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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祭:消失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国家宝藏

2019-12-28 04:01:43


1937 年 7 月 7 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 ,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史称“卢沟桥事变”或“七七事变”。

又逢七月七日,让我们一起回望历史,探讨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文物的损失。日本侵华战争是近代中国所遭遇最危急的时刻,它到底造成了多少文物的损失,已经注定是一个迷。国民政府曾经给出一个古物3600000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的初步数字①,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不过是损失中的一小部分②。在一个人命如草芥,国家危亡的时代,作为文明重要载体的文物古迹也逃不开同样的命运。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全5(2),卷913]
[②戴雄. 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概况[J]. 民国档案, 2003(2):84-90.]


日本文化界对文物的掠夺


掠夺文物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重要的一项工作,这可能是任何列强都没有过的。日本上下几乎都参与了对中华文物的掠夺,称之为全民总动员可能不为过,而文化、宗教界是其中的急先锋。

龙门石窟


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给日本学术界带来了好消息,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在龙门和云冈石窟,分别获得了5600件和8000件珍贵的石刻作品③。东京大学则先后组织了对北京周口店,安阳殷墟的再发掘,组织了对山东曲阜汉代灵光殿的发掘,所涉及的文物与民国外交部交涉到1949年,最终不了了之④。这类大规模发掘,基本是学者伴随军队前进,从北到南,带有强烈的寻宝气息,并和文物走私结合,所得颇丰,比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夫妻合葬墓出土的玉册(1939,此件为盗掘)、司马光的告身、房山石经遗刻等⑤。

[③《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页]
[④《关于日人在山东曲阜县汉灵光殿遗址盗掘之古物即应归还之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1]
[⑤《战时文物损失登记分类目录(古物类)》,1939年3月13日制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1]


日本宗教界,尤其是佛教界,也扮演了对华宗教文物掠夺的角色。早在19世纪末,日本侵华战争之前,以臭名昭着的橘瑞超一行为代表的日本宗教界,就投入了对敦煌遗物的盗窃掠夺。在侵华战争中,日本人在南京修建报恩寺旧址稻荷神社时发掘出来玄奘法师舍利当算的上是掠夺的最高潮。为推动“日中友善”,日本和当时的南京汪伪政权把舍利一分为二,一半送到日本珍藏。后来在中国佛教界的积极争取下,日本在二战后归还了其中的三分之一,余下的部分如今仍然留在日本。不知道日本人供奉这些赃物时,是否能心安理得?⑥⑦

[⑥凌远. 玄奘顶骨舍利下落之谜[J]. 炎黄春秋, 2001(11):74-77.]
[⑦张文宪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0),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524页,引述小俣行男,《中国战线从军记者的证言》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主持此事的日本浪人水野梅晓又从中偷取了一部分,并私人保留至今,这种层层盗窃使战后文物追索更加无所适从]


橘瑞超


除了单纯的贪婪,比如说把江苏宝应县的射阳汉代石刻⑨⑩带回国内作为收藏,日本文化界投入了大量精力在东北文物古迹的研究上,是为了制造蒙满非中国论,为满洲国和伪蒙分裂中国做理论研究?。而日本宗教界则利用一般人对宗教人士不设防的心态,负担着中日亲善,社会改造,情报搜集等几重任务,更有甚者无耻地配合日本的大东亚圣战论,鼓吹中国为儒教国,日本为佛教国,中国佛教衰微,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建立佛教地上天国的圣战?。

[⑨《关于追查江苏省宝应县汉射阳石门石画等被劫文物的函电》,江苏省档案馆:1006-乙-972],南京朝天宫的鸱吻]
[⑩蒋公榖:《陷京三月记》,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张晓舟. 伪满时期日本在东北的“考古”活动——以渤海国都址东京城发掘为中心[J], 东北史地, 2015(5):51-57.]
[?周春. 试论近代欧美传教士与日本僧侣在华情报活动之差异[J].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02, 4(2):50-53.]




