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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荒之地变华夏宝岛:宋朝人如何开发海南岛?

2020-08-27 17:05:03

别看今日的海南岛风光迤逦,适宜居住,古代的海南岛曾长期是不毛之地,蛮荒之乡。我国自汉朝就将海南岛纳入中华版图,但是由于距离中原统治核心地区较远,且居民多为少数民族,因而一千年来,朝廷都没有十分重视对海南的开发与教化,常将其作为流放犯人之所,将海南视作实质上的“化外之地”。

直到一千年后的宋朝,方才比照内地,对海南岛进行正规化的行政管辖与开发,并且树立了海南岛土着居民黎人“民族区域自治”的典范。

那么,宋代都采取了哪些措施促进海南岛的发展?和之前的朝代治理海南岛的做法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海南岛地图


1.一司统三军,军政一体化

宋代的海南岛,不像今天一样专门设置海南省,而是归属于当时的省级行政单位“广南西路”。两宋三百年间,由于王朝南部周边形势与地区发展的需要,海南岛的行政区划经历了六次大的调整。

▲五代十国的南汉政权

第一次是承袭前制,稍有变动。在南汉时期,海南岛设置有琼、崖、振、儋、万安五州。根据史籍记载,北宋开宝五年(972年),宋太祖派大将潘美平定南汉后,将原在海南岛北部的崖州并入琼州,再将海南岛南部的振州改称崖州,取消了振州的设置。

随后对琼、崖、儋、万四州所管辖的范围进行了调整:琼州(今海口地区)管辖琼山、澄迈、文昌、舍城、临高、乐会六县,崖州(今三亚地区)管辖宁远、吉阳二县,儋州(今儋州地区)管辖义伦、昌化、感恩三县,万州(今万宁地区)管辖万宁、陵水二县。

总体而言,除了更改了个别州的设置之外,这个时期的海南岛还是基本沿袭前代建置进行管辖,带有对黎人地区羁縻统治的色彩。

所谓羁縻统治,简单讲就是夷人治夷、高度自治,但在政治和军事上不能叛逆中央、危害中原。

第二次是推倒重建、破旧立新。11世纪的北宋南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如岭南地区的稳步开发推动了经济发展,海上贸易的兴盛提高了南部沿海地区的地位,侬智高叛乱等广南西路不稳定因素的出现,南海地区如李朝(越南)对广南西路存在军事威胁,促使海南岛的行政建置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琼管安抚司与“三军”的设置。

▲北宋疆域图,图中只标注了广南西路和广南东路,其他路、道都没标注

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宋神宗下诏在琼州设置琼管安抚司,作为海南岛的最高行政机构。原来海南各州都直接归属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管辖,现在先归琼管安抚司管辖了。

同年,出于对海南军事防御和管理的需要,将儋州改为昌化军,崖州改为珠崖军,次年(1074年)将万州改为万安军,从而形成“一司(琼管安抚司)统三军”的军政一体体制,不过琼、儋、崖、万四州之名仍然沿用,州府仍在。

同时,琼管安抚司也单独管辖着琼州的地盘,就如今天长沙市不仅是湖南全省的省会,还要单独管辖长沙市的浏阳、宁乡等县级行政单位。配合军政体系的变化,县一级政区行政也发生了调整,如宁远、吉阳二县改为临川、藤桥二镇(军事单位),舍城县并入琼山县。

第三次和第四次是政区创新,抚司都监。宋代相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所表现的弱势,不只是我们今人为之愤愤不平,北宋的历代皇帝和朝廷一样深感憋屈。别说汉唐旧疆了,中原北大门燕云十六州都没有收复,南边还被小小交趾多次入侵。因而自北宋神宗开始,朝廷进行了“王安石变法”等改革运动,并四处出击力图开拓疆土。

为了配合开拓运动以及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与教化,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朝廷在已有的“一司统三军”的基础上,在珠崖军下的海南黎母山心设置镇州都督府,以镇州知州兼管琼管安抚司,并设置延德军和静海军,旨在加强对海南岛南部的黎人部落的管理。

