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3月25日晨8时，柏林东郊，特格尔湖畔。前几日下了大雪，但这一天阳光明媚。[1]七位普鲁士贵族聚到这个偏僻地点。两位政客，奥托·冯·俾斯麦男爵（后来的帝国首相）和格奥尔格·冯·芬克（Georg von Vincke）将在这里进行生死决斗。

按照规矩，在正式开始之前，中间人路德维希·冯·博德尔施文格（Ludwig
von
Bodelschwingh，1811—1879，曾任普鲁士王国的黑森-拿骚省省长）最后一次劝说双方冰释前嫌、避免流血，两人都拒绝了。博德尔施文格提出，两人之间的仇恨并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建议决斗的形式是每人仅放一枪。双方同意。芬克的助手问，假如俾斯麦道歉，芬克是否愿意取消决斗。俾斯麦拒绝道歉。手枪出了点问题，等到决斗正式开始的时候，差不多已经10点了。

路德维希?冯?博德尔施文格

博德尔施文格对决斗过程描述道：“我给两支手枪装填好子弹，让两位决斗者站好位置，告诉他们：听我喊一，两人就掏枪；我喊二，两人瞄准；在我喊三之前，就可以开枪。我会在二和三之前留出充足时间。我喊二的几秒钟之后，两人都开了枪，几乎同时。至少我判断不了谁先开枪。两人都没打中。冯·俾斯麦先生立刻走过去，向冯·芬克先生伸出手。在决斗现场，两人握手言和。”[2]

但俾斯麦后来如此描述这场决斗：“两人都安然无恙，我立刻明白这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看不到这一点，就罪孽深重了。但我不能否认，透过烟雾看到对手安然屹立时，我没有办法像其他人那样欢呼雀跃。博德尔施文格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决斗的条件被规定得很温和，这让我不开心。我很愿意继续打下去。但因为我不是受辱的一方，所以我只能一言不发。决斗结束了，大家互相握手。”[3]

俾斯麦完全有可能死在这场决斗中。那样的话，就不会有铁血首相了，德意志是否能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就要存疑，德国的历史轨迹也很可能大不相同。那幺，是什幺驱使三十七岁的外交官和议员俾斯麦男爵视死如归呢？

俾斯麦，1847年

格奥尔格?冯?芬克，1848年

俾斯麦与芬克反目成仇

芬克和俾斯麦其实有很多共同点，都是血统古老的贵族地主，都是忠君爱国的普鲁士人，都是哥廷根大学的校友，都是新教徒和法学家，都是议员，都脾气火爆，都有极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他俩毕生的奋斗目标也相同：保卫普鲁士国家，保卫霍亨索伦君主。

但两人的政治立场不同。芬克倾向于自由主义，更关注德意志统一而不单单是普鲁士的利益，比俾斯麦更擅长演讲也更文雅，但没有俾斯麦那种孜孜不倦的斗争精神和雄心壮志。俾斯麦是坚定的保守派，有自己的明确圈子；而芬克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常和各种政治派系打交道，所以也没有固定的盟友。

俾斯麦和芬克起初的关系不错，互相尊重。但他们毕竟不是一路人，在议会和政坛不断摩擦。1847年的普鲁士地方议会里，两人都是议员。芬克提出效仿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逐渐改良从而取得社会进步。俾斯麦则捍卫普鲁士的君权神授，说德意志人反对拿破仑是为了赶走异族统治者，不是为了宪政。[4]芬克说，未来德意志的宪政不可能通过军事暴力来获得，因为那样会损害德意志的和睦。俾斯麦则认为，当前德意志的问题需要“铁和血”来解决，而不是演讲和多数表决。这句话是俾斯麦的名言，后来为他赢得“铁血首相”的绰号。两人的针锋相对在普鲁士议会引发了骚动。

1848年，革命风暴席卷欧洲。各国的专制君主都受到挑战，革命者呼吁宪政和民主。3月，柏林也发生了动乱。18日，柏林街头爆发街垒战，军队与革命者发生血腥冲突。芬克力劝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要动用武力镇压革命者。[5]国王对他颇为信任，请他出任大臣，但芬克觉得自己不适合这样的职位。有人提议让俾斯麦在这个多事之秋当大臣，但国王坚决拒绝，因为国王觉得俾斯麦是“嗜血的反动分子，以后才能用他”，但“只有刺刀恣意主宰局势的时候才能用他”[6]。换言之，国王认为俾斯麦是保守派的极端分子。

