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 ? 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经说过：“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不擅长告别。”然而，7月11日下午2时，这位伟大的存在主义作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的世界，享年94岁。

作为上世纪80年代，最炙手可热的文学大师，米兰 ? 昆德拉花了一生的时间，去叩问了几乎所有涉及人类存在的问题：生死、政治、流放、个人、遗忘和回忆等。

他的小说往往建立在哲学主题之上，正如作家所解释的那样：人类存在的问题，哲学从来不知道如何充分去理解，只有小说才能抓住这些问题。哲学不能垄断所有智慧，小说是一种新型思考。

于是，作者通过实验性的人物塑造，对一些重大的存在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作家卡洛斯 ? 富恩特斯，曾在写给他的信中表示：“你的小说人物，抵抗着两桩葬礼：遗忘和缺乏远见。”法国总理博尔内也认为：“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深刻的、人类的、亲密的和遥远的探索。”

昆德拉对于生存的叩问，引发我们的思考，也启示我们探寻自己的人生。本期推文，分享昆德拉留下的10个问题。你思考的越透彻，就活得越深刻！

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

是一个人的基本能力

应该始终要放在首位

▼

“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

在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主人公托马斯陷入了三角恋。在他无法抉择的时候，托马斯懊恼的表示：“如果我可以拥有两次人生，在第一次人生中，我会邀请她来我家；在第二次人生中，我会把她踢出去。然后，我可以比较一下，看看哪个选择最好。但是，我们只能活一次。生命是如此之轻，就像一个轮廓，我们永远无法填满，修正，或变得更好。这太可怕了。”

所以，德国有句谚语叫做：“一次不算数，一次就是从来没有。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没有活过一样。”

那么，人应该如何生活呢？维克多 ? 弗兰克尔，在他的作品中表示：“人应该就像你第二次生活一样，就好像你第一次做错了，你打算修改一下生活。”

昆德拉的理解和维克多有类似之处。他认为：人们总是大喊大叫，希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不是真的。未来是一个对任何人都没有兴趣的冷漠的空白。人们希望掌握未来的唯一原因是改变过去。

换言之，人类对过去的反抗成就了未来。放弃对未来的期待的人，就是自由的人。而什么人可以放弃对未来的期待呢？就是那些意识到生命不可能完美的人。

我们的所有选择，都使我们成为自己。没有完美，只是存在。

我们要不要认真对待生活？我们认为它是重还是轻？或许我们不应该把它看得太过严肃，采用享乐主义；又或许，我们应该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为我们的人生赋予价值。

米兰 ? 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塑造了三位不同的主人公。

医生托马斯，追求享乐主义，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是享受生命之轻的人；萨丽娜是托马斯的情人，也是一名享乐主义者；而特蕾莎信奉忠贞和婚姻契约精神，是托马斯生命中沉重的那一部分。

如果托马斯继续追求不负责任的人生，就会失去特蕾莎；而如果娶了特蕾莎，就要放弃萨丽娜。小说提出一个二元对立的命题：仅有一次的生命，应该怎么过，是选择那些轻，还是那些重。

最终，托马斯是轻，却最后选择了重。特蕾莎是重，得到了生命中所追求的重。萨宾娜是轻，却在坚持生命之轻的同时，坠入了失重般的虚无。

昆德拉由此提出：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活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太重了，我们会被压垮；但太轻了，我们将活得虚无。人，应该，在生命的轻与重之间，找好平衡点。

何为媚俗？文学评论界认为：俗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物体，在客体和观察者之间。缺乏所有关键的距离。它提供了瞬间的情感满足，无需智力努力，无需距离，无需升华。

庸俗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娱乐，使我们大脑麻木。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有一段关于媚俗的经典阐释，参议员和萨丽娜正在聊天，看到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提出他们是幸福的结论。但萨丽娜心里想的却是：参议员怎么知道，奔跑的孩子们意味着幸福呢？他能看透他们的灵魂吗？如果他不在，也许其中的一个孩子，会殴打另一个孩子呢。

令萨丽娜反感的远不是世界的丑陋，而是这个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媚俗就是世界的面具。

正如昆德拉总结的那样：由媚俗而激起的情感，必须能让大多数人来分享。因此，媚俗召唤的，是靠深深印在人们头脑中的关键形象：薄情的女孩，遭遗弃的父亲，草坪上奔跑的孩子，遭背叛的祖国，初恋的回忆等等。