日军上下对文物的掠夺和破坏


当然和文化界相比,对华文物掠夺的绝对主体是上百万横行中国的日军,他们造成的破坏的要远比掠夺的更多。

从日军上层来看,日军在师团一级一般都配置了文物搜索员,负责对中国文物的有机会掠夺。南京大屠杀的凶手之一,中岛今朝吾中将,一面在日记里痛斥普通士兵掠夺各种财物,军纪荡然,一面在离开南京时试图把中央饭店的家具和南京所搜集的战利品打包带走,被揭露后又在日记里抱怨,既然已经占领了国家,夺了人命,拿一点家具还有什幺好说的?。


[?张文宪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8),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岛今朝吾日记》 284-301页]。

而相比军官们扭捏作态的样子,日本士兵则坦然的多,他们是对华侵略和文物掠夺的绝对主体。

战争中的日本士兵是怎幺看待中国文物的,《东史郎日记》给我们提供观察一个基层士兵很好的窗口。这里摘录原文学青年东史郎杀进南京后的一段:“自称对文物有眼力的田中一等兵说:‘这些珍品在我国从未见过,它的价值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本来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但是在田中古董热的影响下,我在无锡征收了名人字画和署名的两把扇子,还有在武进征收了挂轴。……我们都受他古董迷的影响,把房间里的陶器洗劫一空。……这幢房子里,凡是带不走的物品无一完好,统统被我们砸得稀巴烂。”?

[?【日】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42,152-154,175-176页]

这段文字可以说是一个侵略军士兵的绝佳写照,虽不理解文物价值,但也人云亦云能拿的就拿。如果麻烦,则会随手毁掉这些无价的文物,而拿不动的则毁掉。

出于这种心态,许多文物的下场可以说是极为让人唏嘘的。南京中央博物院曾经收集了山东日照的一批新时期时代古瓷及石器标本,这批文物最后被人发现成了路基。清代江南公署历代档案,被装作六十大筐,全部送去做了废纸?。

[?孟国祥:《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72-73页]


出于战争目的造成的古迹破坏


和古物相比,中国古建筑的命运同样悲惨。各地标志性的古建筑在当时往往是日军的重要参照物,以至于损失格外惨重。

出于战争目的的破坏范围甚至远远大于日军的占领范围。日本海陆军航空兵把轰炸作为一种有效的恐怖震慑手段,在全中国范围内进行了无差别式的轰炸,由此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的。七七事变中首当其中,全国最小城池的宛平城,城内几十处明清古庙被炸为白地,南京古城墙,夫子庙,朝天宫自然不能幸免,作为抗日敌后斗争核心的山西,伏头山为佛教圣地,兵家必争之地,宋元间僧兵名满天下,介山则以介子推闻名天下,寒食就起源于此,两地庞大的古建筑群均都毁于日军报复性大扫荡??,即使远在大后方的云南保山,元代法明寺也毁于日军轰炸?。可以说在日军的蹂躏下,中国没有一处净土。

[?《沁县文史资料》,转引自《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0-171页]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1页]
[?云南省保山市志编委会:《保山市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3年,551页]

另外还有一种是日军进行了长期占领,由于中国古建筑多为木质建筑,在无人管护,日军任意破坏,甚至直接拆毁挪用建材的情况下所造成毁损的。典型如我们所熟知的寒山寺,由于被日军占领用作据点的参考,僧人逃散,最终寺前“枫桥夜泊”的枫江楼化为一堆瓦砾?。

[?孟国祥:《江苏文化的劫难 1937-1945》,南京出版社2013年,第67页]


从1942年开始,日本开始在所有占领区发动献金运动,收集金属,历朝铜器,铁器,甚至连居民家里的铜火锅都难逃厄运。典型比如河南博物馆,先后经历了三支日本驻军,每次都要进行奉献,累积献出45尊铁炮,铜钟,铜鼎等物,最后搜罗殆尽,送出去几十箱铜钱?。律宗第一山的镇江句容宝华山,隆昌寺明代万历铜殿“铜皆无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镇江方志编纂委员会:《镇江市志》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629页]

到了战争末期,日军对占领区的搜刮可以说不遗余力,青岛一地一次就献铜20万公斤,并专门出台了《古物商及铜商被登记管理铜类之处理办法》直接针对文物动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最终连北平故宫博物院都不能幸免,在日军的累次献金运动中,虽然故宫职工拼死保护,依旧被征集走了历代铜缸66口,铜炮4门,铜灯91件,铁炮1369尊,累积300吨金属??。

[?赵秀宁. 抗战时期日本对华资源的另类掠夺——青岛特别市“献铜运动”研究[J]. 抗日战争研究, 2018(1):101-115]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为函送本院历次被敌军征去铜铁品清单及历次被宪兵搬走撕毁书籍杂志清单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黄金. 沦陷前后张庭济与“奉命维持”的北平故宫博物院事业[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4(5):33-48.]