形势危急，普鲁士国王的宝座摇摇欲坠。芬克主张只有国王退位，才能挽回局面、抚慰革命者并保全君主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没有子女，他的弟弟威廉是继承人，因主张强硬镇压革命而获得“霰弹王子”的恶名，成为柏林城里最受憎恨的人物。[7]他逃到了英国，太子妃奥古斯塔还在波茨坦。芬克希望不受自由派欢迎的威廉也放弃王位，并请俾斯麦帮忙劝说。3月23日，俾斯麦拜访了奥古斯塔，但这次会谈的过程如何已经是罗生门，各执一词，后人无法知道真相。俾斯麦后来说，奥古斯塔告诉他，威廉太子已经去了英国（这让俾斯麦大吃一惊），她打算扶持她与威廉的长子为普鲁士国王。俾斯麦坚决拒绝，说这是叛国。奥古斯塔（也就是后来的皇后）对此次会谈的描述却完全不同。她说，当时俾斯麦代表普鲁士王子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和威廉太子的三弟）来找她，请求她允许他们用威廉及其长子的名义发动反革命，撤销国王已经做出的对革命者的让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实施宪政）等。她拒绝了。

俾斯麦和奥古斯塔究竟谈了什幺，芬克是唯一知情人。后来俾斯麦说此事是他与芬克决斗的理由之一。历史学家埃里希·艾克（Erich

Eyck）说，如果真相是俾斯麦说的那样，那幺这不足以成为他与芬克决斗的理由；而如果真相是奥古斯塔说的那样，那幺俾斯麦就有理由怨恨芬克了，因为芬克是唯一知道他在奥古斯塔面前失败丢脸的人。[8]

1848年革命期间，芬克加入了自由主义者组成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主张德意志各邦通过协商而统一，并宣扬人民主权。这些都是身为保守派的俾斯麦坚决抵制的理念。并且在随后的危机中，俾斯麦宁愿普鲁士屈服于奥地利，也不愿意屈服于自由主义。

1848年革命被镇压下去之后，欧洲处于君主力量回潮的“反动年代”。德意志各邦恢复了“德意志邦联”，以奥地利为领导者，这让普鲁士不满。新任普鲁士派驻德意志邦联的公使俾斯麦的使命就是尽可能破坏德意志邦联的声望，也就是打击奥地利的声望。也就是在俾斯麦担任该职务期间，发生了着名的“燃烧雪茄”传奇。这个传奇很可能是俾斯麦自己炮制并传播的，真实性可疑。大致的情节是这样的：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议会中占主导地位，奥地利公使担任主席；只有主席有权在会议室抽烟；俾斯麦拒绝接受奥地利独享特权，就故意也点起雪茄来抽。在俾斯麦带领下，巴伐利亚公使也抽起烟来。最后就连平时不抽烟的其他邦国公使为了自己国家的尊严，也不得不抽烟。在普鲁士国内，大家觉得这是针对奥地利的一次外交胜利。

1852年3月，在普鲁士议会上，俾斯麦与芬克等自由派政治家唇枪舌剑，发生言语冲突。俾斯麦表示，普鲁士军人和大部分民众是忠诚的，只有大城市里的民主派对国王的忠诚度可疑。这句话被各大报纸炒得火热，引发了种种挖苦和抨击。芬克对俾斯麦的外交成绩冷嘲热讽，提起了“燃烧雪茄”的故事。媒体对俾斯麦的话也有曲解，比如说俾斯麦的意思是政府不信任甚至敌视民众，俾斯麦想要消灭大城市等等。

