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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篇 话说女营

2021-07-06 09:36:32

太平军还只是一支穿得跟乞丐仿佛的山村造反队伍时,关于“太平女军”的传说就不胫而走,直到今天,几乎还没有哪一部跟太平军有关的文艺作品里没有女营、女兵,太平天国提倡妇女解放,讲究男女平等的说法,也一度成为这段历史相关领域的“标准答案”。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女兵文艺由来久

目前所能见到、描写“太平女军”英勇战斗最早的文艺作品,是广西桂平新墟人钟岱云所写的一首七律,其中有两句“促进旌旗看妇女,频呼羯鼓看儿童”,应写于1851年7-9月,这时不过是太平天国辛开元年;第二年太平军曾围攻桂林城,据说创作于当时的30首《独秀峰题壁诗》七律,有“疑阵纵横参妇女,战声远近杂儿童”的词句。这两首诗都是时人耳闻目睹所记所感,属于“新闻通讯”类型的文艺创作。
太平军失败以后,关于“太平女军”的事迹,仍然是茶余饭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盛极一时的《点石斋画报》上,就有“长毛女贼”戎装持刀的造型,而倾向清方的《清史演义》和同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演义》中,也都有洪宣娇率领女兵上阵搏杀、杀死清朝将领的生动描写,要说差别,无非前者认为女兵们是凭“妖术”取胜,而后者则咬定那是洪宣娇等能征惯战的结果。
但总得来说,建国以前关于女兵的传说,只是零星碎片,当年轰动全国的阳翰笙两部天国话剧,《天国春秋》里只提到洪宣娇“带领女兵”、“能征惯战”,但剧中的洪宣娇却一直忙着跟其他美女争风吃醋,纠缠不清,“女将军”的头衔更像今天某些“绿色食品”、“省优部优”的广告词;《忠王李秀成》里干脆就没有一个拿刀动枪的女角。
建国后随着太平天国被树为“妇女解放先驱”,五花八门的女兵女将也就层出不穷了。单田芳先生的长篇评书《百年风云》里,洪宣娇手舞双刀,与当年着名的狠角色张国梁大战100多回合(不过打输了),还一脚踢翻了悍匪大头羊张钊,而另一个女将苏三娘不但可以斗败太平军大将李开芳,还善使一杆洋枪,连张国梁都惧怕三分;60年代末的电影文学剧本《陈玉成》里,坚守安庆炮台的是太平军女营,苦大仇深的苦姐在《天朝田亩制度》的感召下与湘军水师大将杨载福浴血苦战,最终击退敌军,自己却壮烈牺牲,而陈玉成的战友中,也有个和名将吴如孝、吴定规平起平坐的女将洪三娘;凌力的小说《星星草》,西北太平军有女营,还有个“女二师”的副师帅卜寡妇,后来成了赖文光同生共死的亲密战友,书中说卜寡妇是副职,且是西北太平军女营的“一个首领”,言下之意,这首领肯定不止一个,女营的规模也决小不了。
此外,香港TVB的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大陆广西电视台的《石达开》、中央电视台的《太平天国》,以及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宋景诗》、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大凉山传奇》等,都有分量不轻的女兵女将桥段,一言以蔽之,但有太平旗帜处,便有女兵出没痕,只不过有些片子里她们只是点缀、龙套,有些则是重要角色,甚至主角。
女兵女将中除去那些“无名英雄”,最受青睐的是洪宣娇,其次大约要算石达开各种版本的干女儿,后者不但广泛出现在大陆、港台甚至日本野史小说的战争场面中,甚至可以在川剧、湘剧等地方戏中看到她们红装跨刀的飒爽英姿。
文艺创作当然允许夸大甚至虚构,但对历史真相感兴趣的人,就更希望知道,这些“文学想象”的背后,究竟有几分“靠谱因素”。

