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是历史教科书上少数没有解释清楚的政治现象。
有一种主流说法认为，“牛李党争”是代表“寒门”的牛党对抗代表“贵族”的李党。其理由是牛党的代表人物李宗闵、牛僧孺通过科举入仕，而李党代表人物李德裕是通过门荫入仕的。
对此需要了解的是，牛党领袖李宗闵乃是李唐宗室郑王李元懿之后，他跟李德裕一样，也是贵族出身。
其实，在唐朝皇帝口中，没有“牛李党争”的说法，只有“二李朋党”之说。
《旧唐书》记载：文宗以二李朋党，绳之不能去，尝谓侍臣曰：“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文宗所说的“二李朋党”就是李德裕和李宗闵这对冤家，因李宗闵比牛僧孺先入相，后来才由“二李”演变为“牛李”。
所以，“牛李党争”绝不是贵族对寒门的斗争。而是其他原因。
宪宗朝李吉甫做宰相的时候，历史上评价这段时期唐朝政治是比较清明的，还没有出现党争现象。
李宗闵和牛僧孺两人系同科进士，情好甚恰。他俩接受朝廷考察对策的时候，由于年轻气盛，直言不讳，“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鲠直，无所回避。”
由于把朝政批判得过于尖刻，把宰相李吉甫气的够呛，以至于在皇帝面前不得不自我辩解，还流下了眼泪。
为此，李吉甫对李宗闵和牛僧孺二人刻意压制，两人多年不得调任，前途一片黯淡。
元和七年，李吉甫去世，压在头上的大山没了，李宗闵、牛僧孺才迎来出头之日，随即均被提为监察御史，开始了扬眉吐气的仕途生涯。
李吉甫虽已逝世，却有个非常优秀的儿子：李德裕。
他胸有大志、学贯古今，有澄清天下之志，却一贯鄙视科举，屡次拒绝朝廷的征召，后来才通过门荫踏入仕途。
宪宗后期由宰相裴度主政，他既欣赏李宗闵，更看重李德裕。
裴度一手提拔了李宗闵，跟李德裕也志同道合，毕竟在裴度手里也曾削藩成功的。
从裴度的角度来说，在大是大非上，李宗闵和李德裕确实没有争斗的必要。
不过后来，一场科举考试又加深了双方的芥蒂。
李德裕、元稹、李绅（后来都成为宰相）三个翰林学士联合起来，上奏说主考官钱徽受了李宗闵请托，结果李宗闵被贬出京城，好不容易考上进士的女婿苏巢也被剥夺资格。
古人特别在意名声，考上进士又是特光耀门庭的事情，这次李德裕让李宗闵丢人丢到了家。
从此，双方梁子深深结下，“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文臣、宦官和藩镇成为了帝国维系平衡的三方势力。
在以往唐朝政治开明的时期，宦官和藩镇都是不成为势力的，文臣一旦做强，就有可能实现唐朝的复兴。
裴度之所以能够辅佐唐宪宗平定割据的藩镇，就是因为皇帝、文臣之间总体还是一条心的，没有出现严重的党争分裂现象。
而文臣之间一旦出现了朋党，就难以集中力量对付宦官和藩镇，唐朝必然会陷入一个持续衰退的时期。这就是“牛李党争”带给大唐的重大负面影响。
因为无论是李德裕、郑覃还是李宗闵、牛僧孺，都算综合能力、影响力很强的实力派，尤其是李德裕和牛僧孺，都是“出将入相”的典型，不仅做宰相有能臣之名，治理地方也是一把好手。
本来唐宪宗和裴度削藩成功，唐朝出现过“元和中兴”的短暂繁荣，却很快因“牛李党争”而重新深陷泥潭，宦官和藩镇势力不断膨胀。
那么，期间有没有别的势力打破党争的格局呢？
还真的曾经有代表“第四种”势力崛起了，差点把文臣、宦官集团一举掀翻，其代表人物就是李训和郑注。
李训精通易经，郑注精于药学，都得到了唐文宗的宠幸，成为新的权力核心。
这两人先是把李德裕和李宗闵都双双排挤出京城，随后预谋发动“甘露之变”诛杀所有宦官。
这场政变却由于准备仓促而失败了，李训和郑注遭到了宦官的反杀，当时在京城的其他宰相和百官被牵连杀害的也有一大批。
“甘露之变”的结局，意味着图谋打破权力格局的李训、郑注“第四种”势力的失败，同时标志着宦官集团进一步掌握了朝政。
“牛李党争”不仅有个人私怨，还有政见分歧。
大致来说，李德裕一派是进取型的，以削平藩镇为己任，他辅佐的武宗会昌年间，已经逐步收服了藩镇，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崇尚道教的唐武宗因吃了道士的“长生不老药”，英年突然早逝，李德裕也因失去了皇帝支持，导致复兴大唐的伟业功败垂成。
牛僧孺一派是姑息型的。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对于藩镇姑息不等于就是错的。唐德宗曾轻易对藩镇开衅，遭到了皇帝出逃的“奉天之难”，唐朝差点提前结束。
牛僧孺在很多问题上，他的执政思路是“遇事则缓”，如对幽州形势判断和骚乱处置是非常正确的，朝廷不费吹灰之力就顺利度过了危险期。
但牛僧孺对李德裕的掣肘则是大错特错，他曾建议皇帝把李德裕招降吐蕃维州的将领及家属送还吐蕃，这些人交回去后都遭到了虐杀，好不容易夺取的维州千里之地奉还吐蕃。
牛僧孺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威望大损，很快被罢相。
话说回来，党争的现象历朝历代都有，为何“牛李党争”特别知名？
唐朝称为治世的贞观、开元年间，文臣之间也存在一些矛盾和斗争，比如宰相房玄龄和魏征，褚遂良和刘洎，姚崇和张说之间。
但他们都没有影响到帝国的整体运作，没有引起伤筋动骨的后果。
“牛李党争”的受害者则一大批，我们所熟知诗人官员的元稹、白居易、李商隐其实都是受害者，他们不自觉地被卷入了党争的旋涡，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仕途的顺利发展。
唐武宗即位后，李德裕秉政，“牛党”宰相李宗闵、杨嗣复、李珏都被贬到岭南地区，其中李宗闵从宰相被贬为郴州司马，死在了贬地。
唐武宗驾崩后，李德裕下台，又被“牛党”白敏中、令狐綯、崔铉等人残酷迫害，从宰相贬为潮州司户，后又贬为崖州司户，一路贬到了海南岛，颠沛流离地死在了那里。
李德裕一向有中兴大唐之志，他的一生可说是自始至终都在为大唐的复兴事业而披肝沥胆、呕心沥血，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
他的死，不仅代表了“李党”的彻底失败，也意味着朝中正义力量的丧失。由于他的悲惨结局，后来终唐之世，再也没有像他那样大智大勇的人物出现，唐朝进一步陷入到苟延残喘、得过且过的状态，很快就遭遇了惨烈覆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