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 除开这个表面原因，还有其他因素吗？

实际上，商鞅得罪的，并不止公子驷一人，而是整个贵族集团。商鞅的变法，就像是集权制的先声。按照商鞅规划的蓝图，未来的贵族将失去实权，王权将成为政治场上至高无上的存在。贵族的利益遭到剥夺，但他们没办法将怒火发泄在统治者的身上，只能将一切都归咎于始作俑者——商鞅。所以，秦惠文王刚刚上位，弹劾商鞅的文书就恰逢其时地送到秦王手中。

这其中，最微妙的则是，扣在商鞅头上的罪名，是谋反。一个一心为秦国的士大夫，怎会搭上身家性命干这种亏本买卖呢？显然这就是有心人在捏造事实，将这顶“莫须有”的帽子扣在商鞅头上再合适不过了。而且，根本不需要拿出什么证据，仅凭商鞅的身份——魏国人，就足以让他万劫不复。类似的情况，在后世的王朝中偶有发生，以谋反之罪除掉功臣也一度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惯用手段。

那么，毕竟商鞅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杀掉他所带来的损失，秦惠文王能承受吗？其实，这个选择题在秦惠文王心中已思考许久。

商鞅的确是个人才，这一点是无需证明的。但是，如果商鞅活着，王权与贵族之间就会出现裂缝。留着商鞅，就意味着继续得罪贵族集团。秦惠文王刚刚继位，得罪贵族所带来的隐患，是他无法承受的。

况且，商鞅的作用已经被秦国榨干了，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秦惠文王登位时，变法已全面开展，秦国的新政业已步入正轨，且取得了一定成效。接下来秦惠文王要做的，就是沿着商鞅摸索出的路线，继续发展就可以了。至于商鞅，完全可以榨干他的最后一丝利用价值，安抚贵族。

很多人说，商鞅之所以招致不幸，是因为他刻薄的性格所致。

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对于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

持这种说法的朋友，大多是因为《史记》中曾出现这样一句话：“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蓄祸也。”

从史料中关于商鞅其人的记叙，我们也能看出，他的性格与后世酷吏如出一辙，六亲不认，刻薄寡恩，缺乏人性，所以悲剧收场是必然结果。这种想法，看似很有道理，实际上却有破绽。透过《史记》，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先生对酷吏颇为痛恨，这与他深受酷吏之害的个人经历有关。所以，商鞅的性格究竟是不是像《史记》中描写的那样，我们还需持保留态度。

其实，以商鞅当时的处境来看，他的死与性格关系不大。就算商鞅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圣人，他也必须死。因为，他已与强秦崛起的时代、王族与贵族的利益、剧变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

在改革之前，秦国的老贵族们可以混吃等死一辈子，死后还能将爵位传给子孙，世代享有这份荣誉和特权。然而，商鞅的新法却剥夺了贵族世袭的权力，但凡没在战场上建立过战功的贵族，一律除名。

而且，那些出身草根的“贱民”，如若能在战场上建功，则可获得贵族身份，取代那些无功受禄的旧贵族。此前，贵族们享有封地，自己就是这片土地上的“土皇帝”，商鞅废除分封制后，所有封地统一归国君管辖，贵族们失去了封地内的行政权。

在变法中，最大的获益人是谁呢？

是那些赌上性命换取功名利禄的老百姓吗？

非也。

是被强化了权力的国君。

显然，这一系列的改动，受益最大的就是国君。所以，商鞅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就是秦孝公本人。至于秦惠文王，自然也是受益人之一，但商鞅已经创造过价值，所以他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其实，早在秦孝公生前，商鞅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就已经无法调和了。只不过，当时的变法还未成规模，所以有秦孝公从中周旋，保住了商鞅的性命。可想而知的是，如果秦孝公生前变法已完成，商鞅多半还会成为平息贵族愤怒的牺牲品。

参考资料：

【《史记》、《商鞅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