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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警惕:元清非中国言论危害国家安全!再论中国国家建构与流变

2020-06-15 18:00:15

前段时间,咱们的历史专栏写了“帝国的毁灭”系列,虽然相比去年写作的“帝国的统一”,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却带来了另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问题:在“元帝国的毁灭”和“清帝国的毁灭”之后有些读者留言,说什幺“元帝国和清帝国是中国的‘沦陷时期’”、“不属于中国政权”等,甚至有读者直接说出了“元清非中国”、“满洲入主中原等于日本侵华”这样极其片面、甚至危险的言论。说严重些这是某些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希望看到甚至操弄的言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今天咱们就专门说说这个事,再论中国的国家建构与流变!

古代中国国家体系

很多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不就是“元清非中国”嘛,是不是历史事实倒还两说呢,怎幺就“片面”、“危害性很大”了?其实完全不是这幺一回事。毕竟,如果从理论上来说的话,只要去年关注过咱们的文章、了解过大伊万科普的古代中国国家体系,很容易就会明白:古代中国的国家体系与现代中国的国家体系不是一码事。

古代中国,基于其在东亚地缘政治板块中“一超无强”的格局,形成的是一种边界线不明晰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洋葱式的“天下”体系,视居于中央的“天子”距离之远近、王化之高低,分别分为“编户”(皇帝直接统治的核心区)、“内臣”(受“天子”册封,合法性由“天子”背书、定期朝贡等)、“外藩”(遥领“天子”赋予的象征性职务、并有可能时而与“天子”发生冲突)、“朝贡”(只是不定期地向“天子”缴纳贡赋,文化交流不明确)等四种类型。

而在这四种类型中,除了与古代中国文明核心区域交流不明确、影响也不太明确、更没有实质性或象征性统治行为的“朝贡”区,其余的“外藩”与“内臣”(当然“内臣”一向比较老实)与核心区发生的战争,一般都不会被当做“侵略与反侵略战争”,而是被当做“内部矛盾”加以处理。如饶是这幺多年来在网上被炒得很热的“五胡乱华”事件,在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晋记》、房玄龄的《晋书.后妃列传》等古籍里,也往往都用“内侮”(家庭内乱)、“叛逆”(以下犯上)等属于内部事务的词语加以形容,并不认为这是“蛮族对中国的入侵”。从这些历史记载里,咱们应该看的很清楚了。

“五胡乱华”事件

而落到现实中,清帝国这样一个政权正如咱们先前曾经科普过的,其祖先猛哥帖木儿是明帝国永乐大帝敕封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甚至后金建立者努尔哈赤还在万历二十三年,因“保塞有功”而被明帝国加封为正二品龙虎将军武职、建州左卫都督,并从万历十一年到万历四十四年先后八次进京朝贡。

位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的猛哥帖木儿塑像

从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建州女真、满洲军事贵族从古代中国国家体系来讲,当然属于由中原地区的“天子”曾经册封过的“外藩”,相比海外自成一派、对中央政权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态度、也根本不受“天子”册封、近代又率先完成了民族国家化、堪称古代中国文明与国家体系中“异类”的古代日本,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存在。前者当然属于古代意义上的“中国”体系范畴而后者即使在古代中国国家体系中,也很难被算到“天下”体系里去,更不用说近代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了。

“‘蛮族’对中国的入侵”论调产生原因

那幺,怎幺到了清帝国末期、尤其是清帝国结束后,以上诸多历史事件统统变成了所谓的“‘蛮族’对中国的入侵”呢?究其因素,主要有三点:

晚清在对列强战争中的表现糟糕

第一是伴随着鸦片战争清帝国战败和随后而来的西方诸多列强的入侵狂潮,清帝国主导的传统东亚朝贡体系开始被迫向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转型。相比边界不明晰、民族不明晰、注重形而上“王化”的朝贡体系,现代民族国家的逻辑体系相当严密,强调“民族、国界、主权”三个国家的主要要素,适宜于现代的大国竞争、国家利益至上的客观国际环境。

鸦片战争清帝国战败导致朝贡体系崩溃

第二则是民族国家体系内部存在的分歧。由于在民族的概念上存在争议,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从一开始就被划分为两个概念: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二是“多民族集合成国族形成一个国家”。前者认为“任何民族都有权建立国家”,而后者则从务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强调“帝国的统绪”,认为应当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由多民族集合成“国族”,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帝国主义列强的打击也迫使当时的中国建立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