宣和五年(1123年)将琼管安抚司改为琼管安抚都监。这样海南岛实际上有了两个行政中心:北部的琼管安抚司和南部的镇州都督府。

因对南部黎人部落加强管辖的条件尚不成熟(具体将在下文展开),镇州仅设置了四年即被废除。而珠崖军在政和七年(1117年)改为吉阳军,下辖藤桥、临州、通远三镇。

第五次和第六次是在南宋年间,配合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而进行的调整。1127年,金军南下攻破北宋首都汴京,并在接下来的100年间,对龟缩江南的南宋政权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

原有的在广南西路的军事布局也需要配合南宋北境的军事形势进行调整。于是在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朝廷将昌化、万安、吉阳三军撤销,将所有县统归琼管安抚都监管辖。

在岳飞北伐结束后,南宋与金国达成和议。南宋朝廷以为北边军事压力减轻,需要继续重视南边形势。于是,根据《宋史》记载,在绍兴十三年(1143年),昌化、万安、珠崖(后改吉阳)三军重新设置。

琼管安抚司都监领琼山、澄迈、文昌、临高、乐会五县,昌化军领宜伦、昌江,感恩三县,吉阳军领吉阳、宁远二县,万安军如旧。从此海南岛的行政建置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前夕。

在军事制度上,宋代在海南实行步军制,招募内地的勇壮之士和无赖罪犯到海南岛,执行“宁海(海南沿海军事防备)”和“清化(防备黎人反抗)”两大任务。

与北宋在全国实行的“守内虚外”的政策不同,海南岛的兵士同中央禁军一样是精壮之人,这是朝廷出于南部海防需要“壮士”,以及海南地处偏远难以对中央造成威胁的考虑,对海南岛军事制度所开的一个例外之口。

海南岛作为一个海岛,不仅有陆上的威胁,还有敌国与海盗这种海上的威胁,水陆两军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在陆上,海南岛在琼管安抚司和三大军镇的领导下,在地方设置西风寨、沿德寨等军寨,形成防备海盗与黎人反抗的陆上防线。

在海上,朝廷招募广南巡海水军驻扎琼州,设置海南水陆都巡检,同时在各港口设立军寨,以防备海上敌人。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海南岛就曾出兵镇压陈明甫、陈公发带领的的海盗起事。

▲宋朝水军作战

两宋时期对海南岛的行政管辖,体现了一种鲜明的矛盾性。一方面,鉴于汉民与黎人等少数民族杂居的情况,朝廷需要安抚黎人,维护他们的自治权力,仿效对其他民族的政策进行羁縻管理。

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对海南岛的行政管理力量,使之内地化,朝廷又在不断做着“直辖黎地”的尝试,设立统一管辖黎地的琼管安抚司和镇州都督府,并且设置了完备的军事体制来防备黎人起事。对于宋代海南黎人的管理问题,将在下文详细讲述。


2.和亩农桑处,香料誉海外

在古代农业社会,海南岛经济的落后,集中体现的就是农业生产力的落后。我国南方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在土壤肥沃的平原地区和一些丘陵山地地区都十分适合耕种。在海南岛上,虽然沿海的土地多盐碱地而不适合耕种水稻,但是岛上中心地带光热充足,土地肥沃,能种植水稻的良田很多,且多处在黎人居住的地区。

而黎人相比汉民,在农业技术上明显落后,稻谷种植尚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土地利用率很低,造成整个岛都很缺粮食,黎人们经常被迫从土里挖芋头充饥。被贬昌化军的苏东坡看到此情此景写下了《劝农诗》,言下之意就是海南岛这么多的良田,不要因为居民不善耕种就浪费了。

▲海南良田

其实宋代海南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是有所提高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宋真宗年间,从福建取来自中南半岛的占城稻三万斛,移植到海南岛供当地居民耕种。

占城稻不挑土地,是稻谷中的优良品种,这种在中南半岛热带地区能够大规模耕种的稻种,自然也能在同为热带地区的海南岛进行推广。占城稻经过与其他稻种的杂交,产量还能更高,开始时能够一年两熟,久而久之实现了一年三熟。

