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军区成立的时候，司令员是聂荣臻。事实证明，聂司令实在是当年的精英人才，在那个交通不便、很多人一辈子没去过县城的年代里，他去过欧洲、留学苏联，黄埔军校当过领导，打过北伐战争，参加南昌、广州起义，是根正苗红的一方面军老领导。更为难得的是，有这么多骄人资历与背景，他平时却十分宽厚，用人不疑，从来不摆架子，实在是包容一方的好人。唯一的缺点，是他属于政治干部出身，军事方面偏弱，而在枪林弹雨的战争中，武力值往往是最重要的，后来的解放战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延安把挺进军肖克派给他当副手，其实是有深意的，一方面免得肖克同贺龙继续冲突，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肖克能发挥自己的军事优势，同聂荣臻强强联合，取得最大的效果。

天大地大，人事最大。肖克在平西没能打开局面，回到总军区当副司令，很快发生了一系列反应。为了贯彻自己的军事思想，必须在各个岗位换上自己的人，而杨成武的一分区，就是首当其冲的目标。

按照晋察冀总军区某些人的计划，一分区将通过这次改革，实施一系列人事变动：黎光作为改制功臣，未来升任三团团长，原三团团长肖应棠改任军分区参谋长；而徐德操则任军分区副司令（高鹏去雁北后，这个位置一直空着），再把杨成武上调总军区，徐参座就可以顺利接管一分区了。

虽然这些安排没有下文件，杨成武却凭自己的直觉，敏感地嗅出了危险。

总军区打压一分区出去的干部，那是有先例的。一九三八年，一分区参谋长熊伯涛调到四分区当司令员，就在四一年突然被无理由免职，调任冀中军区参谋长；熊司令很有意见，要求继续呆在部队打仗，结果被扣上“无组织观念，不服从分配”的帽子，受到降级、记处分、开除党籍等一系列不公正打击，最后送到延安。直到一年半以后，才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由校长彭真做出了组织结论：不应该给予处分。换句话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无头冤案。

先是熊伯涛，再是高鹏，现在又轮到黄寿发，家里还有徐德操和黎光架空自己。要说这不是军区总部有人跟他过不去，那真是打死你我也不信。

于是，杨成武终于怒了。

不久后，杨成武以一分区司令的身份，做出了新的工作安排：由参谋长徐德操领导、三团副团长黎光操作，司令部派出作战科科长李青川、参谋杨浩配合，专心落实总军区的指示、完成主力团的改制工作；一分区其余军事工作交给没有任何职务的黄寿发，虽然他啥也不是，但大家都很熟悉前任黄参座，也就不用介绍了，打仗的事找他就行！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直接架空了徐德操，管你分成大团还是小团，军权都得交给黄寿发，徐参座实际上能直接指挥的，只有李青川一直在训的教导大队。其中最可怜的自然是李青川和杨浩，两人一个负责作战，一个管人员和武器编制，摊上了任务就不能推，裁哪个都得罪人，结果大家怨声震天，他们则成了遭殃的池鱼。

本来还有几个随从，现在都被调给了黄寿发，只剩下李青川和杨浩在身边。直心眼的徐德操一度以为，这两个人可以算他在一分区的小山头，却不知道李队长也是个有心机的人，名义上对徐参谋长言听计众，实际上对山头间的关系清楚得很，早就向杨成武秘报对方的一举一动，属于典型的脚踩两只船。

带着国民党宪兵的“反动”背景，李青川在组织里，一直仕途亨通。很长一段时间，连杨浩都不知道里面的奥妙。

历经千辛万苦，一九四二年总算是过去了。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灾难的一年。冀中军区陷落后，周边根据地不仅失掉了后勤支援，还要挤出大量资源养活撤出来的人马，很快就陷入枯竭的境地。

但是，日子还是要继续过的。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正式招开，地点在阜平县温塘村。

说起来可能有人不信，当年的八路军，是真心实意相信，未来的中国要一人一票民主参政的，各边区都举行了选举活动，还认真推选了自己的议员、县长；前面说过的刘萍，到死都为此无比自豪，绝不肯投降鬼子。解放后进北平，曾经有老八路照着从前的口径向市民宣传，告诉大家要一人一票民主选举，结果立刻被作为政治事件上报，幸好当时还不流行整人害人，但也把这个干部吓得够呛。

由于敌情紧张，四零年边区就选出了两百八十八名议员，直到四三年才抽出空来开会，杨成武作为代表，也有义务参加，并且按老规矩，又带上了一团负责护卫。他走的时候，专门做了一个交待：
日常工作由黄寿发主持。

一分区里除了杨司令，官最大的是徐德操，黄寿发啥名义都没有。这个指示的意思是什么，大家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