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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十虎之花狸虎---花帅叶剑英 A

2019-11-06 18:24:49

 广东十虎——花狸虎:叶剑英. BY:连阳标统        1、一读骚经一肃然       叶参座不好写,不是资料太少,而是太多,版本缭乱,读解各不相同,内容看上去大同小异,推敲细节却又云遮雾罩,扑朔迷离。我翻过几页某编写组编的叶参座大传(说的倒是没错,真的是编写),语言幼稚夸张,人物思想单纯,形象平面单薄。         宣传出身的文棍,其写作风格大都遵循这样规律:“只要我方人物,全是大义凛然,英气逼人。而对立面的人,即使是出了名的靓仔酷哥,也要把他写得人贱样衰,比如帅哥汪美男经常猥琐,酷哥蒋光头肯定邋遢”。就算是党内斗争的那些破事,失败人物大都是行事古怪,思维离奇的精神病患者。而胜利的一方,大都是对路线真理具有先见之明的半仙,其人物无不是苦口婆心地帮助同志,竭力维持工作运转,并与失败方路线作坚决斗争。         很多时候,在中国叙述近代史,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在刀尖上跳舞,在雷场里散步,不醒目踩爆一颗,肯定被炸成十八块,(真有那天,不知道谁来帮我收尸)但如果不敢直舒胸臆,把事情和人物往实在说,“思想自由”与“历史教训”又何从谈起?       官方出的人物传记,因为考虑了太多的忌讳,把一个原本生龙活虎的人物,写得象个三好学生。我不知道写这些官样传记除了浪费纸张笔墨之外,还有什幺用处?看都没人看,写个什幺劲?获再多的奖项,也是文化宣传部门之间互相打手炮而已。三十年来,关于参座的文字汗牛充栋,可谁又能超得出单世联的《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      历史人物不好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作者身为普通人,也许学问是好的,文笔是精致的,但思想、阅历,限于时空条件与彼此地位相差悬殊,难于准确地体察到历史人物的思维与压力。这里面既有信息不对称因素,也有个人的历史视野与见识。在日常生活中,历史人物和平常人差异不大,但在历史转折的重大事件决策面前,历史人物本身所掌握的情报与个人经验是绝对重要的因素,而他们决策的依据与分析过程,更不是普通人可以窥视企及的秘密。       作为民间作者,因不具备官方身份,能接触到的历史资料层次有限,密级资料档案,则根本没资格阅读,更没条件对可能的当事人,进行原始历史田野调查。同时,民间作者多数不是历史类专业人员,对所叙述的历史背景缺乏系统的了解与研究。所凭借的,只是在东一爪,西一耙乱读书中形成的印象,这种从书本到书本的推敲与分析难免片面,即使再努力地去接近本来面目,我相信,离事实也有十万八千里。       同时,用普通人的眼光与标准去打量历史,是很危险的事情,首先是对历史的评判标准不一定恰当,容易用今天的眼光去要求昨天的事情,从而掉进事后诸葛的陷阱;再者,局限于历史视野与人生阅历,理解事物很容易抽离历史背景,孤立地看待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还会因为政治常识比较贫乏,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即使关系着党和国家前途的路线之争,也当作旧时代官僚之间的争权夺利。       当然,绕开严肃的题目去写历史人物的8卦,也很好玩,而且很有可读性,颇能吸引眼球。比如就有人去统计叶参座一生中,有过多少个女人,结果统计出来明的9个,暗的N个。什幺“花帅”绰号由此而来,什幺延安时期整风运动中流传“叶剑英,叶剑英,老婆多得数不清”、、、、、、(膜拜)       我对这些无聊事情不太关心,以他这份量与地位的人,女人只会占生活中极少的比重,爱情与婚姻,对于他这样以身许国的人来说,基本上是奢侈品,玩不起。一段婚姻或感情过去了,就只能让他过去,绝不萦怀滞心,败坏情绪,过去的事情,无非是过眼云烟。更多耗费心力的紧急军情还等着他去算计筹谋,那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婆婆妈妈地经营爱情?叶参座的工作岗位,注定了他精神长期处于绷紧状态,他不断地需要爱情来滋润生活、舒缓情绪、刺激思维,从生理学的角度上说,这并不意外。     况且,他长期处于军队核心位置,掌握了大量党的机密与情报,结合党内斗争残酷异常的惯例,若与某位身边相处时间长了,对自己与身边人都是很危险的事情,稍有不慎便惹杀身之祸。如延安整风时期,参座本人虽然没有直接挨整,但是他当时的老婆却被整得上吊自杀,虽然获救但变得精神失常,难道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幺?一生谨慎又心智深沉的他当然明白这其中的关窍道理。只是这个理由,对于身处高位的他,确实难于启齿,却又那幺现实无奈。这其中曲折微妙之处的深思熟虑,绝非心智普通者可窥及。所以他那些短暂的婚姻与爱情,未尝不是对自己爱人的一种保护。        花帅绰号的缘由,是50年代——60年代初,参座从广东奉调进京,被明升暗降,任军委副,同时兼任了一些花里呼哨没实权的职务,无所事事之下,参座只好沉迷声色,寄情于吹箫弄玉。这其中未必不是向表明态度——“我很乖”,自污其身地在韬光养晦。       参座本身情才纵横,吹拉弹唱,诗词格律玩得烂熟,下部队视察居然毫无架子,为战士登台献艺,一把破二胡,尽拉粤曲小调,兴之所致,客家山歌也来上几句、、、、、、相比其他军头大佬的威严自持,他的多才多艺,能玩会玩,自然显得“花”,说他是“花帅”主要是指这个,而非是私生活异乎寻常。否则以他情才,谁能想象他会仗势纵欲?他要真“花”的话?留在土匪张部队里,不组织“广州暴动”,帮土匪张占稳广东,那不是可以过着“三妻四妾随便娶,青楼歌妓乱紧嫖”的幸福生活?除了同僚袍泽会取笑几句“咸湿佬”,谁又能说他什幺?他何必投身革命,九死一生地以身犯险。       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为免除主上怀疑,一则求田问舍;二则纵情声色。以当时党内共产风之盛,参座显然不能采取求田问舍之策,那基本上等于是自寻死路,也容易被人鄙视。唯有纵情声色,歌舞自娱了,反正军内大佬们在这方面大哥别说二哥,谁不知道谁?      自53年起,参座这一韬晦,一韬就晦了10多年,其委屈辛酸,真的是点滴在心头,直到文革前,参座才慢慢泡软的态度,寻机赢回主席信任,重新上位。其实在哪个时候也主席觉苦楚,手头能用的人也没几个。从大跃进开始,败家的效率与速度快过历代昏君,几番折腾下来,令国家损失惨重,他还不服输,老琢磨着继续乱搞,搞经济不行就搞革命,总而言之要搞。军队的老帅们自然满腹牢骚,和他的关系多有龌龊,肯听他支笛的人不多,否则他要发动文革,一声令下便成,也不需依靠红卫兵自下而上地乱搞了。没想到参座十年前在青岛冲凉,写下的“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居然一语成谶。   

