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唐朝绝对是一个称得上开明的时代。
政体机构健全、儒释道思想文化多元共存、社会风气也达空前绝后之地步、更是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开元盛世，对一切外来文化都采取开放的态度，正是这种开明，使得历代君王可以维持唐朝近三百年的统治，成就了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
虽说是开明专制，但翻阅史书不难发现，唐代官员遭遇挫折和贬谪的次数堪称历史之最，尤其是特殊的文人官员群体，可以说十个文官，有九个都被贬谪，甚至多数被贬不止一次。
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大诗人，九成以上都被贬过，如“千金赐还”的太白、“亲朋无一字”的杜子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白乐天、“二十三年弃置身”的刘梦得，不一枚举，还有众多籍籍无名者，匿于历史的洪荒之中，而反观之，唐代为官者，一生悠游太平未经贬迁者，倒是屈指可数了。
可见，纵然是在开明的唐王朝，想要安稳做官，显然需要更多八面玲珑的智慧，而所谓的开明，在唐代几百年的历史中，似乎更像是一种理想化的错觉。
开明专制，唐代官员的处境复杂
相对前朝，唐代官制和法制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中央政府权力机构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总揽行政，相互配合也相互制约，这种三省协调、平章执政的制度，显然是出于一种居心周密的安排。三省之外，又设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机构，专门负责对官员的监督、列举、弹劾。又设大理寺，掌管审讯、监狱方面的事项。
另外，刑部的设立也进一步健全了法制，唐代广义刑法之书有四，分别称为律、令、格、式：
律以定刑正罪，令以设范定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
可以说，这种政体设置，极大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性，基本达到了“依法治国”、“一断以律”的理想。
当然，政体的本质上还是以君王专制为主导，君王依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初唐时期，李世民仁慈宽厚，量刑为轻，对于死刑犯的处理尤其慎重。他曾经对身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还时刻警惕司法官员“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誉”。《旧唐书》有记载：
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务在宽简，取便于时。
当时遇到涉及朝廷官员的重大案件，要由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司会审，其用心也是为了秉公执法，防止误判酿成错案冤狱。到贞观四年时，天下大治，全国判决死刑仅29人。
但显然，这种看似开明的专制隐藏着至少三种深刻又严重的危机：
其一，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喜怒好恶独断专行，在体制内没有任何制约的制度。
比如贞观五年，李世民盛怒之下斩杀大理丞张蕴古。此人与犯人博戏，私传圣言，虽有罪错，但未至极刑，并且张蕴古身处要位，功过已能相抵，事后李世民虽然追悔，却也无可奈何。所谓伴君如伴虎，在这种专制之下，这种危机显然无法避免。
其二，政权更替，开明举措随时能被削弱或取消。
在武则天执掌政权之初，本想遵守前制以广收人心，可后来将“开明”废弃殆尽，甚至破坏到正常的制度，“欲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务令深文，以案刑狱”，重用酷吏，肆其淫威，士大夫人人自危。据《旧唐书》载：
当时朝臣多遭不测，乃至族诛，故入朝之时，必与家人诀别，说“不知重相见不？”
可见，武则天时期，对于当时官员来说，实在是一个噩梦，得宠者完全到了独断专杀的地步。
其中最为酷烈者，要数长寿年间武则天派遣使者诛杀六道流人一事，据史料记载，当时酷吏有二十七人之多，他们被派遣前往各地杀害流人，总计数千人在短时间内惨遭毒手，而这惨案的起因只是因为有人告发说岭表流人中有“阴谋逆者”。
“宁错杀千人”的阴狠做派让当时为官者每日战战兢兢，那些受到武则天重用的使者乘着专制暴虐的威风，肆意招集告密，罗织罪名，陷害良善，枉杀无辜，罹难受害者不可胜计。所以《旧唐书·刑法志》说：垂拱已来身死破家者，皆是枉滥。
其三，“长治久安”的理想化错觉，极容易造成内部腐化。
后来玄宗李隆基夺取政权，拨乱反正，朝廷又多次修改律令，又制定了《唐六典》，尽管是开元之治，但后期玄宗耽于享乐而慢慢腐化，这直接导致了李林甫的专权，此人为了耽宠固权，不惜枉杀忠良，一时之间酿就多宗冤案，据《新唐书》载：
