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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清流固然实操能力差,但正如顾炎武所说,清议亡而干戈至

2021-07-06 09:36:59

导读:清初学者顾炎武曾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这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北宋末年迫害“元祐党人”、明末迫害东林党人之后,朝廷政治昏暗没有制约导致国家迅速走向灭亡得到验证。


光武帝刘秀与阴丽华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最注重教育与教化的封建王朝。开国皇帝刘秀是读书人,追随他打天下的功臣们也不乏儒生学士,绵延近二百年的东汉王朝也因此多了几分斯文与儒雅的气质。

东汉中期以后,政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太学生已经无法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个人的前途、民生的疾苦和国家的命运,成为读书人最为关注的话题。一些正直的朝廷官员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清流派士大夫群体。“清议”,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都是“清议”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任事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清议”褒扬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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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派士大夫把政治黑暗的原因归结于宦官专权,未免有失客观。另外,宦官群体中并非都是恶人,勇于进谏的吕强、改进造纸术的蔡伦,都是《后汉书· 宦者传》中的正面人物。清流派士大夫要求对宦官进行集体清算,实际上是仇恨情绪的极端发泄。这种株连式的斗争方法,也给他们的反宦官运动带来了消极影响。

古代造纸工艺流程图

167 年的冬天,寒冷异常。但是遭到禁锢的党人却分明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十二月,昏聩无能的汉桓帝驾鹤西去,年仅十三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朝廷重臣重新洗牌,清流派领袖窦武与陈蕃受到重用。大将军窦武是灵帝窦太后的父亲,为人谦逊好学,不但没有外戚的种种劣习,反而具有为汉末名士所推崇的种种美德。太傅陈蕃则以正直不阿着称,一向被视为士大夫的楷模。他们二人执掌大权,让人们看到了大汉重整朝纲的希望。

东汉中期以来,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了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如今,外戚与清流派官员结成了同盟,宦官的末日还会远吗?然而,在 168年的政治搏杀中,这把曾经令人胆寒的巨型铁钳却莫名其妙地生锈了。

窦武和陈蕃等人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忘了,宦官手里还掌握着最后的筹码——皇帝和太后。诛杀宦官的奏章是呈送窦太后亲阅的,可是宦官当晚就偷窥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显然被激怒了,他们怒吼道:“为非作歹的宦官固然该杀,可是我们这些人并无罪过,为何也要被族灭!”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软禁了窦太后,把汉灵帝劫持到德阳殿,又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之中召集北军五校尉应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被围,被迫自杀。


陈蕃:流传千古的“扫一室”与“扫天下”之争的主角

最为悲烈的一幕随即上演。八十多岁的太傅陈蕃惊闻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八十多人冲入皇宫承明门,如飞蛾投火般进行了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与桓帝延熹九年(166 年)的党锢之祸相比,第二次党锢更为残酷。从受害人数上看,第一次党锢中,约二百名党人卷入其中,但没人被处死;第二次党锢则有上百人被处死。从地域上看,第一次党锢只涉及中原数郡,第二次党锢则是全国范围的。从禁锢范围看,第一次党锢只有涉案党人本人被剥夺了做官资格;第二次禁锢非但党人不得做官,他们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不得做官,就连五服之内的亲属都被禁锢终身。三服之外的亲属在当时其实已经有些疏远了,而株连至五服之内,惩罚之重,可见一斑。

建宁四年(171年)正月,京城内外喜气洋洋。汉灵帝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那些犯了谋反大罪的囚犯都得到宽囿,唯有党人不在赦免之列。帝国已经把他们永远打入了另册。禁锢之下,荣望永绝。对于追求通经致用的士人来说,禁锢意味着不能实现人生抱负,形同阉割。刘氏汉朝已经不再是士人的归宿,良禽择木而栖的时候到了。十年内的两次党锢,最具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士大夫遭到反复摧残,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大分裂。一场席卷全国的暴风雨——黄巾起义正在隐隐逼近。


宋仁宗,让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折服

宋朝第四位皇帝宋仁宗(1022—1063在位)被视为继体守文之君的典型。他将兴科举、重文教的政策推向新的高度,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在当时士大夫集团中,又有“元老”与“新进”的区别。所谓“元老”,主要指前朝旧臣,是一群被皇帝视作“有大臣体”的人物。他们虽然也是由科举入仕,但多半谨慎持重,驯顺服从,“知进退”,“不生事”。所谓“新进”,是指宋仁宗即位以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如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曾公亮、宋祁、余靖、蔡襄等,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代名臣。他们的领袖人物范仲淹虽然是真宗时期的进士,但在宋朝政坛上却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史书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与老一辈官僚政客相比,这批年轻人风华正茂,锐气十足,但是这批新进之士也在政坛上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例如:言论强于行动,目标重于手段,意气多于理智;自负固执,我行我素,无形中得罪了同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于结党,不避嫌疑,结果授人以柄,也招来皇帝的猜忌;开始以朋党自任,最终以朋党相争,是非混淆,成为北宋中后期党派倾轧和恶斗的先声,也成为宋朝政治史上令人诟病的痼疾。