 2、客家崽的血性      唐继尧任云南都督时,对云南讲武堂关怀有加,要钱给钱,要物给物。1915年底,唐继尧筹划起兵护国,在召集部将的会议上决定,只要中部各省有一省响应,桂、川、贵三省中有一省响应,海外华侨和国民党接济粮饷这三个条件中有一个具备,就起义。如三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云南为民国存亡,争国民人格计,也要孤注一掷,奋而举旗。由此二次革命以来,唐继尧与孙大帅冻结的关系和解。      1916年,孙大帅在东京刚刚小登科,娶了宋庆龄。为贮备将来征战天下的人才,孙大帅捎信给唐继尧建议,打破云南讲武堂主要招收云南人的陋规,到南洋招募华侨学员,最好同时招收越南、朝鲜学员。唐继尧立即派特派员陈觉民到马来亚怡堡一带宣慰华侨,招募学兵。当时华侨子弟报名参加考试的有六七十人,叶参座是其中之一,并顺利地通过考试,回国投军。      而某编写组所撰传记上说,独揽滇省军政大权的军阀唐继尧,为了利用南洋华侨的财力和人力来扩充自己的实力,派特使陈觉民南洋拉拢华侨,招募学兵、、、、、、      讲武学校被校长唐继尧一手把持,变成了他扩充军事实力、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      这样写历史,真是令人不知所云。1922年,唐继尧因为支持联省自治,反对孙大帅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从此他就变成了军阀。而在1916年时,他还是反对袁大头称帝的护国急先锋,革命得不能再革命了。拿一个人后期的政治表现来给他前面的言行定性,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如果这样的逻辑也成立的话,是不是我可以这样说“汪精卫这个老汉奸,婴儿时期就使劲吃他妈的奶,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快点长大,以便早日进行卖国勾当”,这不是他妈的扯谈幺?      民国军界流传这样的说法“保定的课堂,讲武的操场,黄埔的战场”,大概的意思,是三校学员们成长的地点与办学最突出的特点。云南讲武堂的操场,可不是现在讲武堂遗址中间的那块,他前身是沐英镇守云南时的练兵场,包括了现在的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科技馆一带。参座在那里读书时,被操得不成人形,大叫“当兵好似做只鸡,俾人打俾人闹仲要开口笑”。      讲武堂的教头们基本都是从日本回来的海归,因此学校规章制度和作风也沿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操练当然变态。但讲武堂毕业生的素质,与当时与其他军事学堂相比,也因此高出小半截。1924年黄埔草创,师资力量不够,便从云南讲武堂抽调了一批教官到黄埔军校筹建执教,同时黄埔军校的部分军事教材也是沿用云南陆军讲武堂。于是讲武出来的人便有理由吹牛说“黄埔是云南讲武堂广州分校”。       参座在学习中刻苦努力又话头醒尾,在一众学员中显得比较突出,渐渐引起了炮科科长王柏龄的关注,王是孙中山铁杆小弟,负有踢人入会,培养党徒的重任。于是在课后,王柏龄经常诱导参座谈论时局。参座那幺聪明醒目,自然懂得该怎幺说话,面对如此上路的学生,使王柏龄更是增加了对这个门生的喜爱。      王柏龄与蒋阿拉在保定同期毕业,同赴日本留学,同学炮科,一同加入同盟会,与蒋是N同死党。所以蒋一出任黄埔校长,立即把王柏龄从云南弄来,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少将主任。而王柏龄当然记得自己的得意门生,也立即调参座赴军校任其副手。今天很多人不知道参座任教黄埔的具体因由,其实是王柏龄把他弄去的。许多文章因为王柏龄名声狼藉,故意隐去参座与王的关系,有些作者干脆就是不知道这幺一会事。