复起大狱以诬陷所杀数十百人，如韦坚、李邕等皆一时名臣，天下冤之。
从内部瓦解显然是致命的，果不其然，一场安史之乱斩断了唐朝的“开明”，天下纲纪崩坏，朝政混乱万状，宪宗即位，朝局大变。岑仲勉在《隋唐史》中称“宪宗英武，视肃、代、德三宗稍胜，故元和之治，陵驾中唐”，又称宪宗“用刑喜宽仁”。
可从宪宗对王叔文一党的态度来看，此人性格气度何其刻薄。
可见，所谓的“开明”，撕开来看，也不过是与专制和暴行相伴相生，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王权更替、制度不断的产生、消亡及重建，没有永久的开明，也没有永久的安稳，唐代官员的理想显然被上面所说的三种危机撕的粉碎，在这样的处境下生存，保身都难，何谈安稳，所以，频繁的贬谪也便就不难理解了。
贬官制度存在松严不定的变化性。
显然，唐代朝廷斗争频繁，其贬官制度自然在不断的变化，一般来说，政治清平时，对于贬官的处理则较为宽松而稍具理性，而朝廷斗争愈剧烈，对于贬官的措施愈严厉。
在《唐会要》中记载了唐代贬官的三种形式：
京职之不称者，乃左为外任；大邑之负累者，乃降为小邑；近官之不能者，乃迁为远官。
但显然，不止这三种，而更多的是在朝廷斗争中，得权者党同伐异的牺牲品。
那么，一个官员被贬都会经历什么呢？
首先，动身前往左迁地。
官员遭贬，要第一时间“去官服、交权印”，将工作交接好之后，就要动身前往贬谪的地方，这种地方一般条件都不怎么好，很多处于蛮荒，并且穷山恶水，路途遥远。
唐玄宗时期，对待被贬官员显得尤为宽松，他们有几天到一个月的时间做准备，《唐会要》有载：长寿三年五月三日敕，贬降官并令于朝堂谢，仍容三五日装束。再看天宝年间，正是朝廷斗争的激烈时候，李林甫为了加速巩固权利，对待贬官态度自然十分严酷，生怕皇帝后悔一纸诏书又给召回来，所以恨不得贬官马上上路，《新唐书》中有记载：
天宝五载七月六日敕，应流贬之人，皆负谴罪，如闻在路多作逗留，郡县阿容许其停滞。自今以后，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赴任。
张籍写了一首《伤歌行》对当时官员被贬的情形有所描绘：
黄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
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
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
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
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
又如韩愈曾被贬连州阳山令，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诗中回忆当年受贬离京的情景道：
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
病妹卧床褥，公知隔明幽。
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
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
……
接到被贬的命令，不得停留片刻，就算有亲友相送，也不能有所言语，青衫恶马只顾赶路，甚至有太过急促而落到马蹄下的情形，何等严苛酷烈、令人心惊动魄的一幕！
可见，在当时，贬谪似乎已经成为了赤裸裸的人身迫害。
接着，在贬谪地忍受罪人待遇。
和我们印象中不同，贬官不单单是职位上的降低，一旦被贬，形同罪人。
在当时朝廷的文书中，经常将贬官与流人相提并论，流人，一般是犯了重罪，而被流放外地的罪人。
到长庆年间，朝廷才申明贬官与流人的区别：
贬则降秩，流为摈死。
也就是说，贬官是行政降级的惩罚，流人则是刑法量罪的判决，但实际上，两者的实际差别并不大，贬官和流人一样，多被遣往江湘、岭南等僻远穷苦之地，在地域上的安置几无差别，唯一不同的是，贬官仍是官，流人是平民。
张说在武后长安三年因直言触怒权贵被贬岭表，在其《端州别高六戬》诗中描述边地自然环境之恶劣：
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
王昌龄天宝七年被贬龙标尉，其在《元和郡县志》引《荆州记》云：溪山阻绝，非人迹所能履。
贬官的待遇，由此也可以大体想见。
不光地理环境恶劣，贬官到任后，也往往备受歧视，刘禹锡贬调和州时，和州知县处处刁难，本应是三间三厢标配的住宅，知县却将刘禹锡安排到了县城里一处小房子，住处是一间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陋室”。
而且，贬官的日常行动也受到限制，不得擅自离开贬谪之地，《唐会要》有载：
至任日，不得别摄余州县官，亦不得通计前后劳考。
而碰到政治斗争激励的时候，得势者往往不甘心异己者被贬，一心想除之而后快，贬官的生命甚至受到威胁，有被迫害而亡，也有太过忧惧自杀而死的贬官，《资治通鉴》中有记载：
