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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挨揍越有钱?清末,清政府为何突然“有钱了”

2020-07-27 18:00:21



自从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晚清王朝的历史,就是怎一个憋屈了得。除了隔些年挨个打,就是动不动挨个宰,简直成了人家案板上的弱肉。但就是这幺一段悲戚戚的历史里,有一个“亮点”,至今还被津津乐道:挨打的大清朝,怎幺突然有钱了。

乍一看去,1840年以后的大清朝,别看一直挨打,“腰包”却真鼓得快:鸦片战争前的道光年间,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已经下跌到每年三千八百多万两白银,比“康乾盛世”时的最高值缩水一千多万两。但两次鸦片战争挨过揍后,同治年间的清朝财政收入,就迅速突破了六千万两大关。待到甲午战争惨败,几年后又被八国联军打上门,惨遭“大放血”的清政府,1908年的财政收入,更突破两亿三千万两,堪称“越挨揍越有钱”。

如此“突然有钱”的景象,自然离不开“洋务运动”等近代建设活动,以及晚清民族工商业的蓬勃发展。

特别是“庚子国难”后的十年里,清王朝掀起“实业投资”的热潮,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里统计,1904年至1910年,中国新增加万元以上资产的新厂276家,增长率堪称清代之最。每年民族工业资本的增速更高达百分之十五。如此红火景象,不但给清政府带来财源,也让近代以来一些“专家”大唱赞歌。但问题是,大清,真如这账面上一样“有钱”吗?

不妨,瞧瞧下面三个事实。

一、大清钱多,但外债更多

晚清挨打次数多,每次挨完打都要签不平等条约,内容除了割地就是赔款,赔到兜里没钱,当然就要向列强借债,这债当然不是白借,除了高昂的利息,还附带大量政治经济条件。这就是清末负担无比沉重的“外债”问题。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外债”还不算重,自从签了《马关条约》后,一笔笔“外债”就如大锅般扣来。比如为了支付《马关条约》的赔款,清政府向“俄法”与“英德”三次举债,名义上借了三亿两白银,实际到手两亿六千万两。连本带利要在四十五年内还六亿两,还要以中国的海关与江南的厘金做抵押。这一大笔“阎王债”,中国一直从晚清还到民国,直到抗战打到惨烈的1938年,还“欠”着人家三百多万英镑。

而要跟接下来的“庚子赔款”比起来,这一笔“阎王债”,其实还算“小钱”。一场“庚子国难”后,清政府咬牙吐血签下《辛丑条约》,连本带息赔给列强超过十亿两白银。海关盐政等财税项目,更是统统抵押出去。除了要赔钱,“钱袋子”还被人家牢牢捏着,彻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如此窘境下的大清朝,就算手里的钱再多,也是列强们随意拿捏的“提款机”。

而且为了多找大清“提款”,各路列强们也绞尽脑汁。比如甲午战争后的“英德借款”,就以严苛的条款规定,禁止清王朝“提前还款”,为的就是每年利滚利的高额利息。《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也玩起了花样,“赔款”的本金是从1902年开始算,但利息却要从1901年7月开始算,只这一样,清政府就要多赔一百多万两白银。

甚至“庚子赔款”每年的赔款数额,也要和是年的“国际汇率”挂钩,如果白银贵,就用白银支付,法郎成了硬通货,大清赔偿的白银,也要再兑换成“法郎”。如此进进出出,大清“不知不觉”又被宰割了一大笔。尤其无耻的是,1905年国际银价下跌,清政府除了要“兑换支付”,还要额外掏出八百万两白银,来贴补列强的“损失”。

如此“花样宰割”,看似“有钱”的清王朝,每年到手的钱再多,大多也不过手里焐一下,没焐热就赔出去。晚清最后十年,财政收入“连年飙升”的清政府,每年亏空三千万两,年年入不敷出——落后何止要挨打,还要挨宰。

二、“飙升”的收入,来自竭泽而渔

但虽说每年都“挨宰”,清政府财政收入飙升,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节节攀升的收入,真的都来自“工商业建设”?其实更“大头”的,是来自对老百姓竭泽而渔般的盘剥。