宋朝官场讽刺诗:绿水红莲客,青衫白发精。过厅无一事,咳嗽两三声。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官僚集团中形成变法派和反对派(即新、旧两派)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两派之间的纷争,有观念之争、政见之争、利益之争,也不乏意气之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由于新法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更由于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若干新变化,即便是矛盾对立的双方也都难以超越传统认知的局限,去体会和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使这种论争最终陷入“义利之争”“君子小人之争”的思维窠臼,既无助于实现兴利除弊、挽救危机的目标,更使得统治集团内部自此陷入无休止的恩恩怨怨、分裂争斗之中,对北宋后期政局的影响,至深且巨。

宋徽宗是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当了皇帝的。继位之初,为了取得各种政治派别的支持,稳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调和新旧两派的政策,以示大公至正。然而,随着新旧党争早已超越要不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的政见分歧,蜕变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官场较量,非此即彼的门户偏见已经成了许多人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这个现实迫使宋徽宗必须在新、旧之间做出选择。

新党人物祭起孝悌的大旗,要求徽宗像哲宗亲政时期那样“子承父志”。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宋徽宗的政治取向随即发生了变化。十一月,诏令明年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正式打出了绍述的招牌。在这个背景下,宋徽宗和蔡京走到了一起,翻开了北宋历史上最腐朽、最黑暗的一页。


苏州留园的冠云峰,相传是宋代花石纲遗物

宋徽宗、蔡京掀起了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迫害运动,对“元祐党人”(反对变法的一派)的打击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按照宋徽宗的御笔指令,蔡京等制定了一份“元祐奸党”的名单。文彦博、司马光、吕公着、范纯仁、苏轼、苏辙等尽在其中,总计一百一十七人,由徽宗御笔书写,刻成石碑,立于端礼门上,昭示天下。后来,这份名单又扩大到三百零九人,颁布州县,刻石示众,以便让所谓“奸党”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不仅真正的旧党人士在劫难逃,一些原本属于新党的人也被打入了元祐党籍。

除蔡京外,王黼、朱勔、李彦、童贯、梁师成等人也在朝堂内外呼朋引类,排斥异己,蠹国害民,无恶不作,合称“六贼”。这些人之所以能够为非作歹,无非是因为宋徽宗给了他们这样那样的权力。宋徽宗之所以肯把权力给他们,也无非是因为这些人能刻意逢迎,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皇帝个人的私欲。不少人批评花石纲骚扰郡县,对百姓榨取过甚,蔡京却说:陛下无声色犬马之奉,所好者不过是一些人之所弃的山林草木罢了,何扰之有?

在宋徽宗及其一伙奸佞之臣的把持下,宋朝政治黑暗到了极点。政治上的腐败又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危机,宋徽宗君臣的穷奢极欲和好大喜功,不仅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也必然加重了对百姓的横征暴敛,社会矛盾积累到了极端尖锐的地步,老百姓喊出了“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的呼声。宣和二、三年间(1120—1121 年),两浙、黄淮等地爆发的方腊、宋江起义就是这种社会矛盾的反映。接踵而至的便是靖康之耻,宋徽宗自己都被金兵俘虏,被金帝辱封为昏德公,软禁于冰天雪地的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北宋就此灭亡。


顾宪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万历皇帝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后期的二十多年基本上不上朝,怠于政事,纵情声色,醉生梦死,又迷恋金银财宝,派太监四处搜刮民财。朝中则东林党与昆党、浙党的斗争愈演愈烈。天启年间,皇帝不理朝政,宦官魏忠贤大权独揽。魏忠贤在内联系皇帝的乳母客氏,在外依靠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等人,在朝廷内外遍布心腹,对正直的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与打击。


崔呈秀编造《天鉴录》《同志录》等,王绍徽也编造《点将录》,都以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刘一火景等为魁首,并将不依附于魏忠贤的人全部网罗进去,将他们指为东林党人,献给魏忠贤,魏忠贤很高兴,于是这帮小人更加向魏忠贤献媚,连手攻击东林党。许显纯编录囚犯供辞的文书,词语连及赵南星、杨涟等二十余人,使他们或被撤职或被遣戍。又逮捕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人,将他们牵连进熊廷弼案中,投进监狱,拷打至死。。凡是与魏忠贤有私人关系都得越级升迁,于是魏忠贤的党羽遍布朝野。

魏忠贤气焰最为嚣张的时候,被称作“九千岁”,全国各地的无耻官员都在为魏忠贤修建生祠。为了防止魏忠贤的加害,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入宫之初,甚至都不敢吃宫中的食物。不过,他很快地进入了皇帝的角色,不动声色地谋划铲除权倾朝野的魏忠贤。正如后来御史吴玉在给崇祯帝解释自己奏疏中“时局”两字的含义时说:“当初是魏忠贤的局面,而今是皇上的局面!”然而,崇祯皇帝所面临的却是一个举步维艰的时局。种种迹象看来,明朝衰亡的趋势难以扭转。

崇祯时期,一些江南士人以东林党后继为己任,成立复社,顾炎武(1613—1682年)就是其中一员。他受到“裁量人物,訾议国政”的东林余风的熏陶,因此很重视“清议”的作用。明亡后,他在《日知录·清议》中感慨道,“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