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余男是比较害羞的，是段奕宏不断说服她，他说：

我们要通过表情、呼吸、节奏，来完成一个完美的镜头。

就像凭着《烈日灼心》上海国际电影节影帝的时候，他在颁奖台上说的：

他愿为戏奴。

拍戏的时候，哪怕是屁股，都得听电影的。

我想，他做到了。

段奕宏的经典角色有很多，像《烈日灼心》里的警官、《士兵突击》里的老A队长袁朗、《我的团长我的团》里的团长、《白鹿原》里的黑娃……

他身上最出名的标签，就是“硬汉”。

荷尔蒙，性张力，欲望，这些词用在他身上都万分贴切。

不熟悉他的人，肯定想不到——

这幅硬汉壳子底下，藏着一颗相当细腻而自卑的心。

段奕宏公开说过喜欢的人，只有陶虹。

多年后，他们久违地出现在同一个活动上。

借着采访的镜头，他说，“我暗恋的人在后面，我们班陶虹。”

可惜当时，陶虹和徐峥已经因戏生情，记者就这个问题问到陶虹，陶虹只能笑：

“他不早说呢？唉，错过错过！”

早在其他节目上，陶虹不在场的时候，段奕宏就明里暗里夸了陶虹无数次。

陶虹也许就象征着他，当时两手空空来到大城市打拼，却发现自己如此格格不入，跟自己较劲、跟别人较劲、辗转反侧午夜梦回时，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梦。

段奕宏出生在新疆伊犁，他不是那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

家里有三个孩子，他是最小的、也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成绩不好，上课不听讲，还爱逃课，他的父亲没少拿藤条抽他。

谁都没想到，这个在西北边陲贪玩的少年，会想要演戏。

当时段奕宏的父亲已经退休了，找了个看大门的工作，听他这豪言壮志，第一反应就是：

你将来也就能当个伐木工。

但段奕宏倔，谁都挡不住。

揣着一张去乌鲁木齐的车票，他花了20小时坐汽车，又坐了78小时的火车硬座，终于来到了他的梦想之城——

北京。

当时火车上的环境很差，长途，排水系统不好，厕所的气味飘满了车厢。

但段奕宏说，“我没感觉苦，我没感觉特恶心。我顾忌不到。”

他去考试，意料之中地被刷下来。

但他就觉得特别开心，觉得被刷也没有关系：

“我坐在中央戏剧学院操场上，看着满墙的这种爬墙虎，看着一张张自信和朝气的脸，这些大学生们，我强烈地有一种愿望，我想有一张属于这个学校的课桌。”

这次回来，段奕宏从问题学生，变成了每天拿着书本死磕的三好学生。

攒足了劲，段奕宏又考第二次，却再次落榜。

他决定去上表演培训班，但是学费很贵，4000块。

不想给家里增添负担，他就出去打工，去厂里打工，每天10小时，最苦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一边往死里省钱，一边往死里赚钱。

第三次整装待发，他终于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中央戏剧学院本科班。

但怀揣梦想的农村少年，一进入校园，却发现了自己的格格不入。

同学们，家境优渥，谈吐得体，落落大方，长相漂亮的漂亮，俊俏的俊俏。

他，糙汉子一个，基本功不牢，连普通话都带着羊肉串的味道。

自卑感将他淹没。

后来周迅评价他说，自卑是他的动力。

但这对当时的段奕宏来说，相当煎熬。

当时，陶虹是他们班的班长。

因为段奕宏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所以基本需要搭档作业的时候，都是陶虹跟他搭。

“那时候的段奕宏就像一根绷紧的绳子，随时可能会断掉的样子。”

另一位同班同学翟小兴回忆当年，也说，大学4年，从没听他大声笑过。

“笑的时候也有，但你总感觉他那个笑里边带着一点压抑，就没有那么开怀大笑。”