而一个人如何在意识形态，以及商业时代，保持精神独立，不被媚俗捆绑呢？昆德拉的回答是：美是庸俗的敌人；坚持个性的人是庸俗的敌人。

“庸俗是所有政治家和运动的审美理想。我们这些生活在各种政治倾向并存、相互竞争的影响、相互抵消或限制的社会中的人，或多或少可以逃避俗气的调查：个人可以保持他的个性，艺术家可以创造不寻常的作品。”

但昆德拉也悲观的意识到：媚俗的根源就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媚俗是掩盖死亡的一道屏风。只要有公众存在，只要留心公众存在，而不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就免不了媚俗。在媚俗的王国，实施的是心灵的专制。

昆德拉认为，审查为小说带来的危险之一，是制造了道德主义。审查在善与恶之间，建立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从人类的角度来说，这很有吸引力，但对于文学来说，却是致命的危险。

“我最爱的奥地利小说家，赫尔曼 ? 布罗奇说过：对一个作家来说，唯一的道德就是知识。只有一部揭示人类存在的未知片段的文学作品才有存在的理由。当作家并不意味着鼓吹真理，而是意味着发现真理。”

昆德拉曾经说他的作品是“颠覆性的”，因为它提出了道德和社会不确定性的问题，任何意识形态的忠实者都要被谩骂。因为昆德拉总是“深深地、激烈地、厌恶那些在艺术作品中寻找立场的人，而不是为了了解、理解、掌握现实的人。”

“暂停道德判断不是小说的不道德，而是小说的道德。这是一种小说的道德标准，它反对人类的一种不可磨灭的习惯，即立即、不断地，对每个人都要判断，人有一种天生的难以遏制的欲望，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进行判断。”

而昆德拉认为，生命是无数表达方式和经验的表现，不是绝对的预先给予。道德意义上的生活，是一套预先确定的法典，永远不可能是一个解决各种不一致的元叙述。

当道德堕落成庸俗，成为塑造人的工具时，人类的困境就在其中，困于一种对生命的错误观念中。

在描述昆德拉的写作风格时，存在主义是被反复提及的概念。而存在主义哲学的重点，是强调人的存在、自由和选择。

让 ? 保罗 ? 萨特认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存在主义者，就必须依靠自己来做所有的决定。这给了人类完全的选择自由，然而，伴随着这种完全的自由，是一个人必须明智地选择的责任。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萨丽娜离开故国，当被反复盘问是否反对共产主义时，她两次坚定的回答：我的敌人是庸俗，不是共产主义。

而当昆德拉本人被问道，是否是共产主义者时，他的回答是：不，我是个小说家。当再次被记者问道，是否是持不同政见者时，他的回答依然是：不，我是个小说家。

昆德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自己定义自己的形状和性质，因为这是存在的自由。在《生活在别处》中，昆德拉表示：把自己交给他人的眼光去评判，正是产生不安和怀疑的根源。

重要的不是世界如何划分你，定义你，重要的是你的选择，你有选择的自由。

1985年，米兰 ? 昆德拉获“耶路撒冷文学奖”。在领奖演说文《小说与欧洲》中，昆德拉表示：不会笑、没有幽默感的人，固有观念的无思想性，媚俗。这是与艺术为敌的三头怪兽。

而昆德拉认为，笑的能力，是一个人可以被信任的标志。昆德拉对幽默的推崇，源于斯大林时代起，他就“被一个正在失去幽默感的世界吓坏了”。

昆德拉将缺乏幽默感，视为严苛审查的源头。因为审查者缺乏幽默，不懂幽默是对正统的解构。现有的反讽，正是因其不敬所以好笑，因此才会过度上纲上线。

“我们经常嘲笑不恰当的笑话。事实上。正是它们表达的思想和感觉，与流行的正统观念不一致，才使它们如此有趣。嘲笑这些‘错误的’笑话，是异议的一种形式。”

昆德拉将对异议的围剿，以及热衷于审查的人，称之为一群无知的破坏者。他们指定自己来判断别人读、看、听、想、说的东西。

昆德拉写道：“这些心胸狭窄的家伙相信，使世界符合他自己的形象，是他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由于世界大部分由他能力以外的事物构成，他通过破坏世界来适应他的形象。”

“那些只生活在自己无背景的当下，对周围的历史延续一无所知，缺乏文化的人，可以把他们的国家变成没有历史、没有记忆、没有回声、没有美的沙漠。”

昆德拉认为，审查会造成道德上的越权。破坏者所反对的东西往往过于复杂，使他们温和的智力无法处理或掌握。所以，他们粗暴的将其变成一个平淡的产品，或者干脆不允许它们出现。