当时讽刺俾斯麦想要消灭大城市的漫画

议会的另一个议题是，是否为修复霍亨索伦城堡的工程拨款10万塔勒。芬克指出，这座城堡的驻防人员仅150人，军事意义不大。他怀疑该项目仅仅是霍亨索伦王室为了光宗耀祖，修缮祖先的城堡的面子工程而已，这笔钱不如用到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芬克还对俾斯麦预测六个月内可能发生战争的话大加挖苦。一时间自由派舆论对俾斯麦十分不利，把他描绘成好战、嗜血、说话不靠谱、自吹自擂的可笑人物。俾斯麦对芬克的攻击十分愤怒，尤其是芬克与他属于同一阶级，身份类似，居然如此不讲情面。俾斯麦对芬克的反击就是，芬克没有教养，配不上自己的贵族身份。

    这下子惹恼了芬克，他通过中间人向俾斯麦发起了决斗挑战，要捍卫自己的荣誉、人格与地位。俾斯麦也承认自己的话对芬克是侮辱。当然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不仅仅是因为近期的争吵，也不仅仅是个人侮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政治立场。双方通过中间人紧锣密鼓地准备决斗。俾斯麦原希望用军刀（S?bel）决斗，因为双方都曾是大学生兄弟会成员，都剑术高超。俾斯麦自己在大学期间参加过25次斗剑决斗，只输了一次；而他对手枪决斗没有经验。芬克也是斗剑的老手，1833年为此受过要塞监禁。但最后还是约定用手枪。于是有了本章开始的那一幕。

什幺是决斗？

俾斯麦后来成为伟人，芬克则被淹没在历史长河里。很多俾斯麦传记，比如西德历史学家洛塔尔·加尔（Lothar Gall，1936— ）和东德历史学家恩斯特·恩格尔贝格（Ernst Engelberg，1919—2010）的俾斯麦传记，甚至提都不提这次决斗。

1865年6月2日，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普鲁士地方议会辩论之后，时任普鲁士首相的俾斯麦当着众多议员的面，向他的另一位政敌，着名的医生、病理学家、大学教授和自由派议员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1821—1902）发起了决斗挑战。菲尔绍思想进步，支持社会福利、少数民族权益，反对扩大军备、反对战争，与俾斯麦的政治冲突已经有有一段时间了。此时正直普鲁士的“宪法危机”，国王、俾斯麦和保守派希望为陆军大幅度拨款，需要议会通过，但议会里的自由派认为这幺一笔巨款最好用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菲尔绍在议会严厉批评了俾斯麦，让首相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菲尔绍拒绝了决斗，说这不是符合时代精神的解决争议的方式。[9]的确，在这样一位出身资产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眼中，带着封建时代贵族气的决斗的确与时代格格不入。而俾斯麦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老派的贵族，所以热衷于决斗。此事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双方都有很多拥护者。很多保守派认为，菲尔绍的确不能接受决斗，因为他身为资产阶级，没有“荣誉”可言。

决斗不是专属于贵族的，但在德意志历史上与贵族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里说的决斗不是战场上的单挑，比如《旧约》里少年大卫击杀非利士巨人歌利亚，或者特洛伊战争里帕里斯与墨涅拉俄斯为了争夺海伦而一对一对抗；也不是中世纪用来判定某人有罪还是无辜的决斗审判；而是社会生活中为了荣誉、脸面而进行的武力冲突，古时用剑，近现代用手枪，双方预先约定好时间地点和规矩（用什幺武器？如何操作？），在助手和医生陪同下，来一场你死我活，或者刀尖舔血，体验超凡的刺激。

在16和17世纪的法国、意大利与德意志，决斗都相当常见，甚至是一种时尚。法国的弗朗索瓦·德·蒙莫朗西（Fran?ois
de
Montmorency）伯爵是臭名昭着的决斗狂热爱好者，据说一年就杀死了22名决斗对手（也有说法是超过40人），最后路易十三政府不能容忍他的凶残和目无朝廷，将他处决。当然也是因为现代专制国家需要垄断暴力和司法权，不能接受哪怕是贵族擅自动用暴力“私了”或自设法庭。

1874年，法国布洛涅森林的一次斗剑决斗

决斗的规则非常复杂，有成文的规则供人学习可参看。比如奥匈帝国军官弗朗茨·冯·博尔加尔（Franz
von Bolgár，1851—1923）编写的《决斗规则》（Die Regeln des
Duells，1880年首版于布达佩斯）和另一位奥地利军官古斯塔夫·赫尔格泽尔（GustavHergsell）于1891年发表的《决斗法则》（Duell-Codex）[10]。