女营与女军

太平天国的确有女营,而且从金田起义时就有了。
据广西通志馆的调查资料,金田起义之初,女营设在金田右面山边的平山、淋窦、甘皇、陈义四个村,而且“有女头目督带”;太平军前出至大湟江口,洪秀全驻兵江口墟,牛排、油榨两村据说都有女营驻扎。定都天京后,清方着名间谍张继庚、在天京城居住多时的文人胡恩燮、涤浮道人等,都在记载中称,太平天国编有女军,而素称翔实的湘军情报汇编《贼情汇纂》不但言之凿凿盖棺定论,称“贼素有女军”,且详细罗列了太平军女军的编制情况。
根据这些记载,定都天京后,女军最初编为中、前、后、右、左5个军,后来逐步扩大,最多时从中一至左八,共编了40个军。每个军设总制、监军、军帅各一人(都是女性),巡查一人(男性),军以下设25个卒,每个卒辖4个两,每个两辖5个伍,每伍5人,一个军除军官外,应有2500名“女兵”,40个军应有10万人。
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里提到,1853年天京城中有妇女14万人,1854年初约13万,到了夏天只有大约11万人,鉴于天京城中所有男女都“入营”,这些妇女当然都是“组织上的人”,而当时太平军中只有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六大家子人可以全家团聚,“家属”往多了说不会超过500,除“女军”外最大的女性组织“女绣锦营”只有8000人,女官数量充其量万把人(估计没这么多),由此可见,天京城内的女军编制十分充实,“齐装满员”,甚至可能超编,这和同时期男军“2500作10000”,甚至编制13125人的一个军,只有官兵100多人的情况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了。
问题是,这支“女军”根本就不是战斗部队,甚至可以说根本不是部队。
进入天京前的女营其实也不是什么战斗部队。太平军自金田起义起就实行全家随营、男女分营、禁止家庭团聚的措施,这样一来,就必须将随行的大量妇女组织起来以便管理,所谓“女营”,就是这样的组织;进入天京后,太平天国起初仍然坚持全民入营、男女隔绝的制度,这样一来,全城居民都被拆散,“男归男行女归女行”,自然要分别加以组织,而“女军”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至于使用军队番号、编制体制,这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中太平军同样用这套编制去建立城、乡秩序,可以说,太平天国辖区的任何一个人,都必然在某个“军”或者“营”里,但真正打仗的“军”却只占极少比例。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提到,天京城里的女军“不分老少”,而张继庚在写给已故清江宁布政司祁宿藻之子的信中称,祁宿藻的妻子在后二军、自己的母亲则在右七军当“伍卒”,这两位妇女都是老年缠足女性,她们显然不可能上阵搏杀,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
