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弦子5月20日的微博信息显示，去年“12月2日的庭审历时十多个小时，我们遇到了非常多不合法不合理的困难。”概括来说有八个方面，一是弦子申请将“案由”由“一般人格权纠纷”更改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遭到法院拒绝。为什么要更改案由？因为在2018年弦子提起诉讼时，当时还没有“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这一案由，在中国最高法院完善司法改革后的2019年1月1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才正式成为案由之一。弦子案本就是性骚扰案，要更改案由合情合理，奇怪的是海淀法院拒绝了弦子的请求。
2020年12月2日弦子案一审时，支持者们在法院外举着横幅等待弦子。(美联社)
其二，弦子要求重新检验案发时她穿的连衣裙DNA被拒绝。其三，请求当庭播放监控录像被拒绝。法院给出的回答是“公安机关从来没有调取过监控，所以并不存在可以播放的监控视频”。但当年弦子报案时警方确实调取过监控，并且弦子案的刑事卷宗里还有监控视频的截图。海淀法院说警方从未调取监控，谁在说谎？
其四，申请调取弦子父母的笔录被拒绝。法庭给的说法是“公安已经提供了卷宗，不会再次向公安调取。”不过现实是，公安的材料存在监控录像、笔录、衣物等重要证据的缺失，法庭为何不向公安调取更能说明案情的材料呢？
其五，对朱军方提供的虚假证据不予调查。弦子要求为朱军做证人的商同学到庭说明情况，查清案发事实，结果被海淀法庭当庭拒绝。什么样的证人可以不用到庭作证？其六，弦子反复要求朱军到庭，法庭的回答是“没有必要”，并且完全不解释理由，也不给出法律依据。什么样的被告人可以不到法庭应诉？
其七，要求有先例可循的人民陪审员、七人合议庭被拒绝。其八，要求公开审理被拒绝。此案一不涉及国家机密，二不涉及商业秘密，并且“受害者”主动放弃个人隐私，要求“公开”审理，海淀法院为何要坚持不公开审理此案，难道是要保护“加害者”的利益，令人难以理解。有些案件是为了保护受害者的隐私（如女性被强奸不宜公开案情和受害者情况），受害者要求不公开审理案件，可以理解；显然，弦子性骚扰案与此不同，完全可以公开审理，让世人了解真实的案情。
原本此案二审要在5月21日进行，可是在21日早上9时30分弦子接到海淀法院临时通知，开庭时间再次延期，并且未告知任何理由。这让安排好时间，准备参加二审的弦子、律师和专家证人都被放了鸽子。
从弦子公开的信息看，世人不难发现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法律战”。显然，著名主持人朱军受到海淀司法的特殊优待，不仅弦子在2014年6月10日报案的海淀区羊坊店派出所，没有全力调查朱军，而是全力调查弦子；“在报案的第三天就远赴武汉向我父母施压，将本案压下，至今未予立案，也不出具相应法律文书。”而且，海淀法官无视查清案情的需要，允许朱军不出庭，允许朱军的证人不出庭，这是公平、公正的做法吗？
当然朱军可能是冤枉的，为了查清事实，让受冤的人获得清白，海淀司法系统更应该公开、公平、公正的执法，将与案情有关的信息据实呈现出来，相信法官、公众是明智的，大家应该能对此一影响深远的案件，形成符合实情的判断。2019年“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才刚刚成为中国的民事案件案由，类似案件的司法实践刚刚开始，弦子案作为典型案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界的重视，争取让这一案件获得公平、公正的审判，为以后类似案件的判决，留下好的范例。
2020年5月28日，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的通过、实施是中国司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法治建设取得很大进步。不过，如果好的《民法典》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得以具体实施，中国基层司法仍然可以滥权妄为，只为权贵服务，那么《民法典》通过的意义将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