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下文称“中消协”）在官网发布《2023年“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报告显示，监测期内，共收集有关“演出票务”类负面信息109.78万条，负面信息呈集中趋势，在6月13日出现峰值。

今年以来，演出市场呈供需两旺态势，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截至5月底，国内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票房收入已超过12亿元，观演人数250余万人。处于井喷状态的演出市场让行业存在已久的问题与矛盾变得更加的尖锐与突出：官方平台大多出票秒没，而部分票务平台却票源充足。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多家主办方设置强实名制购票，然而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溢价更高的邀请函迅速在二级市场流通，费用在几百甚至上千元不等的代抢业务也随之产生。

“黄牛”为何屡禁不绝？黄牛票究竟来自何处？九派财经记者经采访得知：在整个演出市场产业链中，主办方即演出公司往往前期投入巨大，而后期收益则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为了降低风险，大部分主办方会选择同票务公司合作。“演出公司亏空三年急需回血，票务公司也要赚钱，层层加码之后，最后由观众买单。”在部分“黄牛”看来，名义上为规避“黄牛”乱象设置的强实名制，本质上仍是主办方抬高价格的手段。

不止一位“黄牛”告诉九派财经：主办方才是黄牛票最大的源头。

【1】演出市场成风口，“黄牛”月流水千万

今年以来，演出行业重新成为风口。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演出票务信息采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近9万场，演出票房收入超110亿元，接待观众2500余万人次。

今年一季度，演唱会、音乐节是票房收入最高的演出类型，售出票量超过110万张。《证券日报》此前报道，今年全国已经举办了近500场演唱会，4、5月份更是进入旺季，两个月均有近150场演唱会，超过2019年的同期水平。行业人士预测，2023上半年演唱会市场票房规模将达30亿元。

五月天、张杰、华晨宇、薛之谦等歌手的演唱会门票大多在开票后迅速售罄，“抢票难”“退票”等演唱会票务相关的话题也轮番登上热搜。

票务二级市场也同样火爆。按照“黄牛”阿荣的说法，今年的演出票务市场，只能用“恐怖如斯”四个字来形容。

阿荣曾表示，今年的演唱会、音乐节门票在二级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溢价，从前一些需要打折才能卖出的演唱会门票，今年都至少要在票面价格基础上再加数百元。

“每个明星演唱会的价格都变成以前周杰伦的标准了。比如今年张杰广州演唱会的门票，票面价格加500元我都找不到票。”阿荣说，“最夸张的是音乐节，以前90%的音乐节打折卖，今年就没有不溢价的音乐节。”

事实上，在摩天轮app等票务二级市场平台，张杰西安演唱会一张580元的票曾卖出2000多元的价格，任贤齐演唱会价值1399元的门票也曾卖至近4000元高价。

即使从业多年，阿荣也摸不准今年随时浮动的二级市场价格。“我加200元拿到一张门票，加300元卖出去，成交后再去找上一层票务拿票，可能就要加400块才能拿到了。真的一点都不夸张。”阿荣说。

干了十几年“黄牛”的王伟也告诉九派财经记者，今年演出市场、二级票务市场的行情都比2019年好。“2019年只能算作是稳定，现在是爆发期。”王伟透露，2019年，他所在的票务公司每个月的流水大概是几百万元，现在的流水能够翻个十倍，能过千万。

另一名有多年大型演唱会售票经验的票务告诉九派财经记者，今年演唱会“井喷式”举办以来，他常常凌晨两三点入睡，早上六七点就起来回复信息，还要处理发货和其他售后问题，“累得不行”，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2】票从哪里来？“主办方是最大的黄牛”

火爆的演出市场吸引来不少新“黄牛”。王伟告诉记者，今年很多人都想在行业里分一杯羹，但票务这一行靠的是“资源”，“新入行的人不太可能赚到钱”。

多位“黄牛”向九派财经记者介绍，他们手中的大部分门票来自演唱会主办方。据王伟介绍，他所知道的演唱会主办方都与票务公司，即“黄牛”有合作关系。演唱会开票前，主办方会将70%到80%的门票承包给票务公司以分担风险，在大麦、猫眼等官方票务平台上出售的门票只是一小部分，这正是门票难抢的原因。

承包价可能是原价，也可能有折扣或溢价。今年以来，王伟还没见过原价或折扣承包的情况，溢价也没有固定的区间，歌手、城市等都是可能影响票务二级市场价格的因素。王伟举例，今年五月天在杭州、深圳举办的演唱会，溢价都很高，价格最低档的门票，主办方给票务公司时大概溢价1000元，等到票务二级市场，各级代理层层“加码”，到客户手里时差不多就会溢价2000多元。

同样有十余年从业经验的“黄牛”陈标也告诉记者，即使在票务二级市场，大部分利润也都流向主办方手中，“黄牛赚的是几百元的差价。主办方才是最大的‘票务’，我们都是给主办方打工的，这没有什么可避讳的。”王伟说。