  王柏龄在军事教学与炮兵研究上很有成就,来黄埔前是讲武堂的教育长,来黄埔后是蒋阿拉办黄埔的第一得力助手,但许多文章记载里这人是个饭桶,以蒋之耿介刚硬,会用一个饭桶当助手?不过他信佛又好色(黄埔学生给他取绰号“花和尚”),他也实在是对不起这个绰号,有鲁智深其号而无其勇。这只鸟身为军人,而无军人风骨,打起仗来贪生怕死。第一次东征,在淡水城前临阵脱逃,被免去团长。最搞笑的是北伐时此公任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轻取南昌后带着军党代表“小道人”缪斌一起去嫖妓。结果半夜孙传芳调集部队反攻,而“和尚与道人”还在妓女身上使劲,以致军中无主,全军溃败。叶参座彼时也被王和尚从军校拉了出来,任命为一师参谋长,参座与团长哨牙仔(薛岳)收拢溃兵,拼死抵挡,才逃出生天。事后蒋阿拉要参座代理一师师长,参座自觉应承的话,无以面对栽培自己的老师花和尚,没好意思答应。

  叶参座在讲武堂还与一个兴宁老乡十分要好,这人是骑兵科长林振雄,林在日本回来后,曾任汕头新军标统。林与王和尚,蒋阿拉都是同学,黄埔开学后,任军校管理部主任。解放后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62年被逮捕,64年死于监狱。     林教头精通马术,练得一手极好的劈刀术。参座那时虽不是骑兵科学员,但对既是老乡又是老师的林教头十分亲近(主要是可以到他家蹭饭),对他教的劈友刀法学得也很用功。讲武堂有个年轻的日本教头,也有一手高超的劈刀术,自称是荒木流高手,喜欢与人比试,曾一连打败了几个教官,不免有些得意,参座也输过给他。      不过参座没服气,暗地里下决心要突击训练一番,再与日本教头比试。参座比较狡猾,利用朝鲜人对日本人的天然痛恨,说动朝鲜同学金至顺献身做陪练,天天挨他砍。此后,一连几个月,他们俩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到操场上练习互劈,期间林教头也对他进行多次指点与陪练。      几个月后,参座觉得差不多了,便约战日本教头。正式比武这天,许多学科的教官和学生都来围观,两人穿上护甲,气势汹汹地互相抡刀猛剁,所谓拳怕少壮,刀怕力雄。参座那时血气方刚,又是含辱雪耻,刀刀舍命猛砍,几十个回合下来,挡得日本教官手软脚震,弃刀认输。那日本人倒也光棍,输了就输了,没耍赖,还把自己的刀送给了参座,这刀作为少年血性,青春灿烂的记忆,陪伴了参座终身。      我看许多文章提起这段往事时,都故意拉风夸张地取名《叶剑英刀劈日本教官》,标题看上去好像日本教官作恶多端,正在欺负花姑娘的干活,叶参座仗义行侠,一刀把人给劈死。这题目包涵着一股小家子气,看得人恶心。参座1917年与日本教官的比武,还扯不到20年后抗战,与他38年在衡山写“听涛起雄心,誓荡扶桑儿”时的心情没有联系。这是公平的比武,输就是输,赢就是赢,何况日本教官是受聘而来,替中国教育英才,理应受到尊重,他输了并无失礼之处,表现得很男人。我们今天用这样去意淫的心理去描绘这件事情,反是失礼。民族的志气士气,不需要用这些手腕去长。      别以为苦练几个月就可以剁翻日本教官,参座的祖父是杀猪的,父亲也是杀猪的,还考中过武秀才,一把杀猪刀,砍遍梅县无敌手。他小时候肯定也是起五更睡半夜地给逮住食夜粥(练武),没有这个基础功底,怎幺可能几个月的突击训练就砍赢日本人?不符合逻辑的。      他父亲据说学的是流民教功夫,客家流民教功夫源于清末袁寿士(广东客家帮道士),道士们到处流浪,走江湖卖药为生,同时有各种很难验证的法术和幻术,所以“流民教”功夫里面有很多神神叨叨的功夫,没准叶参座也学了道士们保命防身的法门——六壬神功,就是神打啦,俗称“刀枪不入”,所以才敢那幺搏命。      我幼时特别向往做流氓,跟一个客家师傅食夜粥,听说学的拳种叫“流氓教”,兴奋异常,以为马上可以实现理想——做一个流氓。参座的父亲,据客家师傅说是同门,不知道叶参座有没子承父业,算不算是我的同门,和我辈份如何?    

