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7日，红军胜利占领贵州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王稼祥与毛泽东商议后由王稼祥出面提议，并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支持而召开的。
在会上，博古做政治报告，为自己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接着，周恩来做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指出红军军事失利的原因是在军事领导上发生了战略战术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随后，张闻天（洛甫）做反对“左”倾军事路线报告，毛泽东接着进行长篇发言。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博古、李德等的军事领导是错误的，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站起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领导。
周恩来是党中央最高领导三人团成员、中军革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他是什么态度呢？聂荣臻回忆说：
他（周恩来）从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也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
在王稼祥发言后，周恩来也接着发言。在发言中，“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单纯防御路线的批评，并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今后红军的行动”。 聂荣臻回忆：
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作用。
王稼祥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王稼祥两人既是博古等人倚重的干部，也是党和红军中的主要领导人。他们的态度可以左右和决定会议的走向。他们对博古、李德等人的批评和对毛泽东的支持是否成为大家的共识尤为重要。
为什么？军事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单秀法说：
在博古、李德受到批判时， 周恩来实际上是党内、军内最高领导人，又是遵义会议的组织者。如果周恩来在取消博古与李德对军队的领导权、是否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这个根本问题上态度不明确，或者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仍维持“三人团”的领导（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遵义会议没有马上取消博古负总责的情形就是证明），那便难于开好遵义会议。
对于会议中的支持与反对情况，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经过与会者三天的激烈讨论，会议终于做出几个至关重要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这样，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与周恩来成为了军事指挥上的搭档。
由于王稼祥、张闻天大力支持毛泽东，也由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通力合——这种合作既有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和信任，又有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全力支持，顺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从组织上取消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指挥权，肯定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重新恢复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的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周恩来、毛泽东关系来说也是一个大转变。遵义会议后，名义上周恩来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但实际上毛泽东很快成为了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周恩来后来回忆：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1月、2月出发，到了5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 省 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在“鸡鸣三省”换下博古，实际上是党内总负责人的正式移交。党中央于2月5日决定以张闻天接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毛泽东地位的提升，使得周恩来、毛泽东关系由宁都会议前的“周主毛辅”，转变为遵义会议后的“毛主周辅”格局。 着名的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也是持如此观点，认为在周恩来、毛泽东关系中，“遵义会议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分界线”。 并且，她肯定这个崭新的转变：
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紧密结合的开端，这种结合终生未变。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联盟，因为它是由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构成的：—致与不和，忠诚与怨恨。这两位伟人彼此之间有一种互相吸引的魅力，因为他们在性格上、思想上和体魄上都完全不同。只有了解中国历史传统的人，才有可能理解这种结合。……周恩来发现了毛泽东。他发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天才，在这个天才身上，他倾注了自己对中国深挚的感情。
新中国成立后在尼泊尔见过周恩来的英国人狄克·威尔逊说：
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他（周恩来）作了戏剧性的转变，从毛的上司和批评者，变成毛的下属和支持者。这种不寻常的合作关系，后来决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整个活动范围和进程……
这种转变使得周恩来从属于毛泽东的领导了。但他对这种角色的转变没有怨言，是愉快接受的。这种没有怨言和愉快接受，既源自于为韩素音所说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发现”，也源自于他对毛泽东的“心悦诚服”。
单秀法认为“毛主周辅”这种格局是非常合理的：
周主毛辅的关系转变为毛主周辅后，他们才在这种既符合中国革命实际，又真实反映两人本质关系的历史框架中，各自发挥了雄才大略和聪明才智，不仅胜利地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挽救了红军，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而且为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
因此，在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改以前被动挨打的劣势，迅即变得主动起来，进入了一个重新焕发出巨力的新阶段。
（本文摘自陈冠任着《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凝聚在毛泽东旗帜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