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水”最早出自《晋书·刘寔传》 与钱无关
最早的“薪水”一词,出自《晋书·刘寔传》,“薪水之事,皆自营给”,说的是砍柴、打水等杂务,不是“工资”,更和钱无关。 不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薪水”逐渐有了“筹劳”、“工资”的意思。尽管如此,由于整个西晋官府连一枚铜钱都没有铸造过,尽管官书上言之凿凿,说官员的俸禄种类,包括米、绢、绵、钱、菜田、杂役等种类,但即便按照这种说法,“钱”在“工资”成分中,也仅仅“行四”,重要性显然不如粮食、布帛之类的实物。且许多具体记载都显示,西晋的正式官员“工资”,其实只有粮食、布帛和占田,如一品官每月俸禄为五斛,每年春、秋两次,共发放绢三百匹,绵二百斤,占田一品官五十顷,以下每降一品减少五顷,九品官只占田十顷。很显然,钱这东西,即便贵为一品大员,也很难在“工资表”上看到。官员如此,寻常劳动人民自然更没啥指望了。 从西汉末年到西晋,中国经历了一个长达两百年的“钱币回潮期”,市场上钱币的流通量和重要性都较西汉明显下降,官员工资从以发钱为主,变成实物和钱各占一半,市场上贸易也从主要依靠铜钱,回潮成《诗经》中“抱布贸丝”之类物物交换的场景。很显然,西晋整个朝代不铸造一文铜钱,官员“工资”也不着一个钱字,不过是这一“钱币回潮”趋势的延续。 由于汉末和三国时的战乱,和整个社会潮流对钱的反感(鲁褒的《钱神论》就是典型范例,这篇西晋着名杂文对钱的弊端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加上当时庄园经济开始兴盛,商品交易退化,钱这东西在当时还真未必比谷物、布帛、田地等值钱、好使。当时的许多记载都表明,非但“工资”,连行贿受贿也是实物为主,如“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就曾一次收到鬲县县令袁毅行贿的蚕丝一百斤,且记载表明,当时许多官员都收到一模一样的贿赂。 不过,钱并未真的“人间蒸发”,而是时不时在史书记载中露一下脸,露面次数虽不多,数量却相当可观。 比如前面提到的刘寔,曾在西晋惠帝司马衷时代一次获得“钱百万”的赏赐;山涛在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受赐“钱五十万”;司马炎时名臣李熹,在太康年间同样受赐“钱五十万”。这个时代物价低廉,钱又是极端稀罕之物,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铜钱流动,又是演的哪一出? 仔细观察便可发现,上面这些和钱有关的大手笔,全部是**对重臣的赏赐,且刘寔、李熹的“赏钱”,是对二人年老后主动按时请求退休、且一贯操行良好的表彰,而山涛的五十万,更是死后和棺材、寿衣之类一并颁赐下的“抚恤金”。 很显然,在政府停止铸钱、市场上也盛行物物交换的西晋,大宗铜钱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上层政治社会用于充门面、讲排场的“样子货”,不是用来花,而是用来显摆的。当然,由于所有铜钱都是“古代”的存货,数量有限,能做这样高档“样子”的,也只限于皇族、皇亲国戚,和个别高官中的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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