非战争目的造成的古迹破坏


如果说战斗时,因为考虑到房屋建筑可以作为遮蔽物,哪怕是单纯的出于清扫视界的需要进行破坏都可以理解。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日军的破坏有时候是毫无意义的,常常在占领之后。

河南鹿邑县标志性的古建筑老君台,据说是老子升仙处。当地人传说日本人当年往老君台打了十三发迫击炮弹,没有一发爆发,吓得日军磕头谢罪。事实比较残酷,按方志记载,老君台实被击伤,后人不过是故神其事而已?。不但如此,日军攻入城后,还放火烧了台下的文昌阁等明清建筑群,大火数日不灭。

[?鹿邑县地方编委会:《鹿邑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235页。]

老君台的遭遇,其实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大量古迹的普遍情形。纵火是日军最常见的行为之一,其动机是多种多样的。

比如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王爱召,号称东藏,这是是内蒙古传统的汉藏佛教信仰中心,并供奉祖灵,藏有大量金银制品和珍贵文物。日军攻占后进行了三天的大规模劫掠,满载而归,为了掩盖罪行,离开时便付之一炬?。人人都知道的道教名山茅山,抗战时期,茅山道观的道长们也积极投身抗战队伍,直接的后果是1938年起,日军先后四次火烧茅山,将满山历朝宫观烧为白地,这是出于惩戒的目的?。

[?孟国祥:《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追索始末》,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袁志鸿. 抗日战争中的茅山道士[J]. 中国道教, 1995(3):19-22.]

而更多时候,日军完全是随意性的纵火,比如丹徒的唐代古刹楞严寺,因为日军在庙中抓捕避难妇女不得,心情烦闷,无处发泄,便一把火付之一炬?。

如镇江焦山,与金山、北固山并立江中,古人金焦并称为江南名胜。1938年12月8日,日军炮击并轰炸焦山,12日占领。而次日日军离开时,居然在这座寺院道观密布的名胜大规模纵火?。焦山名胜之一碧山庵则是因为日军夜间烧窗户取暖,天明时懒得熄火,就顺便一烧了之,完全如儿戏一般。这实际上直接体现了日军的军纪败坏。

[?镇江方志编纂委员会:《镇江市志》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630页]
[?德峻和尚:《焦山沦陷记》,引自《镇江市志》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1764页]


华严阁、观澜阁、文昌阁、汲江楼、东升楼、御碑亭、槐影书屋、黄叶楼、乾隆行宫、浮玉斋、 枇杷园、蝴蝶厅等古建筑,古人又称焦山十六景

侵略战争间接造成的文物损失


为躲避战火,而损毁的文物瑰宝则难以计算。如苏州顾氏过云楼,六世收藏,名满海内,1937年为躲避战火,将大量文物埋在花园地窖中,青铜器则沉入水井。等日军退走后,顾家再来发掘,青铜器已经全部丢失,字画被割走,只留下卷轴,而地窖中的铁箱全部被潮气浸润,无不霉变,书画损失惨重?。

如果说和顾家相比,太原公署遗留的明清档案遭遇更为令人唏嘘,1937年底,日军进攻前夕,省政府将历代档案五十余卡车秘密收藏在东山一土窑内,太原陷落后,除两车转运临汾外,其余全部被焚毁,烧了整整一个星期,而运出的档案,日后也再无下落?。

[?沈慧瑛. 过云楼旧闻新韵——访过云楼主人顾文彬玄孙顾笃璜[J]. 档案与建设, 2007(8):39-42.]
[?孟国祥:《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这里就要提到故宫文物的南迁,为了保护国宝,国民政府决定把除溥仪转移外,故宫留存的古物连同其它机构古物,共计19557箱转运后方。虽然在转运过程中,工作人员付出巨大的努力,将数以万计的文物,在战火中艰难转运,反复迁移,还要克服保存条件的严重不足,但由于战火和客观条件,无论参与者如何努力,仍然遭遇了不少损失。但这无损于这些文物守护者的伟大努力。如其中北路文物在宝鸡转运时因撞车出现震损,在汉中时又因卫士手榴弹走火,炸毁文物数箱(亦有文献指出仅炸毁清代花瓶等数件)。大批文物好不容易转运到乐山,又一度面临南方气候和库房简陋难以避免的白蚁和渗水???。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文物回迁过程中,由于各种事故,又受损了120箱文物?。

[?那志良:《故宫文物疏散到后方》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第3期]
[?魏奕雄. 故宫文物存放乐山始末[J]. 新西部(上), 2015(2):62-66.]
[?许凯, 左远波. 故宫国宝万里大迁徙[J].地图, 2006(1):34-41.]
[?曾涛:《国宝大迁徙》,扬子晚报1995年8月27日