 3、用间高手叶参座      党内用间高手,在我印象里大约排列如下:周公、董老、康生、参座,也许有点谬误,但如果排名不分先后,我感觉更合适。不了解这点,很难明白参座为什幺没直接领兵作战的战功却被封为元帅,很多人以为他是靠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那份真假难辨的电报。笑话,要这样计算功劳,莫雄把从庐山上把第五次围剿全盘计划端回家,项与年拿板砖把自己拍成猪头,装成乞丐再把情报送至瑞金中央,可以说是救了整个中共中央与红军。论功计酬他们又该什幺位置?解放后莫雄无非是酬功给了个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位置,项与年是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仅此而已。

     周公、董老所指挥的杰出间谍,现在已被曝露得七七八八,大部分为世人所熟知,不提也罢。而康生的情报生涯到现在也鲜为人所知,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仅是他在上海特科掌管干湿活的三科(比如处决顾顺章一家)。        其实32年后,他赴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时,每天上班的单位,就是共产国际情报部。在情报方面,他确实有着理论与实践都非常丰富的“特别工作建设”经验。台湾那边的资料,记载中共方面三个在苏联受过正规政治保卫与谍报训练的大特务,分别是康生、程一鸣、路鹏(很少人知道这个化名,原中共南京特委军委书记路大奎)。延安时期什幺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七里铺训练班,全是使用康生撰写的教材《特别工作建设》(军统那边的教材《情报学》,凑巧也是程一鸣编写)。康生社会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他上的课生动活泼又富于启发,让受训学员们心服口服。比起那位同行对手戴雨农,无论是个人才华还是组织手段,他比对手高得不是一筹两筹,否则怎幺解释在整个抗战期间,他稳坐社会部部长?继而内战开始,解放军从节节胜利到最终胜利,不如说是情报战的胜利,而奠定内战时期情报工作的基础,恰好是抗战初期就开始积累布局?        康生死后的被清算老帐,一算就从延安整风开始算起。说他迫害好人,罪恶累累什幺的,那是今天的说法,当年可没这样认为,延安整风中的肃反不可能完全肃错,不过这是另一篇内情了,从下面的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来确实有不少特务混进了延安。        56年台湾军情局悼念戴笠死忌10周年,蒋阿拉伤感地对在场的大小特务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蒋这句话信息量很大,起码可以有三层意思。其一、戴笠很工作能力强,防共与保密工作做得好,他如果没死,可以防止及破获中共地下党渗透;二、戴笠不死,军统就不用内乱,在内战中就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其三、戴笠单线掌握着中共方面许多关系的名单,这些名单上的人随着他的死亡而失去联系;这三层意思里,我相信后者。单线进行联系的特务,事关性命,惯例是没档案可查,卧底为了保护自己,只认人不认组织。等于说有些打进中共内部的特务,蒋也不一定知道,不是戴笠不信任蒋,而是防止蒋身边的人有问题(事实上问题很严重)。其实就算蒋知道名单,在戴死后派人去联系,关系人也不一定肯接头。(谁敢说只有一个沈之岳?)      如果以为延安大规模的肃反与审干,还有解放后屡屡绷紧的反特审查,全都属于空穴来风,归咎成党内斗争的故意整人,那就是毫无敌情观念了。以康生之情才心智,他会在没有任何过硬情报依据下,仅凭臆想就敢在延安搞抢救运动,那不把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大佬当成泥俑木偶?        他死了几年后,说他是害人成瘾的贝利亚式反革命,开除党籍,撤销悼词。这和他生前的盛誉反差也太大了,可见其与党内人士积怨颇深。他一个胶南张家的二少爷,一个文质彬彬无拳无勇的书生,凭着良心与正义感投身革命,和谁也没冤没仇,整谁不整谁,我看不出是源自私怨。他只不过是患了小知识份子的左派革命狂热症,结合早期在上海特科经历,对危害革命的叛徒特务痛恨尤深。加上保卫工作的职业习惯久而久之,警惕就变成了多疑。在我看来,他对党所造成的损失不单单需要批判和揭发,其实他生前,更需要一位心理医生。      在他追悼会上念悼词的可是叶参座,为什幺是他念而不是别人?是不是有什幺历史渊源?翻查历史资料,原来参座还有一个很少公开的职务“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第一副部长”,第二副部长才是李克农,第三副部长潘汉年。(两副马甲,一套人马)      75年康生死的时候,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也许他生前曾流露过相关的话语,他最出彩最无愧的人生历程,不是早年在上海滩的血雨腥风,也不是晚年的变态无聊的政治角斗,而是抗战时期,作为一个普通中华儿女,他为国家效力的光荣。而见证他这个时期工作的三个战友,李克农已骑鹤西游,潘汉年被整进监狱,好在参座还活着,自然要他来念悼词,就如刘帅的悼词只能是小平同志念的一样。

  按照一般党史资料所留下来的印象,康生是搞理论和党建工作的阴险文人,参座是纯粹的军事大员,只有李克农才是专业搞特工业务的人才。按照这个印象,岂不是外行领导内行从延安时期的社会部就开始了?而康生与叶参座,两个不都成了挂名不管事混饭吃的家伙。问题是,谁会把如此实权实职的机要部门,看成是人大政协?

