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的重大贡献，我们国家仅用45次核试验就达到了美国人一千零五十四次的效果，中国的试验次数还不到美国的零头。

我国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中间只花了两年零八个月，美国花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花了六年零三个月，英国花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花了八年零六个月。法国总统戴高乐为此大发雷霆，拍着桌子质问，为什么让中国人抢了先？

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西方科学界，世界上的氢弹仅有两种结构，其中一种是他的独创。多位院士大佬对他不吝夸赞，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朝永振一郎称他是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科学院院士张宗燧说，“我教一辈子书，从未见过他这么好的学生！”毕竟专修数学的北大天才们在平均分不到20分的时候他拿了100分，第二名还不到60分。钱三强说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杜祥琬院士坦言，对整个国防科技的顶层设计，从核到非核，他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张宗烨院士直言到了研究所，尤其是在他的指导下，看问题的深度有很大的提高。有人说，如果按照学科专业来评院士，他起码能在十几个细分的专业学科分别评上院士。

他就是于敏，一个被无数人用天才、Bug级别来形容的科学家，提到他你会想起什么词？请打在留言区。何祚庥院士曾说，我国能如此短时间研制出氢弹，一个重要原因是及早将于敏这样“大师”级的请来预先研究氢弹理论，可那时一个被称为“大师”级的于敏才34岁，查阅资料后才发现氢弹只是于敏院士众多成就之一，核弹的小型化武器化、第三代核武器，禁核试验后我国核武器发展，于敏都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

因为他我又重新认识了什么叫有点天赋，动脑子还可以。于敏曾在访谈中说到，“我也许有点天赋，但我不认为自己聪明。我本来动手是低能儿，动脑子还可以！”

他的身份在揭秘之前美国人得出结论，中国若单凭自己核科学家的力量是根本完不成三级跳的，所谓三级跳就是连续完成三代核武器的研发，所以他们怀疑中国窃取了美国的核技术，为此美国还审查了上百名华裔科学家，李文和案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无论多么睿智，无论如何勤奋工作，像我一样的亚裔，像我一样的华裔，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永远是‘外国人’，这是李文和的原话。

就是于敏这样的一个天才，中国竟差点失去。原来于敏出生在战火时代，小时候他骑着自行车去找同学，迎面就有一辆日本车冲着他来了。眼看就要撞上了，于敏回忆到，“如果撞上我就完蛋了，可以想象这是在天津，如果是在乡下小地方，可能我一命难保。”

这当然不是日军的良心发现，只不过因为是在天津市区的繁华地带，如果日本人公然无缘无故地撞死中国公民，他们会产生很多舆论上的麻烦，因此于敏才躲过一劫，也正是这一次的经历让他在心中埋下了科学救国的种子。

以前一直以为我国在其他国家之后做出了氢弹算是追赶，后来才发现我国的氢弹是独创，原来突破原子弹两年多我国就突破氢弹，不是因为突破原子弹后氢弹变得简单，主要还是因为于敏太强。何祚庥院士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从“第一原理”出发，独立而完整地建立和开发了氢弹的理论、技术，直到建立和实现中国自己的核打击力量。换言之如果原子弹有借鉴他人的经验，那么氢弹是真正的从零到一。

那么于敏究竟强在哪里？于敏的强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是创造了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氢弹结构。其他国家的T-U型氢弹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太重，二是太贵。美国不会造太多，中国更造不起，所以中国需要探索新型氢弹方案，而于敏的方案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其次是强大的计算能力和理论功底，他的这项能力让国家至少避免了几亿的损失和3年时间的浪费。

当时美国的《现代物理评论》数据表明，氚氚反应截面的理论值是氘氚反应的3倍。所以科学家面临的问题是要不要进行氚氚核反应截面实验的测量？这个试验可能至少要投入几亿人民币和几年的时间。这时候于敏站了出来，他用公式严格证明，所有轻核反应的截面均绝对不可能超过5巴，也就是说美国人的数据有问题，因此没有必要耗费人力物力去证明这个试验。美国期刊错了，他们错了。

当时很多人都说《现代物理评论》是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会错吗？于敏看来，爱因斯坦在和波尔的论战中都犯错，盲目相信美国人的数据才会错，科学不相信权威，科学只相信真理。事实证明于敏是对的，国外刊登的数据有漏洞，该期刊在若干年后对数据进行了更正。测量氚氚反映试验正式叫停，于敏避免了几亿人民币的损失和3年时间的浪费。