昆德拉推崇那些以“不确定性”为主旨的艺术家们，比如捷克作家卡夫卡、维也纳小说家罗伯特 ? 穆德尔，和捷克作曲家赫尔曼 ? 布拉克。

因为昆德拉认为：人的愚蠢来自于对每件事都有答案，小说的智慧来自于每件事都有一个问题。

“小说没有任何断言。我不知道我的国家是否会灭亡，我也不知道我的哪个角色是对的。我创造故事，面对面地面对别人。通过这种方式我提出问题。”

昆德拉表示：自己努力探索“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包括他所谓的“不确定性的真相”。

小说不是作家的忏悔，是对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他呼吁真理和自由，没有自由，真理就无法得到承认。不过，昆德拉也断言：现代的愚蠢并不意味着无知，而是意味着不考虑别人的想法。

“愚蠢究竟是什么？理智可以除去阴险地隐藏在美丽谎言之下的恶的面具。但是面对愚蠢，理智是无力的。它没有任何面具可以除去。愚蠢并不戴面具。它就在那里，无辜的，真诚的，赤裸的。而且是无法定义的。”

“人类与权力的斗争，是对遗忘的记忆的斗争”，这句话出自昆德拉的小说《笑忘录》。通过一些短篇故事的合集，探讨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人们是如何善于忍受痛苦，并通过遗忘不断重复痛苦。

换言之，我们从历史中学不到任何东西，因为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过去。

在1967年，他出版的第一部小说《玩笑》中，也有过类似对于这种荒诞现象的控诉。勒德维克寄给女友一张明信片，他在结尾写道：乐观是人们的鸦片。健康的氛围散发着愚蠢的恶臭！

而遗忘，是一种试图破坏记忆的方式，有时是人们基于乐观的愚蠢，善于忘记自己经受的苦难，有时是源于权力者的刻意为之。

“清理一个民族的第一步是抹去它的记忆。破坏它的书籍、文化、历史。然后让人写新书，创造新文化，创造新历史。不久，这个国家将开始忘记它是什么，来自哪里。”

这就是为什么不断修正历史，改变叙述，愚蠢的乐观，和善于遗忘，总是混合在一起的原因。因为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破坏记忆的战略。

因此，昆德拉认为某些情况下，记忆缺失也是一种罪恶的形式，参与同谋的形式。

昆德拉多次表达，对现代社会过分喧嚣，以及过度混乱和曝光的反感。作为一位世界知名作家，他厌恶公开性，并拒绝接受采访。以至于去世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他居然还活着。

“当我还是一个穿短裤的小男孩的时候，我梦想着有能让我隐形的神奇软膏。后来我长大了，开始写作，希望能成功。现在我成功了，我想拥有能让我隐形的药膏。”

在小说《身份》里，昆德拉写道：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被控制，都被记录下来。那些大商场到处有摄像机监视我们。一个人怎么可能避开监视完全消失，连一点痕迹也不留下？

“任何泄露他人隐私的人，都应该受到鞭笞。我们生活在一个私人生活被摧毁的时代。在前苏联国家，警察摧毁了它；在民主国家，记者威胁着它。而人们自己也逐渐失去了，对私生活的品味和对私生活的感觉。”

昆德拉进而表示：“生活中一个人无法逃避别人的目光，那就是地狱。”没有私生活意味着，自然的破坏、思想和艺术的衰退、官僚化、人格解体...

昆德拉对绝对现代化，一直保持警惕。他拒绝在相机上露面，并且早些时候，不允许他的作品以数码形式出现，是绝对的印刷文字的忠诚维护者。

“在我看来，无情地继续前进的时代开始危及书籍。正是由于这种痛苦，在我的所有合同中，我都有一个条款，规定必须只以书的传统形式出版，只在纸上阅读，而不是在屏幕上阅读。

人们走在街上，他们不再与周围的人互动，甚至不关注他们经过的房子，他们的耳朵上挂着耳机。他们不看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看他们。我问自己，他们还会读书吗？阅读还会持续多久？”

昆德拉被称为是后现代主义作家。后现代认为，现代对科技与理性的极端推崇，造就了“人类死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现代科技武器消灭的生命达到7000多万。理性变成了部分人掠夺他人的御用工具。

“人类死了”意味着，人们不断消除自己作为人的属性，沦落为理性和机器的奴隶。昆德拉以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科技和理性，认为“绝对的现代化，就是成为自己掘墓人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