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决斗。起初只有那些可以合法携带武器的人，也就是贵族、军官和大学生，有资格决斗。当然到了19世纪，市民阶层的人，只要出身体面并且愿意服从规矩，也可以参加决斗。所以，即便决斗不再是贵族垄断的领域，也仍然是一种上层社会的行为。下层人民是没有资格决斗的，他们之间的暴力冲突只能是斗殴，不是决斗。

1837年哥廷根大学的学生用剑决斗

决斗的目的不是杀死对方，而是为自己受到的侮辱（言语攻击、辱骂、含沙射影，以及自己的妻子、姐妹、未婚妻等女性亲友受到侮辱乃至性侵犯）得到“满足”（Satisfaktion）。；所谓的侮辱可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第二帝国时期着名的卡尔·菲灵（Carl
Vering）与爱德华·萨洛蒙（Eduard
Salomon）决斗的起因是，一群大学生因为一位女歌手发生争吵，菲灵骂另外一位大学生是“犹太小子”，萨洛蒙误以为是骂自己。

双方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愿意冒负伤甚至丧命的危险，不管决斗的结果如何，双方都可以“满足”，也就恢复了荣誉。这里的荣誉不止是个人荣誉，也是整个阶层（贵族、军官、大学生）的荣誉。为了荣誉挺身而出，是属于该阶层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逃避决斗责任，就丧失了荣誉，会遭到同阶层伙伴的唾弃。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和奥匈帝国，军官阶层为贵族所主宰，“荣誉”感特别强。受到别人挑战而拒绝应战的军官不仅丧失荣誉，甚至可能因此丢掉军职，因为军方高层会觉得他没有军人所需的荣誉感，不配当军官。

侮辱荣誉的行为发生后，受辱一方可以在24小时之后通过中间人（Kartelltr?ger）向对方发起挑战。如果是军官或大学生，同伴们要组成荣誉法庭来裁决是否允许决斗，决斗的方式又是什幺。不经过荣誉法庭的磋商，决斗不能进行。通风报信的中间人可能会在实际决斗期间担任助手。确定要决斗之后，中间人负责安排时间地点和其他细节。决斗武器一般是军刀或手枪，如果要用其他武器，需要事先谈好。因为政府禁止决斗，所以商谈尽量秘密进行。决斗一般选在清晨，在偏僻地点进行，以掩人耳目。双方助手和医生会在场，可能还会请中立的第三方监督。双方武器必须完全相同，19世纪常见的选择是12mm至17mm口径的前装滑膛手枪。这种枪的精度不高，但口径大、威力大，伤者往往会在几天后死亡。决斗条件的危险程度取决于侮辱的严重程度。如果用手枪决斗，一般互相轮流射击一到三次，双方间隔的距离是事先规定好的，可能在15到100步之间。最恐怖的一种方式是，双方各揪着同一张手绢的对角线两角，在这幺近的距离同时开枪，但只有一支手枪有子弹。根据一项统计，手枪决斗造成的死亡率是29%。[11]

如果用军刀决斗，有的是打到第一次出血为止，有的是打到不能继续为止。1830年，哥廷根大学的法律系大学生威廉·埃马努埃尔·冯·凯特勒男爵（Wilhelm
Emmanuel von Ketteler，1811—1877）与同学弗里德里希·威廉·特奥多尔·洛曼（Friedrich Wilhelm
Theodor
Lohmann）用剑决斗，洛曼的剑将凯特勒的鼻尖削到只剩一点点皮肉还连着，于是中间人宣布决斗结束。凯特勒自己把无法治愈的鼻尖撕掉了，后来做了假的鼻尖。他后来成为天主教的主教和帝国议会议员。这是有史可查的唯一一起有（未来的）主教参与的决斗。