当时科学家想用原子弹的高温点燃氘化锂的热核反应，要知道行不行得通还是需要试验，于敏用计算得出结论，点燃根本不可能实现，他再次用计算避免了试验的浪费。

第三，于敏的强在于抓住核心问题，归纳总结的能力，当时上级下达的命令是95%的计算机机时给原子弹，只有5%的时间留给氢弹，因此如何加快计算速度和避免计算错误成为了关键问题。

这时于敏再次拿出他深厚理论物理学家的看家本领，他的建议略去求解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带来的巨大麻烦，大大节省了计算工作量。于敏提出先设计两个模型，一个是偏理想化的，一个是偏实际的，打破了阻碍。于敏老同事曾说到，“老于这个本事大就大在这，他把很复杂的东西善于归纳、提炼，总结然后逐渐形成一个明确的图像。”

这也就体现了于敏强大的删繁就简能力，于敏用大量的近似和粗估准确地抓住主要矛盾，舍弃一些次要因素，层层逼近最核心的问题，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计算。

在计算机计算过程中于敏仅凭声音就判断计算机出了错，众人开始不解，毕竟电脑运算的精准程度远超人类，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后来发现是加法器坏了，搞物理的能发现计算机坏了，这是之前没有的事。

当时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因此需要将计算任务分配下去然后再结合，问题又来了。数学比牛难多了，谁来分配计算任务，谁来把答案合在一起看行不行得通，那就需要一个人来做这个庖丁，解这个牛，于敏说：我来！

当时研制氢弹非常着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氢弹的国家在不断施压禁核试验，所以要赶在法国前搞出来，这样不仅可以振奋人心，而且西方国家也没啥好说的，毕竟人家法国不是也在搞嘛。二是美国打算对中国核打击，当时的国际舆论称，自广岛长崎之后，没有一个国家像新中国一样临近核威胁。不光美国，1969年珍宝岛战役之后，苏联也准备对我们进行核打击，倘若我们没有原子弹和氢弹，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敏临危受命，当时于敏已经在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耕耘了十年，可以说在该领域正处于巅峰时期，可为了祖国需要他说转就转。

他说当时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赤裸裸的讲绝不能让中国搞氢弹，并且排军舰带着核武器到我们近海来，是可忍熟不可，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我一定要全力以赴搞出来，这就是?于敏的爱国情怀。

何祚庥院士坦言在氢弹的预研中，几乎所有的难点的解决都出自于敏的贡献，而自己仅是站在一旁的积极促进者，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场入网的总是于敏院士。正是于敏等人的努力，我国氢弹比预计提前一年成功炸响，中国赶在法国之前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而且开始预期当量是百万吨左右，而实际的爆炸当量是三百三十万吨。

氢弹有了，如何把它再小型化，武器化？于敏深藏大山，日夜无休的科研，因为过度劳累出现过三次休克，好在最终有惊无险，他再次带领团队搞出了我国的第三代核武器中子弹。

同于敏工作过的同事坦言，美国人当时卡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武器小型化，逼着我们禁核试验。如果那时核试验停下来就等于冻结了这个技术水平，这对我们的影响相当大的。

原来彼时各大国核试验都做得差不多了，要拿的数据也都拿到了，于是他们宣布全球禁止核试验。于敏在1986年去看望病危的邓稼先，与他一同起草了《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这份建议书为我国争取了禁核试验前宝贵的十年时间，大大减少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舆论压力，中国于1996年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于敏的老同事说，“我们国家之所以能有现在这样的核威慑能力，我觉得和他们两个的建议有很重大的关系。”，杜祥琬院士谈到于敏的这种赤胆忠心非常敬佩，“我觉得像他们这一批科学家，有很强的深厚的学术功底，又有很强的精神支柱，就是现在说的以民族振兴为己任。”

不仅如此，针对停止核试验后核武器如何发展，于敏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提出将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作为禁核试验对策工程，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让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人们习惯称他为氢弹之父，他却说核武器是集技术科学于一体的国防尖端武器，所以我是千百人之一。氢弹之父这样说不符合科学，我一直不赞成。正是由于他的巨大贡献，有网友说，他能够获得某项奖，是这个奖的荣誉。 诸葛亮是他心中的完人，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用他的行动一直在践行着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