这些“女战士”既然被组织起来,当然不会无所事事。
她们通常所从事的,是军需生产。
太平军守城最注重工事,天京城里城外遍挖壕沟,沟中栽满竹签,这些竹签还要定期检查更换,以免日久失效,挖壕沟、削竹签的工作,基本由女军担负;修工事需要砖,洪秀全等大兴土木,修建宫殿、王府、官衙,也需要砖,搬砖的工作也由女军担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天京城里好几十万人要吃饭,但城里只有些菜园子,并没有粮田,只有去江边、河边码头上搬运从湖北、安徽、江西运来的粮食,或去城南稻田里抢割,城里人才能填饱肚子,搬米、割稻的光荣使命,自然也归于编制庞大的太平女军。
据时人记载,“女战士们”的工作十分辛苦,每天早上不到四更(1-3点)就起床开工,天黑才能休息。有时工作较清闲,上级领导还会“没事找事”,如杨秀清曾让女军每个馆(两司马)都要上缴一斗臭虫,或若干只小老鼠,好事者分析认为,这是怕“女战士”们闲极生事,影响安定团结。
此外,运盐、舂米、搓麻绳、埋死尸,这些体力活也多由女军担负。
“选秀”也是女营必须承担的义务。据《金陵癸甲纪事略》、《金陵癸甲新乐府》等记载,长期在女军担任领导工作的洪秀全亲信大臣、后期一度主掌朝政的蒙得恩,在前期负责“选秀”,每逢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四人生日,各女馆都要进行一次“海选”,获胜者由蒙得恩复选,最终挑出15名入围者,按照6:6:2:1的比例送进四人府第做娘娘、王娘(也有说谁的生日就给谁送,每人每年就送一回的),其中除石达开经常推辞不受外,其他几位都照单全收,称为“天父赐来美女”。
当然,选秀不一定是选“娘娘”,各王府内需要许多工作人员,但女眷众多,太平军男性又“实质性鳏居”太久,男女混杂显然很不保险,因此早期太平天国主持过多次选拔女簿书——就是女秘书的测试,被讹舛为“中国第一个女状元”的伏善祥,就是在这样的测试后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在杨秀清身边工作的重要人物。
有作战性质的工作有没有呢?有。
《金陵癸甲纪事略》中称,在1853-1854年期间,太平军从天京城出击,进攻清江南大营阵地时,有时让女军派人挑着装满糠的大箩筐远远跟着,一旦得手,太平军乘胜追击,女军就用糠填埋废弃营地的壕沟,同时用空箩筐把战利品挑回去。
此外,许多记载都说1853-1854年间杨秀清曾安排女兵上城守城,据《金陵癸甲纪事略》称守城的都是“大脚蛮婆”即广西、湖南客家和少数民族女子,这未必确切,因为守城又称“守铺”,是带有放哨性质的“防守”,职责是发现敌人进攻时呼叫主力上城,当时和太平军作战的清方,在被长围久困时也会动员妇女“守铺”,如怀庆、六合都如此,而太平军又素有“守险不守陴”,即只在城墙上留少量兵力,将主力用于把守隘口和充作预备队的传统,所谓“女兵守城”,实在既不特别、也不重要。