凯特勒主教，1865年

到了近代，无论在哪个国家，参与和协助决斗都是违法的。德意志也是这样。从1882年到1912年的30年里，第二帝国的刑事档案记载了2111起针对决斗者的司法程序。没有闹到公堂的决斗肯定还有很多。[12]但在鼓励贵族风格“荣誉感”的第二帝国，对决斗的惩罚非常轻。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刑法》规定，以致命武器决斗者，将被处以三个月到五年的“要塞监禁”。所谓要塞监禁，是一种不损荣誉的徒刑，犯人享有相当多的自由。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之后就被判处要塞监禁，在此期间可以着书立说，可以相对自由地接待访客。并且在实践中，政府和军事法庭甚至更为宽大，连这幺轻的刑罚都不一定施加到决斗者身上。被判刑的决斗者有很大机会得到赦免和减刑。申请宽大处理的决斗者当中有60%最终得到了赦免或减刑。[13]

因为决斗的目的不是杀人，而是捍卫荣誉，所以一般来讲，只要走完整个决斗程序，双方的面子就保全了。所以双方可以预先商量好，各自手下留情，不要取对方的性命；甚至约定只打非要害的部分，或者干脆约定都故意打不准。

决斗在德意志

决斗一直遭到社会各方面的抨击。因为它和旧的等级社会与贵族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19世纪后半期的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经常批评它，天主教会也谴责决斗。19世纪90年代，连续发生多起着名的决斗事件，相关的争吵一直闹到帝国议会，但最后也没什幺结果。这里介绍几起在德国特别有名的决斗。

比如在第二帝国闹得沸沸扬扬的考策丑闻。莱贝雷希特·冯·考策（Leberecht
von
Kotze，1850—1920）是帝国宫廷礼仪总管。19世纪末柏林上流社会和皇室成员收到了很多匿名信，揭露许多高级贵族（甚至皇帝本人）的放荡风流事，包括性派对和同性恋行为，信中还附有照片。这严重损害了皇室的声誉。因为其中的细节是只有宫廷内部的高层人员才知道的，很多人怀疑是考策干的。调查无法证明考策有罪，但宫廷官员卡尔·冯·施拉德尔（Karl
von
Schrader，1848—1896）等人仍然纠缠考策，谴责他给宫廷抹黑。尤其施拉德尔及其妻子也在匿名信揭露的放荡贵族之列。考策忍无可忍，与施拉德尔决斗，将其打死。考策被判两年三个月的要塞监禁，但很快得到皇帝赦免。不过，因为丑闻太大，考策的婚姻破裂。[14]究竟谁是色情书信的始作俑者，至今不明，但肯定不是考策。

考策，约1895年

考策案件中带色情图片的书信

帝国海军少尉汉斯·冯·克特尔霍特（Hans

vonKetelhodt）男爵（1871—1948)给律师岑克尔（Zenker）戴了绿帽，遭到对方的挑战，在决斗中打死了岑克尔。这件事引起了特别大的轰动，汉诺威省省长鲁道夫·冯·本尼格森因为此事大力谴责决斗，说通过这种方式能否捍卫荣誉是值得怀疑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久之后的1902年，本尼格森自己的儿子，地方长官阿道夫·冯·本尼格森因为妻子与别的男人的关系说不清，于1902年死于决斗。[15]举国哗然，组建了“反决斗联盟”。

大学生时代的阿道夫·冯?本尼格森

从此之后，尽管德国军官和贵族固守决斗的理念，但实际发生的决斗越来越少。德国高级贵族参与的最后一次决斗可能要数1908年卡尔·波尔文·祖·梅克伦堡公爵（Karl
Borwin
zuMecklenburg，1888—1908）在埃尔萨斯-洛林决斗身死。他是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阿道夫·弗里德里希五世的次子。卡尔·波尔文的姐姐玛丽下嫁给一个法国伯爵（并且其家族是前不久刚获得贵族身份的银行家与药厂老板），这对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国（第二帝国的联邦成员国之一）来说是贵贱通婚，已经损害了家族的荣誉。不料法国伯爵又与别的女人有染，这对玛丽和整个大公家族来说是更大的耻辱。十九岁的卡尔·波尔文为了捍卫姐姐和家族的面子，向法国伯爵发起决斗挑战，不幸丧命。他的哥哥阿道夫·弗里德里希六世就是最后一位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