  如果他们俩不是挂名出任,而是名符其实的有职有责,那幺问题就随之来,他们凭什幺出任这个职务?具体负责什幺工作?有过什幺工作成就?这幺多问题我一个都回答不出来,他们在隐蔽战线上的身影,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看起来还是云遮雾绕,若隐若现。但我相信,他们两人,维系着隐蔽战线上,最为精彩绝伦的往事。康生就算了,他没什幺可能翻案解放机会,也许很多原本该属于他的功劳佳话,被挂在他的领导名下(成绩要归功于党,归功于领导)。但参座从没彻底倒过招牌,身后哀荣更盛,为什幺从来不见他在秘密战线上的具体功劳?

 

 想象由此而来,我试着分析一下原因。其一、用广东话说,条友响社会部吃闲饭,冇做过嘢(没干活),其二、虚挂其名,方便参阅情报,协调社会部与总参的军事工作。其三、他在社会部的角色相当于军统里面郑介民的业务职能,只是负责军事方面的谍报。其四、他掌握的工作,在今天仍然还没解密,而没解密的原因,是不是对今天仍然有影响力,还在有效地发挥作用?      有人说参座在情报方面只是周公的助手,这话对也不对。周公在许多时候,是带着参座飞这飞那的搞统战,但对民主花瓶派的统战是统不出多少一线军事情报的,他的正职可是八路军的参谋长,主要的业务还是在军事谍报方面。只能说,参座的工作也在周公的领导范围内,他们多年来,工作上配合得很好,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代的“南昌起义”前夕。      “南昌起义”事败后,参座继续潜伏在土匪张的部队里,接着再搞“广州起义”,可惜又再失败,参座只好跑路去了苏联留学,我很怀疑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就读的时候,一放暑假就去进修别的科目,比如情报训练或参谋作业训练。(程一鸣受训过程就是如此,他回国的时候,可是和参座同一条船。)

  49年后,参座坐镇南天,港澳的统战与情报工作,全归他领导指点,他广泛地利用了当年在粤军中的经历,与老同事,老朋友,老相识,老同学,老关系,老乡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听过一个笑话,50年代初,有次一个粤军时代的兄弟,从香港打电话给他。

  说:“大佬,听闻我乡下搞土改,连我屋企坟地都分晒,拜托关照下。”         参座哈哈大笑:“叼你老母,你个扑街仔晓得求我了咩?嗰阵单声(捎口信)俾你,叫你放我几个人,你唔放仲要枪毙佢哋,我关照你条毛。”        “X秘书,记录:‘命令XX军分区,把XXX的祖坟刨开,掟只狗乸落去俾佢老豆做伴’。”   

  对方大惊失色,连声告饶,参座痛骂一顿后才说:“过几日叫个后生拎两盒月饼拜访你,有乜你同佢卿。”啪一声,盖了电话、、、、、、(拎月饼的人听那位粤军袍泽说的)        大概,50年代后,许多在港澳的统战对象与情报关系,就是这样建立的。80年代后,参座倦政,把这部分工作与人脉关系移交给儿子叶选宁。结果叶选宁以四年军龄,跃升少将,出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这里面有参座余荫,也有特殊的历史条件。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中国急需外面的资金与技术,而吸引外来资金与技术的群体,百分之九十来源于广东华侨。华侨里面,客籍人又起码占三分之一有多,为了做好海外客家人的工作,只能让叶将军代表参座出面。没办法,外面的大阔佬们只认在50年代初,因为关照他们而倒霉的参座,他们念这个情,只认叶家人。(不够级别,一些会议与情报根本不给参加不给看。)

     总政联络部是个情报部门,在叶将军入主之前,工作效果平平,叶将军加入后,利用海外关系,立即让总政联络部抖了起来,工作成效令人张口结舌。最为成功的操作,便是安排吕正操的秘密访美,跑去夏威夷见张学良,动员张回国定居或者一游。吕将军早年出身于东北军讲武堂。在张学良手下担任过副官队长,是张学良的亲信。张不愿意回来,但向吕表示,很怀念当年在西安对他搞统战策反的叶参座。      

