子回家。

好的一点是，傅首尔是认可老刘为家庭做的贡献的，还请了保姆阿姨帮忙。

但即便这样，老刘觉得现在自己的状况有问题。

他感受不到自我价值感。

当一个男性被放置在需要更多承担家务劳动、育儿劳动的位置上时，他也就体验到了这种在婚姻中失权、作为弱者要面对的现状。

看到这里，我们才真实地意识到：

女性并不是一种性别，女性是一种处境。

聊到这里，我们会发现，这类问题并不能用简单的性别差异来解释。

婚姻中的家务劳动、育儿劳动只由一方（无论是男是女）来承担时，家庭是稳定了，但这个人的「自我」可能正面临被剥夺、压缩。

如果是女性，那么就会默认为这是你本应该做好的，做出个人牺牲是值得的。

如果是男性，那么一直以来被鼓励追求事业成就的他们，根本无法从中获得价值认同。

而这些背后，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对承担家务、育儿这一类劳动价值的不认可；

事实上，全职主妇、主夫也应该成为一份职业。

比如德国的《家庭法》就会规定“在婚姻生活范围内，家务劳动是一种职业”、“非家务劳动的一方，有义务为家庭提供必需费用”。

当然，这是从结构层面来说，更宏观的部分，它的实现确实有挺长的路要走。

而回到个体的婚姻生活中，我们并非没有改变的可能——

拿朋友小楠来说，她之所以对于丈夫失望，是因为对方选择逃进工作里；

看不见妻子的需求和痛苦，把家务、育儿等劳动都丢给对方一个人去承担。

而我身边另一对婚姻状态更和谐的夫妻，状况则完全不同。

妻子怀孕之前，她主动要求商量家务、育儿劳动应该怎么分担。

丈夫也因为她的科普、坚持，开始更有意识地去了解生育对于女性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为此，他还去体验了模拟分娩。

也因此，算是感同身受作为女性的不容易。

除此之外，当公公婆婆有意无意释放想让女方辞掉工作，全心在家照顾孩子时；

妻子选择跟丈夫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希望对方出面扛住来自公婆的压力。

最后，在协商和权衡下，决定之后请专业月嫂帮忙，支持女方继续回归职场。

所有这些背后都是：

一方表达自己的合理需求，另一方也能配合、站在同一个视角，看到对方的处境。

这种表达和看见，就是改变发生的第一步。

在博主张踩玲和她异国丈夫的婚姻里，同样面临过“女强男弱”的问题。

当初她参加《奇葩说》，很多人批评她为了发展不顾肚中孩子的健康。

但杰米鼎力支持说：你应该去找个地方，绽放你的天赋。老大就交给我带吧，孕妇不一定要蹲在家养胎。”

后来随着妻子的事业发展，杰米开始承担起了“全职爸爸”的责任。

杰米对职业的高低贵贱没有太多划分，他当过英国的议员，也做过幼儿园英语幼教，他说：“本质上这两份工作差不多，都是看人打架。”

他对于“全职爸爸”这个身份的内在肯定，是保证自身不会失落、失去价值感的支撑。

期间两年，张踩铃一个人赚钱养家，但她告诉女儿：

“如果没有爸爸的牺牲，妈妈根本没有家可以养，这个家是两个人共同支撑的。”

当别人说杰米吃软饭，踩铃会怼回去：“家也是需要一个人花时间经营的，你赚钱买多少个羊毛衫，也得有人知道咋洗呀。”

总之，在婚姻里，他们是彼此认可对方为这个家庭做出的贡献；

与此同时，自己也发自内心认可这些贡献带来的价值。

这样，一段关系才保持住了内在的平衡。

 写在最后 

有人说：

伴侣是最亲密的竞争者，在婚姻这个狭小的空间内，充满了被压抑的自我。

的确，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当一方需要过多负重前行时，关系失衡是迟早的事。

而家务劳动和育儿劳动，就是一个需要重新被审视的地方。

在后续跟小楠的聊天中，当我把这些视角分享给她时，她说——

这也是我期待的，在婚姻的分工合作中，彼此保持平等、尊重和理解。

外界的环境仍然会有影响，但这份压力，大家一起扛。

这段时间，她打算重新找老公协商，来讨论这些过去不被看到的问题以及自己的难处。

不管结果如何，这是第一步，祝福她顺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