卡尔?波尔文?祖?梅克伦堡公爵，1908年之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人如果有了决斗的由头，一般约定推迟至战争结束。1917年11月4日，奥匈帝国皇帝卡尔明文禁止军人决斗。一战结束后，帝制灭亡，社会动荡，贵族丧失了曾经的主宰地位，决斗也更加罕见。魏玛共和国的法律禁止决斗。纳粹上台后放松了相关的禁令。希姆莱在党卫军框架内允许决斗，但必须遵照他制定的规则。

1937年10月22日，德国着名的战地记者和党卫军成员罗兰·施特龙克（Roland
Strunk）与希特勒青年团官员霍斯特·克鲁特西纳（Horst
Krutschinna，帝国青年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副官）用手枪决斗，起因是施特龙克怀疑克鲁特西纳与自己的妻子有染。施特龙克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传奇人物，一战期间是奥地利军官，曾在俄国敌后执行秘密任务，战后成为记者，报道了凯末尔抵抗希腊的军事行动、日军侵占中国东三省、墨索里尼侵略埃塞尔比亚、佛朗哥进攻马德里等战事，成为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战地记者，颇得希特勒器重。此次决斗中施特龙克丧命，希特勒因为失去了对党的宣传工作特别重要的国际知名记者而大为震怒，在全德范围严令禁止决斗。希特勒和席拉赫都给施特龙克的葬礼送了花圈，克鲁特西纳则丢掉了在青年团的工作。

   真正意义上的决斗在德国的历史到此为止。当然德国大学生兄弟会的斗剑（Mensur）传统延续至今，不过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这不是为了荣誉而厮杀的决斗，而是大学生培养自己品格的一种手段。

[1] Bismarck
im Brief an seine Schwiegermutter vom 4. April 1852,Herbert von
Bismarck (Hg): Fürst Bismarcks Briefe an seine Braut und Gattin. J.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1906, S. 328.

[2] Luda,
Manfred: Zur Geburtsstunde des Parlamentarismus. Abgeordneteaus der
Grafschaft Mark in stürmischer Zeit (1848–1849). M?nnig, Iserlohn
1998,S. 202.

[3] Bismarck im Brief an
seine Schwiegermutter vom 4. April 1852,Herbert von Bismarck (Hg): Fürst
Bismarcks Briefe an seine Braut und Gattin. J.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1906, S. 328–329.

[4] Engelberg, Ernst: Bismarck. Urpreu?e und Reichsgründer. Siedler,Berlin 1985 .S. 246.

[5] Crankshaw, Edward. Bismarck. Eine Biographie. List, München 1983. S.66.

[6] Bismarck,
Otto von: 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 Zweites Kapitel: DasJahr 1848. IV.
J. 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S.50.

[7]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Prussia, 1600-1947. Penguin, 2007, p. 475.

[8]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43064928.html

[9] Lennig,
Petra: Das verweigerte Duell: Bismarck gegen Virchow.
URL:http://www.dhm.de/archiv/ausstellungen/gruenderzeit/exposes/Lennig%20-%20Das%20verweigerte%20Duell%20-%20Bismarck%20gegen%20Virchow.pdf

[10] http://phaidra.univie.ac.at/o:6550

[11] Aschmann,
Birgit (Hrsg.): Gefühl und Kalkül. Der Einfluss vonEmotionen auf die
Politik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 HistorischeMitteilungen. Beiheft
62). Steiner, Stuttgart 2005, S. 155.

[12] Frevert, Ute: Ehrenm?nner. Das Duell i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Beck, München 1991. S. 15.

[13] Dieners,
Peter: Das Duell und die Sonderrolle des Milit?rs.
Zurpreu?isch-deutschen Entwicklung von Milit?r- und Zivilgewalt im 19.
Jahrhundert.Berlin 1992, S. 81.

[14] http://www.treskowpage.com/04_personen/04_personen_14.html

[15] Kater,
Herbert: Das Duell zwischen dem Landrat Adolf von Bennigsenund dem
Dom?nenp?chter Oswald Falkenhagen im Saupark/Springe 1902. In: Einstund
Jetzt Band 37 (1992), S. 215–227 (S. 222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