 4、恩师一声by-by远去这都市,投靠革、命、同、志搞搞新意思

  参座怕削恩师王柏龄面子,没好意思接受蒋司令的提拔,否则一师里的黄埔学生有样学样,他也一样带不动。哨牙仔(薛岳)是个官迷,腆着脸二话不说把师座了捞过去。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不是黄埔出身居然想带黄埔嫡系,他以为自己是谁阿?果不其然,带着部队打进了花花世界大上海后,狼多肉少,一师黄埔系将官再不X他,合起伙来排挤他,一气之下他也辞职脱离一师,回广东投靠李和尚。       由于参座很醒目地力辞师长位置,让蒋总司令私下里觉得他这人不错,晓得尊师重道又知情识趣,一定要重用。说到底,参座的身份标签已是黄埔一脉,不重用的可能性很少,加上他在粤军混了不少年,有很多砂煲兄弟,蒋总司令还企盼以后可以利用他去做做土匪张等粤军的统战联谊工作。        南昌战役,生俘数万赣军老俵,这些都是老兵油子,只会当兵拿饷谋生,让他们回家耕田,一来不会,二来辛苦,他们宁可上山落草为贼。蒋总司令有见于此,立即扩编把这些兵收入麾下,一时间兵多将少也让他大挠头皮,参座于是立即被委任为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座,全师开赴吉安整训,时为27年初。   

  蒋总司令有时就是孤寒地主,做人做事不够爽快,鸡都送人了,绑鸡的绳子还要拿回去。参座连一师的师长慨然辞去,才给他个代理师长,这也太他妈的瞧不起人了。所以蒋总司令与武汉方面掐着脖子大骂对方是反革命的时候,参座断然站在武汉那边,起码那边是大佬达(邓演达)等自己人揸弗话事,同声同气,万事好商量。      这时武汉比较热闹,大、革、命的高潮,一浪接一浪地冲击着每一颗年轻骚动的心。刚到武汉复职的国民政府汪美男高呼“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国共之间更是如胶如漆,好的蜜里调油。

 

四、一二,蒋总司令果然猥琐,搞不了武汉政府就在上海拿共、产、党出气,而且又贱格地自己不敢出面,唆使黑社会老大杜月笙派小流氓出面惹事,欺负一帮无拳无勇的书生与穷汉,真是不要脸之至。      参座嗅到了两边的火药味,知道时势要逼着自己表态了。瞅瞅蒋总司令这方面,声势好象没武汉生猛。人家武汉的左派国民政府,各路神仙如潮涌。“大佬达连孙总理只乸都昆埋过去撑场。何况仲有共、产、党帮拖,而共、产、党,边个唔知佢哋背后仲有苏联佬。再讲军事实力,武汉有土匪张铁四军与唐生智的八军支持,而蒋这方面,得黄埔一班毛都未生齐的学生哥。”      两方面一比较,肯定是武汉有前途,蒋总司令点睇都得个输字,估计唔出三几个月,蒋总司令就会日落途穷系紧先。而且王柏龄因为嫖妓打败仗,着草走佬,估计以后也不可能东山再起。没他罩着,自己在蒋司令的夹袋里,前途是灰暗的。真的是“恩师一声BY-BY远去这都市,投靠革命同志搞搞新意思”。

  参座与几个手足兄弟谈了自己的看法,大家一致同意倒向武汉革命政府。他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告诉大家: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便。参座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的反蒋通电,消息传到蒋总司令耳朵里时,蒋愕然万分问手下:“叶沧白(参座的字)在搞什幺飞机”?

   左右之争同时体现在二师里,忠于蒋总司令的黄埔学生大都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他们指责参座背、叛、革、命,吃碗面翻碗底有负校长重托,违反“孙文主义学会”纪律(王柏龄搞的社团,你说参座是不是成员)。他们还与地方上的地主老财等势力勾结起来,准备把部队拉走。参座知道后与一众手足密议,决定到时候看形势不对就先下手为强,比他们先搞暴、动,搞了就拉部队北上武汉,投向国民政府。不过倒向武汉国民政府的事情,各种待遇编制及继后任务,还没联系好,别到时候这边插旗了,那边不承认不收编,那玩笑就开大了。        于是大家一致议定,由参座先去武汉联络,他们在这里分头行动。

   参座拿着这次反蒋通电作投名状去到武汉,自然大受欢迎。他去找军事部长谭延闿述职,报告了新编二师和吉安的现状,请求接济枪械粮饷。谭延闿两手一摊:“剑英,要命有一条你拿去,要饷要粮,莫有”。这下轮到参座傻眼了,革、命是为了人人有饭吃,个个有钱花,没想到反了蒋总司令,搞了革、命却没没粮没饷,怎幺向二师的同志们交代?谭延闿表示武汉现在经济面临崩溃,他也不会屙金尿银,只能劝参座暂时留在武汉,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

   此时的武汉倒是每天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革、命、青年与革、命、工人联合起来,罢、课、罢、工、唱歌、游、行、演讲、贴标语,一片革命的火红景象,但经济上却处于饿着肚子闹革命的困境,市内连续发生米荒、盐荒、油荒、煤荒、布荒,物价飞涨,企业倒闭,工人失业。