▲占城稻

既然种植稻谷的天时地利都有,那么就只差人和(耕种技术)了。黎人部落(当时称为“黎峒”)采用一种类似于合亩制的“合峒”制,多户人家一起耕作特定的田地,然后挑出集体共有的收成,将剩下的粮食按户平均分配,类似于后世的农村合作社。

与汉民来往比较密切的黎人,还能使用铁制农具开辟水田。仍处于原始时代的黎人,就还只能用粗放的耕种方式。加上水资源和地形条件的差异,岛上各地的粮食收成也呈现相当的差别。

因此,除了政府的有意帮助外,来到海南的汉人移民和贬官等,也开始教授更多的当地黎人进行水田灌溉耕种,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黎人的农业水平。

▲宋代稻田

海南岛的热带作物也十分出名,如大家都知道的椰子、苏木、苎麻等。但是最有名的,对海南经济最为重要的两种作物,分别为槟榔和香料植物。

根据王象之《舆地纪胜》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载,槟榔是海南人的命根子,不仅本地人喜欢吃,还远销其他地区和国家。琼管安抚司和广州税务衙门征收的槟榔商税,每年都是宋朝政府的一大收入来源。当然了,当地政府不只是收槟榔税,其他的热带作物和渔业资源的产销也是可以征税的。

▲海南槟榔果

至于香料,则主要是用来进行海上贸易,香料贸易收入比之槟榔税更是大头财源。海南岛盛产各种香料,如沉水香、生沉香、蓬莱香等,其中尤以黎峒地区出产的香料为最佳,质地好,品种多,真正是享誉海内外。

宋朝政府为了广开财源,十分重视海上贸易,这就使得海南的香料能够大批大批地远销海外,不但政府和商人赚取了大量的贸易收入,还促使海南岛的热带经济潜力得到开发,海南通往大陆各港口城市和外藩的海上交通网更加完备。

海南岛上的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等地都驻扎有主管海上贸易的市舶(也有学者称宋代海南尚未建立市舶机构),越来越多的外商来此经营和定居,逐渐形成了港口城市。

▲海南沉香木

总体而言,宋朝政府还是能够抓住海南岛适合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的特点,充分发挥海南岛的热带经济优势,在给国家和民众大赚一笔的同时,让海南的经济水平和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今我国仍然避免在海南岛发展重工业,而是大力促进农业、轻工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未尝不是学习了宋代发展海南经济的有益经验。

▲宋代海上交通(国界为当今国界)


3.黎汉相融合,各族同受益

海南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和聚居的地方,其中最大的少数民族就是黎族。本文所多次提到的黎人,包括海南岛的土着黎族民众和部分移民到海南岛的“黎化”汉民,在上两节中穿插讲了黎人和朝廷、汉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海南岛的治理和开发是无论如何绕不过黎人群体的。除了黎人之外,海南岛的回族群体也从宋代开始形成。

▲黎族传统服饰

宋朝政府把海南岛上的黎人群体区分为“生黎”和“熟黎”。《宋史》中专门有《黎洞》一篇,说,儋州、崖州、万安都紧挨着黎族区域,这些地方所管辖的区域居住的黎族是“熟黎”,而居住在山洞中又不承担赋税与傜役的,就是“熟黎”,偶尔出来与汉人交易。

自中原王朝统一海南岛后,不断有大陆上的汉人移民到岛上,与黎族民众在生产生活中打交道。与大陆来往密切的地区,如儋崖、万安的汉人较多,当地黎族人民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从事农耕,接受州县调派,是朝廷眼中半教化的“熟黎”地区。

而生活在山中(如黎母山、五指山)、少与外界打交道,不从事农业生产的的黎人多为未受教化,过着原始生活的“生黎”,这就类似于史书上所记载的“生女真”和“熟女真”。

▲“生黎”与“熟黎”的相互关系

清代《琼州图》上记载,“生黎”主要居住地是今白沙、乐东、保亭、琼中各民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以及五指山市全境,而其他地区居住的则是“熟黎”与未“黎化”的汉人。

