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我的拳王男友》上映时，毫无疑问引起舆论关注的焦点依旧是向佐夫妇的恋情。最终，影片市场反应不佳，仅收获2440万票房。这部由杜琪峰导演、韦家辉参与编剧的影片，在豆瓣仅有三千余人标记看过，评分低至4.6分，在“杜琪峰”名下身在倒数之列，不折不扣应当是杜sir的“黑历史”，不少影迷甚至直呼“杜琪峰与韦家辉是不是欠了高利贷要还！”
实际上，杜琪峰近年来作品表现低迷，爱情片中，《华丽上班族》等口碑平平；而在其更加擅长的犯罪题材领域，《三人行》同样受到诟病。北上合作拍片试验成功的《毒战》与十分杜琪峰的港片《夺命金》距今已有将近十年。影迷当然期待《黑社会3》，但其水准是否还能回到银河映像时代？或许只有等到电影上映才能见分晓。
“银河映像，难以想象”，这一由杜琪峰、韦家辉、游乃海等著名影人于1996年创建的电影制作公司（银河映像）至今仍然备受推崇。它制作的电影风格鲜明、题材多变，在商业利益与艺术追求之间游刃有余，为香港电影开创了新的纪元；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杜琪峰奉上了多部经典，《枪火》即在此列，应属杜氏黑帮片的代表作品之一。
一九九九年冬，《枪火》上映。这部电影，杜琪峰用其简洁、明确的风格讲述一个社团内五个男人间的恩义情仇。阿鬼（黄秋生饰）、阿来（吴镇宇饰）、Mike（张耀扬饰）、阿肥（林雪饰）同阿信（吕颂贤饰）受雇成为黑社会龙头文哥的保镖，并被要求查出追杀文哥的幕后黑手，五人多次与对手展开激战，在此过程中成为肝胆相照的好友。
香港电影中，黑社会这一现代化“江湖”为许多故事提供背景，演绎出不少佳作。《枪火》片长仅84分钟，镜头语言毫不冗繁，情节张弛有度，带有明显杜琪峰的风格烙印。
香港，首先作为真实的物理空间而存在。而影片中的“香港”则属于黑社会。“正义”，属于“盗亦有道”一方；香港的市井街巷、商业高楼服务于“江湖事”。于是，在“香港”这一繁华、现代的都市舞台上，鲜活的人物演绎出江湖故事，水泥构筑的街道、建筑与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社团成员对比鲜明，城市因人而鲜活。
“枪火无眼，人间有情”，杜琪峰利用“香港”完成他对江湖的构建，他亦用《枪火》等影片演绎出香港的文化根源。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影片中电影物象及核心内涵等方面，探究杜琪峰片中文化可能性以及他心中的那个别样江湖。
一． 城市如何被“利用”，香港如何被演绎？
香港作为背景，用其独有的空间形态为人物、事件提供布景与场所。城市景观的出现，与叙事相配合，画面产生的冲突反应却以一种冷峻的方式印证黑社会故事的合理性。
在香港这样以资本著称的城市，人多地少，城市高楼耸立，建筑物向上发展必不可少。街道狭窄逼仄，仰视能感受到压迫，俯视更易掌控全局。高楼暗示出权力的掌握，高度意味着视线所及拥有的更多。
《枪火》中，临时组成的五人小组，第一次枪战便发生在如此街巷中，对手在后街对面的楼顶进行狙击。五人与狙击手恰好占据类似直角三角形的构图中最长边之两端，而狙击手更有距离与楼高的优势，城市高楼为其充当掩体。
此一片段，阿信年轻敢搏，阿鬼冷静擅长控制全局，Mike枪法一流，五人第一次在实战中磨合。对手的狠绝令这条路逃无可逃，不止今晚，进入社团，其后也是一样。在同样这条街道，阿肥目睹与阿信有染的阿嫂被处决，社团规则正是如此体现。
一条街道，两次使用，被赋予不同意义，前者令五人性格特点突出，并逐渐开始培养出默契，后者则更为冷酷地揭示出地下社会的生存法则，以及男性世界里女性被牺牲的特质。
