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员的结衔一个个和《冰与火之歌》里“龙妈”的头衔一样累赘，比方说：

推诚协谋同德佐理功臣、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食邑三千八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富弼

“推诚协谋同德佐理功臣”是对高级臣僚的溢美之词，没什幺用；“光禄大夫”是文散官，从二品，决定章服服色；“行尚书户部侍郎”是本官（寄禄官），决定待遇标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差遣，实际担任的工作；“集贤殿大学士”，是馆职，相当于高级文官的学术职称；“上柱国”，勋官，纯为虚衔,几乎毫无实际意义与价值；“河南郡开国公”，爵位；“食邑三千八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食邑算是荣誉虚衔，实封带收入。

正是通过这种复杂的官职系统，北宋皇帝可以给臣下提供无穷无尽的官职，能最大限度地吸纳人才，保证这些人任何时候都有官做，能在官场中分一杯羹，从而尽可能地避免唐末五代文人士大夫因上升渠道不畅而报复统治者的悲剧。自然，与之配套的则是北宋官僚种类繁多的吸纳人才方式：从宋太宗开始，朝廷就广开科举之门，每科动辄录取八九百人；到宋真宗时又广开荫补之门，大肆吸纳官二代；宋仁宗则大幅增加特奏名入仕人数——这是专门为那些久试不第的老秀才解决出路的一种特招方式，曾经有个参加特奏名啥都答不出来的老秀才，就在试卷上写“其实我啥也不会，只能祝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结果“上感其诚”，也给他了一个小官做。

《道服赞帖》

通过种种优待措施，北宋朝廷成功地将天下文人吸纳到体制之内，形成了一个具有向心力的官僚集团，确保了自己统治的稳定性，但朝廷也自然为此付出了代价，即官僚集团的恶性膨胀：宋真宗时入品的文武官员有9785名，到仁宗皇祐元年内外官属已达17300余，其中“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人”还不计在内，更遑论那些未入流的小吏。如此庞大的官僚队伍，每人都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薪水补贴，给财政造成的压力为朝野所共睹，特别是在宋仁宗倡导宽容的官场风气下，这种人浮于事，空耗国家财富的弊病也愈发明显。宋祁在《上三冗三费》中开篇提出的就是冗官问题；他的哥哥宋庠则更激进，提出冗官问题在于“仕进多门”，也就是特奏名取士、吏人出官、荫补太多，要求至少取消掉特奏名。除此之外，包拯、何郯等官员也纷纷上书，认为需要整理冗官问题。可以说，此时在整个北宋官僚阶层达成了一种强烈共识，要求对现行体制做些修改裱糊，而这种期待，也正落在了庆历三年的新执政团队，特别是年富力强的韩琦、范仲淹和富弼三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