这幅琼州图是作者王之春荟萃官方史料和各家学说而成,大抵反映了宋代“生黎”和“熟黎”的分布情况。

“熟黎”尽管归服王化,从事农耕,但是由于与当地政府官吏和地主阶级来往密切,往往受他们的剥削,存在阶级矛盾,因而常常发生冲突甚至叛乱。“生黎”尽管比较粗野奔放,但是保持着淳朴憨厚的性格,通常与人为善,如果不受当地官吏或其他群体欺负,就不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琼黎风俗图》中的海南当地少数民族

根据史料的记载,宋朝政府对于黎人的羁縻管理,秉承两条基本政治原则:

其一,当地的官吏“无得侵扰外夷”,当时的黎人反抗政府大多是由于当地官吏欺压盘剥造成的,所以皇帝一直告诫当地官吏不能去随意欺负黎人。

其二,不能盲目用中原之法令去管理黎人地区,应当要遵循其地方法规,照顾黎峒地区的管理特殊性。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左卫大将军李崇矩到海南担任各州的都巡检使,在处理黎峒地区的暴乱事件时,采取分发财物给黎人首领、尊重当地法规风俗的安抚方式,起到了良好的维稳效果。

这两条原则具体怎么实施呢?首先就是上文提到的,皇帝告诫海南岛各级官员改善对黎人的态度,“革旧弊,开示恩信,令生黎洒然知有所赴,愬能改过自新者,厚抚恤之”,只要黎人不主动起事,通常对他们厚加安抚。

如广南西路经略司和琼管安抚司多次主动将逃亡的黎人送归黎峒。其次,当地官员照顾黎峒的风俗习惯,妥善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化解纠纷。如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黎人王文满因前任定南知寨刘荐借财物故意不还而起事,于是当地州府为王文满主持公道,惩处了刘荐。

最后是实行“以夷治夷”的黎族土官政策,拉拢当地黎人中有威望的首领,让他们帮助治理黎峒和处理矛盾。苏过在《论海南黎事兵》中指出的“入喻诸黎,晓以利害,惧以祸福”就是这个道理。

在经济上,如上文所言,官府和移民汉人、贬官群体在海南岛帮助当地黎人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官府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鼓励当地黎汉民众开垦荒地,努力耕作。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发展农业生产,让人民丰衣足食,无疑是安抚黎人,改善民族关系的关键举措。

此外,官府出台各种措施,畅通黎汉之间互市交易的渠道,让黎人掌握的香料等资源能够远销海内外,换回外地众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提高黎峒地区发展水平。

▲黎族竹架房“布隆亭竿”

在文教方面,宋代作为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在文教事业上下了很大功夫。海南岛也在这时候出现了正规化的官办学校:府学与县学。这些教学机构甚至办到了黎族聚居地,提高了黎人群体的儒家思想水平和文化素质。

当然了,宋朝政府在管理黎人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上文中提到的镇州都督府的建立,据史料记载是大臣和地方官吏为了满足宋徽宗开边拓土的虚荣心,故意营造海南黎人全都想要归服王化的假象,从而改变原来对黎人的羁縻统治状态,对黎峒也进行直接管辖,进而导致黎人的反抗,镇州不得不设置四年就废除。

除此之外,土地兼并,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等现象也一直存在着,使黎人对朝廷的向心力受到了影响。

海南岛还有大量从两广地区移民而来,以船为生的胥民,一般情况下也受到了当地官府的善待。不管是佛教,道教,还是当地民族的图腾信仰(如冼夫人信仰),都可以自由传播,一般情况不受限制。

▲东南沿海地区的胥民

总体而言,宋代政府对于海南岛黎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体的管理,相对于许多北方边地的少数民族来说,应当是做到了比较宽厚的程度,进而有力地推进了民族融合。宋代在海南岛对当地民众秉持的宗教自由态度,也让更多的民众能够安居乐业,倾心向化。