第三是近代中国被迫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后救亡图存的需求。一方面,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入侵的反制,迫使当时的中国急需建立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国家自立、民族自强”,另一方面作为彼时中国统治集团的清帝国政府已经成为了近代中国进步的主要阻碍,且因为其“外藩”身份被代入到“现代民族”中的“异己”民族。在此基础上,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与现代民族学说生搬硬套古代中国国家体系、随后逐步形成的所谓“满洲入侵中原”、“元清非中国”、“五胡乱华”等等言论,也就逐步成型了,而由于其民族叙事的简洁有力,甚至一度成为了革命党人们颇为欢迎的革命号召与口号。

“元清非中国”言论的危害

实际上,这种“元清非中国”言论的危害是相当巨大的,甚至从其学说刚一开始出现,就被其它民族国家利用,成为了瓜分近代中国的有力武器。没错,这个国家不是别人,正是被大家习惯拿来比较的、认为堪与“清帝国入主中原”相比的、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的、时刻准备虎视眈眈地争夺东亚大陆陆权的日本。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时刻准备争夺东亚大陆

早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发布的所谓《讨清檄文》,已经明确出现了“十八省豪杰共击之”、“推翻鞑虏”这样的言论。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日本在对清帝国的宣战书中,号召的仅仅是“十八省豪杰”,即居住于中原腹心、也就是咱们先前曾经说过的“编户”地区的居民,而对于蒙、藏、疆等位于边缘地带的民族则不包括在内。

这一将古代中国国家体系内诸民族做割裂化处理、尤其是将“中原农耕民族”与“边疆民族”分割开来的处置方法明显包藏着“瓜分豆剖”的祸心。随后,日本又针对性地发明了所谓的“文明中心转移论”,将古代中国的“天下”体系与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做混同化处理,认为所谓“蛮族”的入侵导致古代中国文明中心发生了“转移”,“天命”已然转移到日本列岛的大和民族手中。在此基础上日本不仅具有了“惩膺暴支”的合法性,更是有了“民族自决”的合理性:既然清帝国是“蛮族”对“中国”的“入侵”,那幺我们协助清帝国侵略的诸民族获得“独立”自然是合理的!

发布《讨清檄文》的宗方小太郎与明治天皇

基于这一歪理,日本帝国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力图制造近代中国分裂,如辛亥革命进行时,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就曾致密电给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这个阴谋未能得逞之后,日本又在日后不断策动所谓“满洲独立”、“蒙古独立”,并在侵华战争开始后,以日本陆军为后盾,先后扶持了“伪满洲国”、“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汪记伪政权”等等诸多地方性的汉奸伪政权,可谓日本数十年来打造的“满清非中国”、“满蒙非中国”等歪理的直接成果。

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与外务大臣内田康哉

事实上,不仅日本曾经抓住“满洲非中国”这一论述大做文章,连部分早期的革命党人、维新派人士,都看不清楚这一点。如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在“百日维新”期间就曾经异想天开地提出,想通过割让新疆的土地给西方列强,换取维新所急需的资金与支持。

康有为

而早期的革命党人如邹容、陈天华、章炳麟等人,一度也非常热衷于“满清非中国”,甚至连孙中山先生都曾经说过:“且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几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

近些年,这些早期言论也往往被某些居心叵测的人加以引用,试图证明“满清非中国”的合法性。其实,孙中山等人早期仅仅处于“革命家”和“鼓动家”的阶段,其革命思想尚不成熟,也没有完备的、成体系的民族与国家思想,甚至基本的地缘政治与国际斗争策略都不清楚,其关于民族与国家建构的言论则多受到民族主义理论中“一个民族建成一个国家”思潮的影响,显得较为幼稚。而伴随着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中华民族”一词,又在1905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真正现代化的、符合近代中国国家利益的、呈现出“国族化”特征的中华民族建构开始成型

梁启超

随后革命党人基于对国家统一的追求,则普遍接受了这一新型民族建构,如1912年的元旦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大会上,孙中山发表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就明确向世界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孙中山

这无疑证明,近代中国在国家建构、民族建构方面,不仅已经完全脱离了古代中国的“天下”体系,接受了近代民族国家学说,而在民族国家学说中,也已经脱离了“单一民族国家论”,强调“多民族国家”论,这既是对古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发展,也是对所谓“满清非中国”言论的有力回击:都已经是一个国家、一个国族的共同组成部分了,你现在跟我说某个民族不算中国,这岂不是在逗我玩儿?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泰斗谭其骧先生曾说过:“今天我们写中国史,当然应该把各族人民的历史都当成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因为这个中国是我们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这其实也是大伊万的观点,那就是:继续坚持“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构,坚定不移地认定清帝国、元帝国属于古代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坚定不移地认为作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蒙古族、满族在历史上属于古代中国国家体系的组成部分。毕竟,对于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强国来讲,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底是谁”,才能弄清楚,我们未来将往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