商场作为“拜物教”的所在，杜琪峰却并未过分发挥其象征意义。电影中，打烊后空旷的商场成为五人枪战的战场。镜头由远及近，由下及上。电梯徐徐落下，五人护送龙头大哥离开，在与之相对的商场另一端，保安着装的男人走上上行的电梯，水平视线中，上下交错瞬间，木讷男人突然掏枪，甩出帽子抛向空中，下一镜头他已被五人击中。这一次五人配合紧密，导演手法干净、利落，主角们在空间里的站位有序，时有变化又不脱整体。
场景如何配合人物？杜琪峰擅长删繁至简，将镜头拉开，目的直接地将五人枪指对手的画面收入其中，风格突出。这场戏充分发挥了空间对塑造人物、完成构图与叙事的效用。中空的室内场域为五人的合拍提供展示空间，他们的命运也由此合为一体。
别墅、豪宅是香港另一种城市景观，在地理位置上虽并不处于城市中心，但其本身代表的生活即象征着权力。另一方面，在别墅内部，社团权力中心凸显，社团本身带有金字塔式架构，实则属于父权与等级制的缩影。街巷枪战遭袭，龙头大哥遭到枪击，第二天在别墅中见到五人，用语言给五人造成愧疚感与压力，语言成为政治的工具，暗示出“如果他死，五人同样性命攸关”，言外之意明确，逼迫五人更加用心护其周全以及尽快找出幕后人物。
二． 导演如何演“义”香港？
杜琪峰一方面在利用“香港”的城市景观构建江湖，在街道、商场、别墅里刻画江湖中人的性格、行事方式及与人相处。另一方面，他又用电影为香港这座已经现代化的资本城市赋予上“江湖气”，而“江湖气”的香港并非从未出现过，他将现代的香港在历史变迁中，受政治与经济环境影响积压下的社会形态与精神价值翻出来，是对“香港”根源的解读。
首先，杜琪峰将地下社会显性化。社团，作为一种地下社会，总是被杜琪峰完全放在台面上来。而这种凸显，正是为了令“人间有情”。三场在街边酒楼的戏，见证了地下社会的生存法则与价值观。
第一次阿鬼出现在乐口福酒家，未免阿来再分心，替阿来杀死搞乱阿来生意的“老鼠”，动手完毕，阿鬼走出酒楼，老板锁上大门，酒楼成为牢笼与坟墓埋葬了一个不合道义之人；第二次五人齐聚酒楼，任务完成，友谊万岁；第三次为阿信偷情阿嫂而来，五人枪指对方，实则设局救人，身在街对面的眼线看到阿信到底，酒店枪声四起，以为阿信必死无疑则离开，余下四人纷纷走出酒楼，镜头一转来到酒楼后巷，老板打开后门，阿信离开，回望一眼，转身留给观者最后一个背影，同样是铁门，于阿信其身，又寓意“生路”。城市后巷，转化为脱生的通道。
其次，杜琪峰将传统价值观显性化：
阿信之必须死因其对文哥不忠。而阿来、阿鬼之救人则因为对兄弟有义。忠义难全，于是阿鬼等人设局，救阿信一命，但从此，五人生死一体。《枪火》突出演绎了男性“情义”。如果说办公室里五人踢球一幕展现出了兄弟的关系融洽，惺惺相惜。那么，在废旧厂房中，五兄弟棋逢敌手时的杀与不杀则显示出江湖道义不仅在朋友间，也在对手间——江湖之中，尊严超越了生死。
导演将两个已近隐性的现实与精神世界用显性的方式讲述，实际上，社团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部分继承。在《枪火》这个属于男性的世界里，“义”便是传统价值的一个切面。
枪的故事，其实是人的故事。五个陌生人因为任务组成临时小组，也因为这件生死任务培养出默契，完成对彼此的认同。
枪的故事，也同样在讲香港的故事。但是，杜琪峰在这个资本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大都会里讲述的黑帮故事又有些复古的意味：与其他导演不同，银河映像时代的杜琪峰选择用“黑社会”来演义香港，是在“香港”的城市布景中演绎出一个“有情有义”之香港，一个在现代化世界里的“江湖”，而这个江湖取材自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