   住了几天后,参座看武汉的样子,知道谭延闿那里确实系老糠榨唔出油,只好悻悻地往回走,到南昌却又接到消息说,二师自从通电谴责蒋总司令后,部队军心混乱,右派军官扬言要杀了他这个黄埔叛徒。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吉安显然是没办法再去了,他只好从南昌又折回武汉。

   再来武汉就没味道了,参座这下可以说是下了岗的师长,落架凤凰不如鸡,失业军人更是落魄悲惨。没办法之下他只好找到老乡黄琪翔:“老俵,涯今番落魄罗,看下子有嘛介工夫般涯做?”(翻译:兄弟,我现在落魄了,你那有什幺事情给我干)袍泽同乡落难,有什幺好推辞的,黄琪翔一拍胸脯:“老俵泥放心,夜哺头食酒时涯同华头讲吓,冇卵问题啦。”(翻译:兄弟你放心好了,晚上喝酒时候我和土匪张说说,肯定没问题)

   土匪张因为战功卓着,刚被提拔为四军军长,此时风头正健,踌躇满志地到处网罗人才充实队伍,一听黄琪翔说参座来投,援闽粤军时期的袍泽,又同是客家崽,那有不答应的道理。立即邀请参座来四军上班,并立即随同四军进行二期北伐,四军在河南干翻奉军之后回师武汉,全军整编为第二方面军,土匪张升为总指挥,黄琪翔升铁四军军长,叶参座被黄推荐任命为四军参谋长。

 

 5、大浪淘沙始见金

     在参座最落魄的时候,铁四军这支光荣的革命队伍收留了他。这支部队大部份将官来自广东,彼此间同声同气,同乡同袍,本来他应该可以很快融入这个团体。但中国人陋习难改,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总是喜欢用各种标准划分成各式各样亲疏有别的小圈圈,从而党同伐异,内耗不止。       如果参座加入时间再往前推推,稍假时日自不难融入这个集体,把四军团体变成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但土匪张手下一干兄弟从广东出发,一步一瓢血地硬打过来。参座加入的却是蒋阿拉的嫡系部队,不打胜仗不说,还老打败仗,南昌打得骑虎难下,累及四军他们跑过去救火,平时言谈中自然揶揄蒋阿拉有口威冇手势,有时捎带参座也免不了被取笑几句。况且参座投奔伊始,土匪张便高位以待,四军里面那些觉得自己流过血,出过力,立下战功但又没被提拔的将官,怪话牢骚自然免不了。        四军主要的将官大都是保定六期(这一期真的是精英荟萃)出来的,对参座这个云南十二期又是黄埔教头出身的粤军异类,自然有那幺一点隔膜轻视。可以说,除了土匪张、黄琪翔等几个高层明白事理,对他尚无成见,推食解衣的,别的人就很一般了。       以参座之心高气傲,那里受得了这些闲气。再看看土匪张,这只鸟打是能打,打起仗来擎旗猛冲,他的兵与兄弟也肯为他卖命,但随着时日变迁,他简单的头脑肯定满足不了团体成员的各种利益诉求,他们很快便会瓦解。还有他对人对事太实在了,满脑子旧社会的观念,除了讲义气还是讲义气,一般人讲义气也就是实实在在地讲讲就算了,那傻鸟却讲完了还要去做,义气这玩意需要身体力行吗?完全不是可成大事摸样的枭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要有利于革命大义的崇高目标,完全可以略过手段的善恶。在这个英雄辈出时代,环伺四周,真是知音寥寥阿!       当时的武汉,有股出国留学风,不少人都想去苏联留学(不亚于今天想去美国)。参座也想到列宁的故乡去尝尝面包鱼子酱,脱离这个苦闷的环境,听说邓演达同苏联大使馆关系很铁,便去找他介绍自己去苏联留学。谁知道大佬达说怕暴露自己与苏联大使馆友好的关系,不肯开介绍信(军事科学院编写组《叶剑英》P28页第二行)。参座气得差点一脚就踹过去,大佬达几时变成咁虚伪?你同苏联佬嘅关系,连街边卖菜的阿婶都知道啦,画公仔都画出肠了,还装、、、、、、他是冤枉了大佬达,不知道位高权重的邓主任,在汪精卫来了武汉后,被国共苏三方同时排挤,象块抹布一样给扔在一边了,不再是一手抓三印主任,而是被人烹煮的煮任。大佬达那时自身难保,死要面子不好意思说原因,找借口打发参座而已。       叶参座心里说“邓择生你条粉肠冇义气仲要份晒嘢,阿叔唔求你,自己揾路”。说是这样说,但一时间门路也不好找,苏联那些胡须佬没人引见接近不了。看来还是要找找共产党的门路,但当时共产党采取秘密党员制,绝大多数的党员都是隐蔽身份的,公开知名的几个大共产党人与自己又没交情,冒失跑过去说自己想入党,以自己过去蒋记高级军官和孙文学会骨干成员的身份,没准会被当成精神病赶出来。(看电影《八月一日》,打完仗后军官拿名册点名,共产党员:高达权,共青团员:韦广政,国民党员范戈明、、、、、、匪夷所思阿,纯粹为了煽情而严重违反史实的情节,还八一厂拍的。啊呸!)       正苦于走投无路,郁闷万分时候,碰到武汉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的老乡李世安,闲聊中李世安很快就被参座套问出来,承认自己是中共秘密党员。真是险过剃头,好在参座没恶意,否则又应验了那句话“老乡老乡,背后一枪”。参座把自己渴望入党的要求和找党的波折都告诉了李世安,希望李能想办法开香堂接引他入中共。李世安到是明白,以参座这样显赫的身份入党,不是他可以决定的,他找到时任中共军事部长的周公,向他汇报这件事。       周公大喜过望:“现在革命低潮的时候,同志们到处被杀被驱赶,咱们共产党门前冷落车马稀,居然还有新同志加入,证明我们的党,我们的主张还是很有前途的,大浪淘沙始见金啊。这个同志的底细我很了解,是个很有才华的军事人才。”遂亲自批准了参座入党,开始了他们长达40多年的工作配合。参座晚年曾流露过大概的意思,说他曾接触过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对共产主义是逐步认识的,入党时也不是很明白什幺是社会主义,只是觉得国民党快不行了,江山还没打下来就开始吃喝嫖赌,享乐腐化,迟早死梗。而共产党筚路蓝缕、奋斗不止,最后必然会夺取政权,后来参座经过学习马列主义,更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参座7月初了入党,觉得在黑麻麻的夜哺头(客家话:晚上)找到了指路的北斗星,人生立即有了意义方向,正想向党申请去苏联学习马列主义时,武汉的国民政府7月15日,开始分共清党,苏联大使馆等机关相继撤离武汉。靠,留学的事情又砸锅了。       好在参座的身份还没暴露,周公指示他潜伏下来,伺机为革命出力。在四军里,土匪张从4、12以来,根本不尿什幺分共反共的潮流,多次在会议上说“我们生生死死都与共产党在一起,这是鲜血凝结而成的战斗情谊”。但共产党的老板斯大林在六月一日,发电报给共产国际驻武汉代表罗明、鲍罗庭,指示共产党改组武汉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名义推行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政策。罗明把指示透露给汪美男之后,一时舆论大哗。土匪张于是反悔,不再继续说和共产党生生死死在一起。四军里的共产党,也有点人心慌慌的感觉,害怕土匪张突然发神经,对革命举起屠刀。       1927年7月中下旬,被欺负得无处躲藏的共产党,毅然决定在南昌插旗起事,让国民党知道一下马王爷有几只眼。共产党成立了以周公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与此同时大批人马云集九江,叶剑英也随第四军军部到达。   

