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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刘淑仪:不管你喜不喜欢,香港都属于中国

2020-10-13 18:10:09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香港——对中国政府所谓插手香港事务的任何抗议、谴责或制裁,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香港是中国一部分,它的命运与内地密不可分。

去年,香港爆发了一系列危机,抗议一项拟议(早已撤回)的法案,该法案原本允许将一些刑事案件的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内地。

希望这座城市赶紧恢复和平的香港人认为,当局的无能让抗议持续数月且变得愈发暴力。对其他本地人、旁观者以及显然还有大多数全球媒体而言,人民想要更多民主的合理诉求被压制了。

必须做些什么,而中国当局就去做了。

由于6月30日北京颁布的香港国家安全法,反政府抗议的规模和爆发频率如今都逐渐平息下来。

随后,数位知名民主倡导者宣布退出政坛、解散政党,或者逃离这座城市。

西方往往将这些人美化为香港自由的捍卫者,但他们违反了基本法,煽动了混乱和对祖国的不满,给这座城市造成了很大伤害。

去年的长时间动荡损害了香港作为世界上最佳营商地之一的声誉。3月,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以“持续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为由,在2020年经济自由指标(Economic Freedom Index)中将该城市降至第二位;自1995年以来,香港一直排名第一。

加拿大独立智库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在最新报告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但警告北京近来的“干预”可能会损害下次评估结果。

特朗普政府对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及其他香港和内地的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并撤销了香港对美国的特殊贸易地位。

一些专家宣布“一国两制”已死,该制度是香港受北京管辖的正式安排,尽管有“高度自治”和内地没有的对公民权利的承诺。

同时,香港的民主运动面临着被更为激进的派系所劫持的巨大危险。7月中旬,在原定于9月初的立法会选举开始之前,民主派阵营举行了一次非正式初选,以评估公众对各路候选人的支持。主张毫不妥协或全面反对政府的人获评很高。

7月底,在新冠病毒感染激增之时,林郑月娥宣布立法会选举将推迟一年,因为在大流行期间无法保证安全。

香港大律师公会(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立即发表声明,质疑政府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还谴责政府邀请北京影响选举,违反了香港的小宪法《基本法》。

那之后,北京当局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简单决定发出信号,允许在任议员继续工作。

但事实证明,这一声明是有争议的。立法会的24位民主派议员中,至少两人在本周宣布将辞职,理由是延长任期会违反《基本法》。在一次民调中,受访者以微弱优势赞成议员留任而不是离开之后,立法会几乎所有其他成员似乎都选择了留任。

然而,将选举推迟一整年确实是个明智的决定。

另一波疫情(将是香港的第四波)可能会在今年秋冬来临,假如延期6个月后再推迟6个月——此举将使公众感到困惑,港府无疑会被指责为缺乏远见。

有人质疑,为什么不能为如期进行选举做出特殊安排,在投票原本应该开始的时候,政府却设法组织了一次全市范围内的新冠病毒检测。简单的回答是,尽管建制派做出了提前投票、邮寄选票以及在香港以外的地区投票,以及延长投票时间等各种提议,但独立机构选举管理委员会没有提出任何建议,以把预计将在一天内参与投票的近450万选民的健康风险降至最低。

然而,全市范围的新冠病毒检测也受到攻击。

到9月14日为期两周的检测结束时,有178万居民接受了筛查,约占全市人口的24%。这是一个很高的参与度吗?还是低水平——正如一些批评人士声称的那样,更加证明了社区对当局的不信任?

大规模检测是负责任的做法。

香港作为人口密集的国际商务和旅游中心,在抗击新冠肺炎方面做得相对不错,从未强制实施全面封锁。截至10月1日,这座人口750万的城市总共报告了5088例确诊或疑似感染病例,其中105例死亡。

然而,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也抓住这个检测项目不放,称接受检测者的DNA隐私受到了威胁,尤其是因为一些管理或分析检测的医疗团队来自内地。

近年来,香港政府一直未能解决这座城市面临的所有主要挑战,更不用说恢复公众信任或赢回人心。但这些问题并不完全是林郑月娥政府造成的:前几届政府都未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随着中国最近的国安法在法庭上接受考验,今天人们对这部新法对香港影响的疑虑和担心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而民众对政府的这种警惕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到目前为止,尽管存在种种不安,但只有28人依该法被捕。其中只有一个人被起诉,罪名是分裂国家和恐怖主义:这名23岁的男子被指控开着摩托车撞向警察,并举起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横幅。”他的案子正依照正当程序和我们的刑法处理。

最近,另一则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 来自香港的12个人因非法越境而被中国内地的海警拦截,当时他们似乎正乘坐一艘快艇逃往台湾方向。其中至少有一人在香港根据国安法被捕。

自那时起,这些人都被关押在内地——这引起了人权维护者和民主活动人士的关注,他们担心这些逃犯在没有受到指控的情况下遭到关押、不得保释和接触律师,并且即将受到内地法律制度的约束,而内地的法律制度对被告的保护比香港要少。

但香港政府无权仅仅因为他们是来自香港,就要求其他司法管辖区不按照自己的法律处理他们。

对一些人来说,新的国安法尤其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它似乎既含糊又非常严厉。但许多法律的模糊性都是建设性的。而这部法律之所以显得严厉,恰恰是因为它填补了长期以来的漏洞——关于颠覆、分裂、地方恐怖主义、勾结外部势力。在一个人看来是“严厉”,在另一个人看来正是应该达到的效果。

我认为北京当局和香港民主阵营之间不太可能达成任何妥协,无论是在直接选举行政长官的权利方面,还是在其他重大问题上。在北京看来,香港的民主发展带来的只有混乱、极化和反中情绪。

此外,北京在香港采取禁止颠覆活动的措施,实际上并没有侵犯香港的半自治权。要知道,早在19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提出了“一国两制”方案,目的是让香港、澳门乃至台湾回归中国。国家统一一直是最终目标。

根据《基本法》,香港是一个享有“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顾名思义,这意味着不完全的自治,我一直努力向外国官员和政界人士解释这一点。任何试图改变香港的正式政治地位、使其成为事实上的独立政治实体,或以其他方式摆脱北京控制的企图,都是对中国主权的根本挑战。

几个叫嚷着香港是独立“国家”的年轻人真的会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吗?仅仅是高喊一些激烈的口号,挥舞写有“独立”的旗帜,或举起一张白纸来代替,真的会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团结吗?也许会,如果这些声明和姿态,表明更广泛地加入到组织、计划、参与或实际实施分裂主义中去的话。这种活动和情况往往是动态的,其影响可以迅速转移扩散。

不管你喜不喜欢,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考虑到两地在体量上的巨大差异,以及香港对内地经济的日益依赖,香港与内地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

香港的现实目标应该是继续保持中国最自由、最国际化的城市,并保持其独特的国际地位,这样的地位要归功于香港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双边协议,也是众多国际组织的成员。

外国政府不应将香港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标准作比较;因为这些政治制度与中国完全不同。相反,他们应该以中国其他地区为参照,衡量香港如何保持其独特的特征——开放、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承诺、对法治的尊重,以及在经济上重塑自身的能力。北京的国安法正在拯救“一国两制”,确保香港不会对中国构成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