4.文教上台阶,贬官创气象

宋代对于海南岛的开发,相对于前代的另一个关键区别,就是对海南岛的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

在上文中提到,宋朝政府在海南岛兴办了正规化的官办学校:府(州)学与县学。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琼州设立了海南岛第一所府学,郡守宋守之亲自讲授五经,还拨出官田来供养学子读书。

儋州、万州、崖州也都在州城附近设立了州学。其他各县,如琼山县、澄迈县、临高县等也在县境内设立了县学。在府学与县学的层级之下,还有官办的社学(相当于今小学),以及乡校、书院等私立教学机构,各类学校总共达到15所。

到了要科考的时候,海南学子渡海去两广地区赶考,后来南宋时期在琼山设立贡院,有十三名生员名额。这些文教机构共同组成了宋代海南岛的文教体系。

宋代海南岛的官办学校第一次将黎族学生也纳入教育体系之中。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新学,在郡学之左庑,黎人子弟遣子入学”。

南宋时期对海南岛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两名官员——韩璧和刘汉,都大力发展海南岛的教育事业,建立更多的官私学校,扩大黎人的招生规模,使得那些粗犷不羁的“生黎”都愿意让孩子进入学校学习。由此可见,当时海南岛的教育可以说是不分黎汉,一体教授的。

▲ 韩璧

除了主政官员的努力之外,被贬海南的贬官对海南岛的文教事业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宋代秉持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贬官就是对官员的严厉惩罚,贬到海南岛就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处分了。在被贬海南的贬官人物中,最着名的自然就是北宋文豪苏东坡。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被贬为昌化军安置,他只得携其三子苏过来到海南儋州(昌化军)。尽管穷困潦倒,境遇艰难,但是他依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境,想要为海南岛这一方土地做一些事情。

在海南岛的三年间,他走访考察了海南岛的经济状况和黎汉居民的风土人情,同当地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认为海南人民都是淳朴善良的,就是缺乏内地那种文化道德氛围,要想真正地改善海南岛的发展状况,最关键的就是要搞好教育,为海南岛培养更多的有益人才,成为礼乐教化的富足之邦。

▲苏轼在海南讲学的东坡书院

他在游览儋州城东的一座古学舍村时,发现学校因为资金短缺问题,老师缺衣少食,学生四散奔走。他痛心于此等景象,于是决定多与黎族青年交朋友,让黎子云、王霄、符林这帮黎族朋友和汉人秀才姜唐佐跟随自己学习儒家思想和文学。

苏轼利用有限的经济条件,同苏过和其他好友一起在儋州建载酒堂,为当地黎汉学子讲学,相当于创办了一个私立学校。由于东坡先生的名气实在太大,许多人都不远千里来到儋州听他讲学,接受文化熏陶。

在他的影响下,海南岛的文教风气为之一振。在他离开海南北归之后,姜唐佐举乡贡,之后学生符确成为海南史上第一个进士。科举人才越来越多,又反过来帮助家乡的建设,其中姜唐佐的姜氏家族成为海南着名的书香门第,享誉千年。

▲海南岛第一个进士符确

电视剧《苏东坡》的最后部分,就演绎了苏轼及其子苏过在海南岛期间如何调解黎汉两族民众直接的冲突,帮助当地黎族民众发展农业生产,并兴办学校教书育人的故事。

▲电视剧中,苏轼与黎族首领葛贡结拜

除了苏轼父子之外,还有一些着名的文化名人,如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北宋名臣卢多逊和李纲,南宋宰相赵鼎等都曾来到海南岛,为当地的文教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经济建设一样,海南岛文教事业的进步,文运的兴起,也是当地官府、汉人移民和贬官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总的来说,宋代海南岛的开发,相对于前代是一个分水岭的进步。这与宋代的政治制度与风气、国际形势的变化、海上贸易和交通的拓展、程朱理学思想的扩张是分不开的,这些因素使得海南岛在当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和重要性。宋代海南岛的开发,对后世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