     又要写到参座的南昌起义的贡献了,问题是我很怀疑。      在写土匪张搜资料的时候,便觉得“南昌起义”的疑点颇多。比如到底是谁先想把对方干掉;比如参座到底把情报告诉了谁,当时叶挺到底在不在场,为什幺他不在场;到底是在甘棠湖还是在鄱阳湖上开会,开会时候谁在?到底是想军事解决叶贺部队,还是根本子污虚有;土匪张是把叶贺叫上庐山,到底是打算扣押他们还是商量和平分家;还有为什幺起义后还是用第二方面军的旗帜,总指挥居然还是土匪张,怎幺后来突然又变成贺龙,当时的旗帜居然不是我们熟悉的镰刀铁锤,而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有很关键的一点,第二方面军当时居然是在东征讨蒋的路上,计划8月10日兵力汇聚,便直铲南京,而朱培德已经带队出发,南昌只留下少量3000余人的辎重部队留守,那幺这些少量的部队如何有能力军事解决叶贺部队(我给他们水缸做胆,谅他们也不敢)?还有高佬蔡被劫持起义的问题,他后来跑路时候到底有没杀范孟声团长。致关键的迷,是贺龙参加起义时为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总座还是心向共产党?

   如果把我手头全部由国家公开合法出版的资料细心整合,把这些问题加上我的分析公布,我会立即倒霉,这等于动摇了军史党史。但我很恐怖地发现,原来我们看的历史,起码过半是真假难辨的,或者是改编的。许多关键的细节,是自相矛盾的,即使是同一个单位所刊登的资料,不敢说百出,也是漏洞十出。

   南昌起义的干系太大了,真实距离现实十分遥远,真的写下来,会得罪很多很多的革命老前辈,对他们声誉造成一定影响,估计他们的后代会找我算账,我把内裤当掉再去捐精也赔不起。

   其中的一些历史事实,杨天石老师已经说出来了,我可以比他走得更远,但我不敢走。老头是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了,他怕个鸟。我而还那幺年轻,仲有大把世界叹,我又是那幺的肥且帅,还想留着肚腩吃香的喝辣的。所以我决定,坚决不把我梳理整合出来的真相说出来,让你们干瞪眼。   


贴主:NewCommer18于2019_10_24 12:07:57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