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空前浩劫,在这样的浩劫中,人命尚且不值一提,而负载文明的文物一样玉石俱焚。文物损失难以估算,一方面是日军除了大量有组织的掠夺毁灭行径,其基层士兵更制造了难以统计的暴行。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社会管理还极为粗放。战前不知中国有多少文物,战后统计也极为粗陋。今天我们所知的大部分损失数据多为民国统治的核心区江浙,而作为文化大省的河南几乎没有收录。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事人的离开,基于有限的档案我们已经无法了解全貌。另外需要指出,日本在战后并不配合中国对文物的追讨,有计划的销毁各类档案,对赃物百般隐藏,密不示人。即使有明确去向的文物也往往能拖则拖,如前面提到的射阳汉石画像,一直拖延到1949年,利用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最终不了了之。

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日军固然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其残暴恰恰说明军纪的涣散。但从另一面说,面对日军,国民政府作为当时抗战的主要组织者,其有限的管理能力,可以说是对日寇的危害起了极大的放大作用。在许多时候,甚至反而成为抗战的阻碍。如长沙文夕大火,其造成的损害不亚于日军的杀戮破坏。


又逢七七,回望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醒吾辈。无论如何,只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才能有能力守护它的国民与文化,才能谈得上文化的传承。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怀璧其罪,是不能默默无闻的。

这就是为什幺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全5(2),卷913
[2]戴雄. 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概况[J].民国档案, 2003(2):84-90.
[3]《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页
[4]《关于日人在山东曲阜县汉灵光殿遗址盗掘之古物即应归还之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1
[5]《战时文物损失登记分类目录(古物类)》,1939年3月13日制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1
[6]凌远. 玄奘顶骨舍利下落之谜[J].炎黄春秋, 2001(11):74-77.
[7]张文宪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0),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524页,引述小俣行男,《中国战线从军记者的证言》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主持此事的日本浪人水野梅晓又从中偷取了一部分,并私人保留至今,这种层层盗窃使战后文物追索更加无所适从
[8]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共连云港地方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6页
[9]《关于追查江苏省宝应县汉射阳石门石画等被劫文物的函电》,江苏省档案馆:1006-乙-972
[10]蒋公榖:《陷京三月记》,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11]张晓舟. 伪满时期日本在东北的“考古”活动——以渤海国都址东京城发掘为中心[J]. 东北史地, 2015(5):51-57.
[12]周春. 试论近代欧美传教士与日本僧侣在华情报活动之差异[J].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02, 4(2):50-53.
[13]张文宪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8),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岛今朝吾日记》284-301页
[14]【日】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42,152-154,175-176页
[15]鹿邑县地方编委会:《鹿邑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235页。按方志记载,老君台实被击伤,后人不过是故神其事而已。
[16]《沁县文史资料》,转引自《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0-171页
[17]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1页
[18]云南省保山市志编委会:《保山市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3年,551页
[19]德峻和尚:《焦山沦陷记》,引自《镇江市志》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1764页
[20]孟国祥:《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追索始末》,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21]袁志鸿. 抗日战争中的茅山道士[J].中国道教, 1995(3):19-22.
[22]镇江方志编纂委员会:《镇江市志》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630页
[23]教育部函转“江苏省政府呈请褒扬昆山县图书馆馆长王沂冲等案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11628
[24]沈慧瑛. 过云楼旧闻新韵——访过云楼主人顾文彬玄孙顾笃璜[J]. 档案与建设, 2007(8):39-42.
[25]孟国祥:《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26]孟国祥:《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72-73页
[27]孟国祥:《江苏文化的劫难1937-1945》,南京出版社2013年,第67页
[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29]镇江方志编纂委员会:《镇江市志》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629页
[30]南开大学校史网(http://news.nankai.edu.cn/):南开大学·校钟.
[31]赵秀宁. 抗战时期日本对华资源的另类掠夺——青岛特别市“献铜运动”研究[J]. 抗日战争研究, 2018(1):101-115
[32]《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为函送本院历次被敌军征去铜铁品清单及历次被宪兵搬走撕毁书籍杂志清单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33]黄金. 沦陷前后张庭济与“奉命维持”的北平故宫博物院事业[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4(5):33-48.
[34]王文锋:《末代皇帝溥仪与国宝》,群众出版社2015年
[35]那志良:《故宫文物疏散到后方》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第3期
[36]魏奕雄. 故宫文物存放乐山始末[J].新西部(上), 2015(2):62-66.
[37]许凯, 左远波. 故宫国宝万里大迁徙[J].地图,2006(1):34-41.
[38]曾涛:《国宝大迁徙》,扬子晚报1995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