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中，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蒋军。蒋军虽然彻底失败，却还有一些将领不服我军，虽然自己被俘了，仍期待外国军队能给我军一个“教训”，为自己“出口气”。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就有一些战犯是这种心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将解放战争中俘获的蒋军战犯，关押在国内几个战犯管理所，尤其以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最大最着名。

战犯来到功德林之初，尽管相当多的人表面上非常服帖、顺从，甚至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其实是一种狡猾的自我保护策略，他们和那些拒不服从改造的死硬分子如黄维等人一样，没有本质不同。

相当多的战犯在内心深处，还抱有不服气、不认输的想法。直到新中国成立了，他们对我军依然心存偏见，觉得我军武器装备、人员素质、战略战术都不如他们。在他们看来，我军之所以胜利，靠的是老百姓支持，而在军事上讲不足为道。

另一个原因，是战犯之间相互推诿指责，这个战犯怪其他战犯存在不可原谅的指挥错误，导致贻误战机，断送友军，甚至斥责其他战犯借故挟私报复，结果令蒋军蒙受万劫不复的失败。

总之，有很多战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能，而是一味推卸责任，对新中国和我军依旧怀有敌意。

当时的局势，也让这些战犯窃想让外军“教训”我军。二战结束后，美英等国迅速调整战略，对苏、对我采取敌对策略。在解放战争中，美国人就千方百计地介入，支援帮助蒋军，同时对苏联采取制衡策略。他们甚至叫嚣，要趁苏联尚未在二战巨大战争创伤中复苏之际，发动旨在消灭苏、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些因素，早在解放战争时期，蒋军这些战犯都已经明晓，并且对美军寄予期望。他们中甚至有不少人认为，蒋军的失败和美国变换了当权者，冷淡了蒋当局，减少对蒋援助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所以他们依旧抱有期望，想等美国选出一届的当权者，领导“第三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包括新中国在内的阵营。这些战犯还期待着有朝一日会“变天”，蒋某人会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反攻”，从而解救自己。有了这些想法，这些战犯就很难认真反省改造自身。

确实，这些战犯关进来的第二年，半岛就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在最初的世界观望中，是足以引发美苏直接开战，进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所以朝战的爆发，令功德林的战犯非常兴奋。不少战犯开始蠢蠢欲动，有的人开始私下“站队”，表示出自己依旧忠于蒋某人，以便将来“变天”后，不至于落得自己曾经“变节”的口实，甚至有个别本来表现不错的战犯，突然露出了真实嘴脸，敢于顶撞管教干部。

这些战犯中，有许多人接触过美军，对美国在二战中强大的军备和战斗力，表达震惊和崇拜。他们基本不相信装备低劣的志愿军，能够战胜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这些人就等着看“好戏”。

不过也有一些战犯，他们出于本能的爱国情怀，完全站在中国一方看待抗美援朝战争。这些人有一个鲜明特点，即大多是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着的抗日英雄。在他们心目中，谁敢与中国为敌，自己作为中国人，就会把它们视作敌人，比如杜聿明、杨百涛等人就如此。

杜聿明抗战时期出任远征军将领，在印缅战场曾与英军美军携手作战，并与英美军官朝夕相处，加之远征军接受过较为系统的美式训练，接收了全套的美式装备，战术上也全面采取美军模式的战术思想，所以杜聿明对美军的了解是很深刻的。

因此抗美援朝战争一爆发，杜聿明就主动表示要为志愿军献谋献策。他写了非常细致的建议书和对美军武器装备以及战术的介绍材料，提交给管理所，表现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自觉和节操。

很快，抗美援朝前线接二连三的传来胜利的捷报，大多数乐见志愿军失败的战犯大为震惊，这彻底打碎了他们的迷梦。更加令战犯不解和震惊的消息依旧不断，他们根本想不到，在他们眼中“土里土气”的我军，竟然越过了“三八线”，攻克了汉城，逼得美国人提出谈判。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让这些战犯的内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直到此时才由衷相信，蒋军不但败于民心，而且在军事上讲也根本不是我军对手。他们第一次相信，中国人这一次是真的站起来了，他们也第一次意识到，是该认真改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