最常规的盘剥,就是田赋。号称“永不加赋”的大清朝,近代最常见的操作方式,就是在田赋上附加“地丁银”或“漕粮”,这个“附加数额”,每年都有不同,但一“加”就是巨额数字,比如1901年,四川的“地丁银”就高达一百万两。江西的“漕粮”也有三十万两。这还只是清政府收到的数字,中间被多少官吏中饱私囊?那更是个无法精确统计的数字。

“厘金”也是晚清的“常规敛财招数”,甲午战争前,厘金就在晚清各省泛滥,甲午战争后大清财政困难,厘金更是滚雪球般猛涨。1899年广东征收的厘金,就比1895年暴增了一倍。四川的厘金从1895年到1901年,平均每年加抽百分之三十。直隶烟酒的厘金也是每年加抽百分之三十到六十。这些还是“不完全统计”。晚清最后十年里,“厘金”就像野草一样,恣意的在各地滋长,“多收”的部分,当然是加在苦老百姓头上。

更简单粗暴的招数,当属捐税。跟捐税比起来,无论“地丁银”还是“厘金”,那都是小儿科。晚清老百姓从锅碗瓢盆到养驴养马,样样都要交“捐税”,甚至还有“花捐”“剃发捐”“茶捐”“河捐”“车捐”“烟酒捐”等各种名目。在辛亥革命前的大清朝做个老百姓,不夸张的说,大到出门办事,小到喝茶理发,不留神就得刮一笔税。

如此横征暴敛,自然惹得民间反抗四起。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里,清王朝发生的“抗捐抗税”的“民变”,竟多达483次。山东的农民甚至高呼“认重税必饿死,不认重税必株死”。广东一些地方的农民,甚至成立了“死绝大会”。所谓“死绝”,即“以死抗捐”。“有钱”的大清背后,是多少百姓倾家荡产的血泪。

三、越有钱,死得越快

不过别管“钱怎幺来的”,大清朝总算是“收入增加”了。倘若这些“增收”的钱财,全都用在富国强兵上,大清朝就算苦几年,也不是没有翻身的机会。晚清最后十年,清王朝“实业”“练兵”等大事也红红火火,似乎看来,这钱花得值。

但近代风云人物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就戳穿了其中的画皮:当时的海军大臣载洵,去英国商谈购买新式军舰,如此国防大事,载洵却是不问兵舰,先向英方询问给多少回扣。结果是“声名狼藉,贻笑中外”。

如此闹剧,放在清末的政坛上,还都算是正常表现。晚清的“铁帽子王”奕劻,清末时权倾朝野,却把政务做成了“生意”。各级衙门要职,都成了明码标价,每次只要有要职“空缺”,他立刻出手“炒作”。比如1911年的邮传部尚书一职,就被他“炒”到了三十万两白银,然后“卖”给了盛宣怀。他与他的党羽,更被戏称为“庆记公司”。1908年他七十大寿,一场寿宴就收了五十万两白银的“礼金”。英国《泰晤士报》更估算,仅奕劻本人在银行的存款,就超过七百万英镑,“公司”生意很“红火”。

“上梁”如此,“下梁”当然各种歪,民间的苛捐杂税,自然也被各级官吏层层加码。比如清末的长葛县知县,就把朝廷要征收的“厘金”“捐税”样样加码,每样都加收一倍多,多出的钱全搂进自家腰包。各地的地方官,也多是“外托举办新政之 名 ,其实尽饱私曩”。有这幺一群大小蛀虫上下其手,清王朝“越有钱”,越给这些蛀虫“送肉”,直到瓤子被活活蛀空。

有这幺一群人折腾,大清的钱再多,又有多少能用在正路?恰如清末民初学者柯劭忞的叹息:“其施之于实用者,不过十之三四。”能有三四成的钱用于国家建设,就算不错了。

于是,“越来越有钱”的清王朝,也就这幺迅速腐败下去,到了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同样以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里记载,京城的大小官员都吓破了胆,纷纷把钱存进汇丰银行。却不料银行里的中方雇员使坏,欺负这帮人不懂英文,尽开了些假收据,随手就把这些不义之财据为己有。只这一招,就不知让多少“蛀虫”倾家荡产。

而早已被“蛀空”的大清朝,也在这类闹剧后不久,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留给后世的,并非是“有钱”的风光,却是“越有钱越死的快”的历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