（天宝六载）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复皆杖死。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死。罗希奭（殿中侍御史，为李林甫之爪牙）自青州如岭南，所过杀迁谪者，郡县惶骇。排马牒至宜春，李适之（左相，贬宜春太守）忧惧，仰药自杀。至江华，王琚（曾任户部尚书，贬江华司马）仰药不死，闻希奭已至，即自缢。
人身遭受限制、生命时遇威胁相交织，对于那些贬官来说，实在是人格的羞辱、精神的压迫，遭摒弃、被剥夺的感觉难以抚平，理想抱负更无从谈起，一旦被贬，可以说是万念俱灰，刘长卿在《初贬南巴之鄱阳，题李嘉佑江亭》诗云：“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正是这种状态的真实写照。
最后，面临悲喜不定的结局。
贬官的前途是最难揣测的，如上所说，有的迫害致死，当然也有一些会遭遇改迁，或者重回朝堂。
改迁又称量移，即酌情移近安置，或改任其它官职，此种情形最多，如韩愈、白居易等。
韩愈被贬连州的第三年，改任江陵法曹参军。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三年，因得到朝中宰相崔群的帮助，升任忠州剌史。按唐制，量移应在贬官到任经五考满后，《唐会要》有载：
其年（元和十二年）七月敕，自今以后，左降官及责授正员官等，并从到任后经五考满，许量移。
当然，这种条文制度也经常在政治斗争中失效，《旧唐书·宪宗纪上》载宪宗曾下诏曰：
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当然贬官能重返京城的，对于围观者而言，自然是最幸运的，意味着重新被重用，又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当然这个机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朝廷政局的改变，或因党争易帜，而得到朝中权势援引的结果。
所以也有不少官员遭贬时，以蛰伏以期明主自我告慰，顺宗、宪宗即位后，都曾降诏召回贬谪的官员，穆宗即位后，元稹、白居易等因抵牾权贵而遭贬谪的生活就宣告结束。
不管结局好坏，贬谪经历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可以说都是一场身心的煎熬，并极容易造成不可逆的精神损害，但同时，文士们的心灵世界在贬谪生涯中更加敏感、丰富，发诸吟咏，着为篇章，造就了唐一代绚丽的贬谪文学，那些舍身报国、耿介高洁、悲天悯人的气节和情怀，深深萦绕其间，惹人动容。
贬官文人之鸣，士大夫的人格与情怀。
贬官身在贬谪之地，饱受，封建专制的冷酷与世俗折磨，常常会软化乃至消蚀文人本有的刚正之气，于是他们不得不蜷缩起来，藏起积极用世的抱负，或以文辞着作来舒展怀抱，或以自然山水来抒发忧思，“穷愁着书”、“泄为山水“，何尝不是一句句“不平之鸣”！
由于身处远荒，贬官们接近人民、深刻体察社会生活，加上他们素来的兼济之志、事功之心，使得他们能更加真切地关注朝政、体恤民情。
杜甫贬华州司功参军期间，观民间疾苦，写““三吏”、“三别”彪炳史册；刘禹锡贬至夔州，创多组《竹枝词》，与民同欢携民同乐；韩愈被贬潮州，有《宿曾江口示孙湘二首》记水患中三江百姓的万千苦难。这是他们普天济世的博大情怀，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白居易被贬江州，大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刘禹锡泛舟江渚，高歌“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柳宗元被贬柳州，有言“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这是他们深刻认识世态炎凉后，在不同人生哲学和人格的指引下不同的人生选择。
从特定意义上说，贬谪文学是唐代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它形象地再现了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人格的独立、尊严以及坚韧弘毅的品质，显示了在庞大封建专制政体之下人性良知怎样受压抑、被扭曲、消解于无形，而又生生不息地活跃于民族的血脉之中。
回过头来，唐代的贬官制度其实构成了唐代政治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唐初期的贬官制度，尚有着维护皇权、遏制腐败、整肃吏治的综合功能，笼罩着一层开明的光环。而中后期皇权更替频繁，政局动荡，此种“开明”则逐渐蜕化，成为了专制势力打击正直、迫害异己的手段。
可见封建社会中，任何政治上的宽松都是有限度的，在所谓的开明背后，时时闪动着千余年来一以贯之的严酷的专制巨影，开明与专制，本就充满着矛盾。
而基于此环境下的贬官制度，不仅给唐代文人造成了多重伤害，还严重损坏了唐代的政体，君主专断、宠臣弄权导致的失误使得士大夫普遍丧失希望，其负面效应更造成广泛的吏治腐败，并最终酿成唐王朝的崩溃。
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因为这些贬官制度所产生的那些苦闷、悲怆、凄凉气质也慢慢沉淀为民族的悲剧性文化心理，从而对于民族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