女军不打仗 打仗非女军

那么,有没有真正上阵杀敌的女兵女将?其实也还是有的。
《百年风云》里提到洪宣娇、苏三娘两位女将,洪宣娇的事迹是杜撰,但苏三娘可是如假包换的女英雄。
她是广西灵山人,丈夫参加天地会被团练害死,愤而起兵替夫报仇,后投入太平军中,从广西一直转战到天京。灵山籍的清朝状元龙启瑞写过一首《苏三娘行》,说她“猩红当众受官绯,缟素为夫断仇首。两臂曾经百战余,一枪不落千人后”,这固然是借渲染苏三娘的“舍生忘死”讽刺清廷同僚的贪生怕死,但对这位女同乡的惋惜敬佩溢于辞表。她后来和同为天地会出身的罗大纲合队,并在罗妻死后改嫁给他,但并没有记载表明她和罗大纲一起战死,电视剧中让她殉情,还让曾国藩给他们二人合葬,实属荒诞不羁,因为罗大纲本人并非战死沙场,而是负重伤撤回后因疼痛难忍、吞金自毙的,而苏三娘的事迹就此泯灭,并无记载称她也一并死去,即使死去,也是太平天国方面给予安葬——这两人的人头十分值钱,“曾剃头”要是真拿到,不管自杀他杀,那是绝不会浪费的。
记载中她曾经“聚众二千”,但这二千并非女军,而是以男兵为主,当时广西、湖南天地会中同样有一些女首领,如邱二嫂等,她们同样也是“女将男兵”。
在广西、湖南、湖北,太平军女眷都曾“妆牌刀手出战”,永安州突围时,洪秀全还亲自下达了“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的诏旨,这常常被人引用,以证明太平军有所谓“男女平等并肩杀敌”的制度;在定都天京之初的1853、1854年,太平军也曾派“女队”出战过。
但在定都天京前,太平军时刻处于围剿、转移过程中,并无稳定后方,经常要打遭遇战,同为“贼党”的女营在遇险时必须殊死作战,否则只能玉石俱焚;永安突围时太平军已濒临山穷水尽,为了生存,只要能拿起刀枪的都得充当“战士”,这只是特例,且这样的特例清方更多:南京陷落后守卫明故宫“满城”的八旗妇女大多战死、累死,扫北军逼近沧州时,当地驻防八旗城守营的妇女先是出城送饭送军需,继而闭城死守,最后也几乎无一幸免。
太平军早期多客家人,女眷中也大多为客家和少数民族妇女,她们都是天足,且耐奔波劳作,让她们行军、打仗,都不难做到;进入中原地区后,大多数妇女都是缠足,平时走路尚且不能疾行、不能及远,打仗更是勉为其难。一直坚决主张全家随营的太平军,在离开客家地区之后,在桂北、湖南转战时就改以招募壮丁为主,直到攻克岳州,获得大量可以容纳老弱、女眷的船只,才重新改为全家随营,并非没有原因。
因此到了天京,尽管由于主力四出征战,城中兵力仍然空虚,但太平天国并未让编制多达10万的“女军”出城作战,只偶尔派遣少数女性助战,这些女性,《金陵癸甲纪事略》和张继庚等人都说是“广西女人”、“大脚蛮婆”,而据前书记载,到1854年夏秋,总数10万以上的天京女性中,广西女人总数最多不过2400人,刨去无法作战的老妇、“娘娘”等,剩下的人数不过千余,仅为女兵比例的1-2%。
许多记载都指出,到了天京后,广西妇女全部出任女官,有的甚至称没有一名广西妇女的职位低于女军帅的,这也许有些夸张,但足以表明,定都天京后的确还有女性出战,但出战的却不是号称10万的40个女军,而是太平军领袖最可信赖的广西“女军官”们。
这些女军官也和男性一样,封有从军师直到两司马的各级官衔,但她们的提拔往往不是因为自己的功劳,而是因为丈夫、儿子的功劳,据记载,如果一名男性总制战死,他的遗孀就可以封为女总制,以此类推。《天父下凡诏书三》中记载,官拜女军师的杨长妹、石汀兰长期在天王府上班,连探亲权都需要杨秀清玩天父下凡“特批”,这二位已经是太平天国最高职位的女官,她们尚且要依附男性,无权独立开府办公,那些女丞相、女将军们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造成一个怪现象,女军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派出去打仗的女人又往往不是女军的。
甲寅四年(1854年)八月二十四日,杨秀清托天父下凡,宣布废除男女隔绝的禁令,在天京城内恢复家庭,40个女军就此解散,此后再未成立。