就像，你想去关心他，但是段奕宏不让你去关心他。

他有自己的一把伞。

段奕宏说：

你可以冷冷地对待我，但我最受不了你暖暖地对我。

怎么说呢，很容易被化了。

已经适应了冷空气，适应了冷天，哪怕是无情的刀剑，我很适应这种。

你可以冷冷地对待我，但我最受不了你暖暖地对我。

怎么说呢，很容易被化了。

已经适应了冷空气，适应了冷天，哪怕是无情的刀剑，我很适应这种。

段奕宏是班上最拼的那个。

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表演作业，他都发条拉满，就连一件衣服，都要跟道具组磨。

陶虹回忆当年的场景：

“老师，你把那件拿给我，老师，我再试试这件。后面的人说，哎呦，段龙，差不多完了啊，你交一作业至于吗，他就至于，特别至于。”

跟陶虹搭档表演的时候，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一有分歧就吵起来，吵得昏天黑地。

最终，却吵出了中戏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

但当时的段奕宏，却没有拿到留京指标。

没有认命，没有认怂。

他就踩着单车杀到文化部，把成绩单拿给人家看，问他们：

“这样的成绩，为什么不能留在北京？”

就是这种西北大汉的轴和倔，让他一路走了过来。

他先是来到了国家话剧院，赚钱不多，但那是个非常专业的地方，他在这里千锤百炼。

从话剧院出来之后，他在剧组里摸爬滚打，但总是不温不火。

直到2006年《士兵突击》的男配角袁朗，大家才知道原来娱乐圈里还有这号人物。

编剧兰晓龙这么评价段奕宏：

“既能包容，把角色装到自己里头，又能生出自己的内涵，《士兵突击》里的袁朗就是段奕宏的袁朗，不是兰晓龙的袁朗。我觉得他这个版本更好。”

毕业大戏，他饰演一个精神病人，他就跑到精神病院住了三天。

拍摄《白鹿原》，他像农民一样，去割麦子、去捆麦子，皮肤晒得黝黑。

为了把捆麦秸的动作做得扎实地道，段奕宏一遍遍地捋断口锋利的麦秸子，不小心就容易满手血。

他说，无所谓，一定要练好。

但有一次，血再次从手掌里滋出来，段奕宏一下就愣住了，他想，黑娃割麦子的时候没被刮伤过吗？

“血都嗞出来了，你还掩饰它，还继续拍，这他妈不是在作假吗？

你完全就没有融入到生活当中啊，你没有把自己真正当成黑娃啊。

我觉得我好傻呀，太傻了，真的是，看你在那儿割麦割得挺起劲、挺像的，真的有突发事件的时候，你就暴露无遗了。”

“血都嗞出来了，你还掩饰它，还继续拍，这他妈不是在作假吗？

你完全就没有融入到生活当中啊，你没有把自己真正当成黑娃啊。

我觉得我好傻呀，太傻了，真的是，看你在那儿割麦割得挺起劲、挺像的，真的有突发事件的时候，你就暴露无遗了。”

王小波写过的一句话：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这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儿，我的一生就算是成功。”

段奕宏就是这么想的，他说：

“老段，你还得进步啊，你还得进步。”

拍《烈日灼心》，他在厦门，跟着一线派出所警员连续出警15天。

拍《引爆者》时，他亲自下到地下1000多米深的矿井里。

拍摄《细伟》，他要扮演根据真实人物改编的杀人魔细伟。段奕宏跑到真实人物干尸的博物馆，对着干尸揣摩了半天。

有一场误杀小女孩的戏，拍摄结束后段奕宏在镜头外整整哭了半个小时，连续做了十几天的噩梦，几乎就是一夜暴瘦的程度。

也是那个时候，泰国那边的剧组给他请了个法师，说他应该改个名字。

他才从段龙，变成了段奕宏。

《我的团长我的团》是段奕宏演得最爽的一部作品。

里面最让他得意的，是一场审判戏，他念出了一段400多字的台词。

连导演都愣神。

后来剧组几次聚会，不少人起哄，让他再演一遍。

他总是笑得不好意思，说自己忘了。

其实他没有忘。

“是因为我很看重，我不想时常把它拿出来，它就在那儿了，我不太愿意去消磨它。它已经在我的身体里，我不想把它当成一个调侃。”

段奕宏称呼自己为戏奴。

同学和观众，却更愿意称呼他为戏妖。

用导演康洪雷的话来说：

哪有那么多钻石啊，大多数是黄豆。但段奕宏确实是钻石。

就像茨威格写过的：

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