据悉，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均已有几家规模较大的票务公司瓜分这个规模庞大的票务二级市场。根据王伟的描述，“每个区域，是哪几个大老板主要在做，都分得很清楚，（大家）不会乱来的。”

疫情前，陈标认识的一位同行就挂靠在某家票务公司名下，他也因此有了“资源”，常常能拿到大型活动的门票，一场演出下来赚上两三万元是常有的事。

但如果没有“资源”，“黄牛”也会想尽办法从各个渠道收票，但通过这种途径不仅压低利润，还容易收到“假票”。陈标透露，有时为了赚钱，行业里不择手段的人太多，有的“黄牛”明知是假票，也一定会卖出去，出手四五张假票，一晚上就能赚七八千块钱。但陈伟认为从事票务行业终究还是要讲求诚信和口碑，“卖假票的算不上票务，太恶心”。

强实名制是今年演出市场的一大明显变化，包括五月天杭州站、王源上海站在内的多场演唱会开启强实名制购票模式，人、证、票三者一致才能入场。在王伟和陈标看来，名义上为规避“黄牛”乱象设置的强实名制，本质仍是主办方抬高价格的手段。

陈标告诉九派财经，按照其了解到的情况，如果演出实行强实名制，渠道票减少，票务公司受到打击，但主办方也一定会向部分同其合作的票务公司放出消息，在截止日期前录入身份信息，就能获得邀请函。一张邀请函的价格会比正常门票售价高出八倍到十倍，主办方的收入也跟着翻倍。王伟举例，比如一张价值800元的门票在主办方制成邀请函后，可能会被以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票务公司，当其辗转到客户手中时，这张门票就可能被抬价到8000甚至上万元。

同时，由于被写进了合同，邀请函的存在具有正当性，主办方也拥有解释权，“至少在目前的市场上，并不存在可以转圜或议价的空间”。王伟表示。

由于邀请函远少于渠道票，无法获得邀请函的票务公司选择开展代抢业务。王伟告诉记者，当越来越多的演出实行强实名制后，代抢业务也逐渐普遍起来，一般来说，代抢费从数百到上千元不等，“组建一个代抢团队，有的招募上千名抢手，采用“人海战术”；也有的配置好电脑和程序，智能代抢。”

【3】“60%的主办方都在亏钱”

演唱会主办方主要靠票务公司赚钱，“黄牛”因主办方需要赚钱而存在，这是王伟和陈标的共识。陈标说，过去几年演出公司“很受伤”， 他们要把之前亏掉的赚回来。

开工赚钱，或许是今年各演出公司的首要任务。北京华乐非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华乐非凡”）是今年五月天北京演唱会的主办方，其负责人张熠明曾在接受娱理采访时表示，前几年，其团队没有打卡上过班，“基本什么都没干”。团队减薪50%，好些人干起了副业。

此外，今年歌手、场地、制作、人工、机酒等各项成本飞涨，即便不考虑票面溢价，今年演唱会票价本身就出现整体上浮的情况。五月天鸟巢演唱会官宣之前，张熠明就曾在采访中表示，演唱会门票价格较此前有10%-20%的涨幅是非常合理的。

回到行业本身，在整个演唱会产业链中，主办方所处的位置相对被动：演唱会一般由艺人方发起，专业的制作公司负责具体演唱会的内容策划，而主办方负责将制作方形成的策划方案落地。因此，除了需要向艺人、制作公司分别支付一笔费用外，主办方还要承担宣发、场地、设备、安保、交通、食宿等费用，一场演唱会的投入成本甚至能达到千万元以上。有时风险承担及收益并不能完全匹配，许多演唱会的主办方并不能保证完全收回成本。

2019年，代理王力宏演唱会的主办方“当代东方”选择提前终止百场演唱会合同，不再代理剩余54场的演唱会。有媒体计算，代理期间，当代东方为46场演唱会支出的成本在2.85亿元至4.23亿元左右，但场均收入约788万，由此计算，当代东方的亏损额约在0.75亿元至2.13亿元之间。

演出市场暴利与风险同在。不少主办方都在接触过几次大型演唱会之后离开了行业，当代东方并非个例。主办过周杰伦演唱会的九洲文化传播中心经理田京泉也曾公开表示，在这一行，有60%的主办方在亏钱，两成的公司能实现收支平衡，盈利只有两成的可能性。

像王伟这样的“黄牛”都知道，如果所有门票都通过官方渠道售卖，演唱会主办方很难赚钱，“还不如不开”。在风险集中的商业模式下，为保证利润最大化，主办方选择向票务公司提供更多的渠道票，“黄牛”现象也因此愈演愈烈。

虎嗅此前还曾报道，一些歌手与主办方实行收入分成制度。由于分成是按照一级市场总体的收益来算，二级市场无法统计，为了减少抽成，主办方不会将票价定得太高。在这种情况下，二级市场便成为主办方的主要获利空间。

“黄牛”要赚钱，主办方更要赚钱，受伤害的只有观众。“你记住这句话，粉丝永远是被割韭菜的。”陈标对九派财经记者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伟、陈标、阿荣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