故事并未结束

女军解体了,但故事并未结束。
后期仍然有“女营”的纪录。太平军攻占常熟、无锡、丹阳、苏州,都一度设立过女馆、女营,但最长的常熟不过半年,最短的据说只有半天,从李秀成给儿子李容发、侄子李荣椿的谆谕,和石达开在攻打四川涪州前的准备部署看,此时的“女营”,是破城后保护妇女免遭乱兵伤害的一种临时性措施,一旦社会恢复安定,“女营”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因此苏南一些迅速安定的城市,女营只存在一天或半天,而常熟因主将黄文金不注重军纪,秩序恢复缓慢,女营存在的时间就要长一些。
这时太平军中女眷数量仍然不少,但大多成为军官眷属,在一些时候,这些眷属也会集中居住,如1863-1864年,太平军李秀成、李世贤部大部开往江西作战,军中几十个王的眷属就都留在广德,由黄文英照料,因为“王娘”实在太多,黄文英不得不向负责天京粮食供应的林绍璋借粮,方才避免饿死几口。
到了中后期,太平军随军女性中,广西籍的已经不多(有记载后期广西男女总共只有700多人的,似乎失之过少),她们大多已经是王爵家属,年纪渐长,出战的频率也变得更低了;“新姐妹”中固然也有大脚的(如秦日纲的妻子就是安庆大脚姑娘),但绝大多数是缠足,从保留下的兵册、家册看,她们要么不在编制,要么就在牌尾行列中,而不再单独编组成军。
正因为此,后期太平军女性出战的记载更少,1860年江南大营围城最急时,清军幕僚萧盛远还从望远镜中看到,一群大脚妇女打着蓝旗出城,对着大营的方向摇旗呐喊,充作疑兵;而此后湘军围城,直至破城,就只有天王宫殿女官坚守岗位,不放洪天贵福乱跑,和大批女眷投池、赴火殉国的纪录,而并无“男将女将尽持刀”,与敌人作最后搏战的记载了。
那些渲染太平军推崇“男女平等”、废除缠足,解放妇女的自然是过誉:太平天国任何官书里都不曾说男女平等,相反,《幼学诗》里多处提到“妇言慎勿听”、“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明确主张男女不平等;太平军废除缠足,首先是因为起自广西,骨干多为客家,而客家女子不缠足(同样,八旗妇女也没有缠足的,这不意味着八旗也“解放妇女”),其次,缠足妇女不便劳作、更无法出战,行军速度迟缓,容易妨碍军情。同样,如果说太平军组织了一支女军(尽管根本不是打仗的军队),也有女性参战的纪录,如果说他们允许(或干脆说强迫)女性参加劳动、参加社会工作,那是因为需要:1854年秋,天京城里男性只有两三万,而女性尚有10多万,在敌情紧迫,粮食又不充足时,让女性“解放”,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也正因为“解放”是权宜之计,一旦觉得这样做得不偿失,就会立即废止。1854年后,太平军首脑发现,江南女性的确不适合做大规模重体力劳动,而十多万劳动效率低下的妇女集中在城里,反倒造成供应紧张,便立即采取各种办法(把女营移到城外、派女营去远郊捡柴、割稻,然后关闭城门),纵容、甚至强迫“女战士们”逃走。等敌情减缓,供应逐渐充实后,许多妇女又自然而然地回归家庭,重新变成“全职太太”和“全职二奶”。
认为太平天国设立女军是苛待、虐待妇女,也未必客观。大多数太平军领袖见识不高,习惯于用客家妇女的“吃苦耐劳”衡量所有妇女,结果造成大批江南妇女“不堪虐待”;对于太平军而言,供应始终是个大问题,除去个别领袖,大多数官兵的供应定量,是和其担负职责挂钩的:不打仗的喝稀粥,打仗的喝稠粥,去城外打仗的吃干饭,当敢死队的吃大块肉。同样,当他们觉得女营“工作效率低下”时,待遇自然也层层降格,最后弄到每天每人六两(还是1斤18两的“六两”)带壳糙米的“菲薄待遇”。
天京陷落后,几支余部中,只有赖文光的一路有较多妇女活动的痕迹,但这些“女眷”似乎主要是丢失了皖北老家、不得不全家随军流动的捻军家属。这些皖北女性中也有“大脚婆”,偶尔也能看到她们呐喊助威、甚至上阵搏杀的记载,但似乎与太平天国“嫡系”关系不大,时人记载中,赖文光倒是直到最后都有“女人”,但根据那个未必可靠的记载,这女人是“裹挟”的,且正是她的指认,淮军才在一片混乱中盯住并最终捕获了赖文光。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军“女军”存在了约一年半时间,这支并非战斗部队、甚至并非部队的“部队”虽然编制基本模仿男军,但在细节上有变化,最显着的变化,就是没有师,也没有旅的编制,而由军帅直辖卒长,一个军的编制人数,只相当于男军一个师。明白这个道理,就该知道《星星草》错在哪儿了——就算把那支混杂老太婆和幼女的“女军”算作“女子部队”,也不可能有什么“女二师”、什么“女副师帅卜寡妇”——因为太平天国从来就没有“女师帅”、“女旅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