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改元称帝，正式建立大清王朝。
此时的皇太极已经打败了林丹汗，彻底征服了漠南蒙古诸部，同时还在与明朝的战事中节节胜利，进而在辽东地区战场上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地位。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太极又将朝鲜作为了自己“杨威”与“祭旗”的目标，在崇德元年（1636年）年底的时候，皇太极以朝鲜“傲慢无礼、拒不朝贺”为由，亲率十二万大军征讨朝鲜，朝鲜史称“丙子胡乱”。
不同于九年之前，即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的那场“丁卯胡乱”，皇太极的身后早已没有了蒙古部落的骚扰，更是没有了此前来自于袁崇焕、毛文龙等人的牵制，所以这场“丙子胡乱”也就不会像“丁卯胡乱”那样“见好就收”，仅仅是打残、打垮、打怕朝鲜而已，皇太极要的是让朝鲜彻底臣服，并且断绝朝鲜同明朝的一切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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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历经长达四十七天在南汉山城的艰苦困守，朝鲜仁祖国王李倧选择投降。
投降后的李倧褪去了王服，穿上青衣，从侧门徒步出城，以罪臣的身份向皇太极行三跪九拜之礼，并且与皇太极签订《三田渡盟约》（《南汉山城条约》或《丁丑条约》）。
而这也就此标志着朝鲜彻底臣服于清朝，正式成为了清朝的藩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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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朝鲜，可谓是大明王朝最为忠诚与坚定的支持者。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李氏朝鲜对于大明王朝有着“万世不渝”的忠诚。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一直亲近于明朝的大将李成桂推翻了此前的亲蒙的王氏高丽政权，正式建立了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李氏朝鲜。
而在李成桂加冕为朝鲜国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大明王朝称臣纳贡，成为其藩属国。
并且当时李成桂就国号问题，还专门上疏请求朱元璋定夺。最终朱元璋，选择了将“朝鲜”定为其国号，意为
“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
于是，在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李成桂正式定国号为“朝鲜”，而为了显示对于明朝的尊崇，李氏朝鲜还有一个官方的全称，即 “有明朝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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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此之外，最让李氏朝鲜对明朝感恩戴德的事情，便是“万历三大征”之中的“征朝鲜战争”。
万历二十年（1592），统御日本的丰臣秀吉率领大军入侵朝鲜，短短五个月时间，即攻占朝鲜两京八道，朝鲜历史上称之为“壬辰倭乱”。
此时的朝鲜宣祖国王李昖向明朝求救，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派大将李如松与麻贵，先后两次率兵入朝，历时七年时间，终于将入侵朝鲜的日本军队赶了出去，帮助朝鲜复国。
也正是因为如此，李昖亲笔手书摩崖石刻“再造藩邦”，以昭显对于大明王朝的恩德将铭记于心，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明朝之于朝鲜“父母之邦”的崇高地位。
"设使以外国言之，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父母之于子，虽止于慈，岂有爱其贼子同于孝子之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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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此之后，尽管朝鲜国内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依旧倾尽全力在辽东战场上给予明朝支持，包括直接派元帅姜弘利统兵参加“萨尔浒之战”，积极组织军队陈兵鸭绿江袭扰后金，接受从后金逃往的难民，以及向明朝军队提供粮草军需补给，甚至还将境内的铁山和义州等地“借给”毛文龙建立“后方根据地”。
也正是因为如此，朝鲜就此成为了后金的“眼中钉、肉中刺”，特别是在“仁祖反正”，仁祖王李倧登上王位之后，一改此前光海君李珲“不叛明、不怒金”的“首鼠两端”策略，转向全力支持明朝，而这也直接导致了“丁卯胡乱”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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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天聪元年（1727年）皇太极任命“四大贝勒”之二贝勒阿敏为主帅，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等人协同，率八旗主力出征朝鲜。
朝鲜军队在战斗力极强的八旗铁骑面前可以说是一触即溃，阿敏迅速横扫大半个朝鲜，直接攻占了平壤，李倧只得逃往江华岛暂避，并在此期间与后金达成了“江都之盟”，约定两国以“兄弟”相称。
然而，此时的李倧本就是口服心不服，再加上阿敏在离开朝鲜之前纵兵抢掠，造成朝鲜是满目疮痍、一片狼藉，这也使得李倧依旧非常坚定的站在了明朝一边，并且也就此拿出了“誓死不从”的勇气与决心。
“贵国既欲议和息兵，甚为美意。故孤亦喜而许之。但念敝邦之于明朝，君臣分义甚重，若贵国要我负明，则宁以国毙，断不敢从。”
可以说，此次皇太极出兵只是达成了他的军事目的，可断绝朝鲜与明朝联络的政治目的与希望得到朝鲜粮食等战略资源支持的经济目的均未达成，这也为后来“丙子胡乱”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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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子胡乱”，使得朝鲜彻底成为了清朝的藩属国。
正如前文中所说的，“丁卯胡乱”之中，皇太极并没有达成其预期的效果，也没有完成其既定的战略目标，朝鲜也在此之后依旧对于明朝以及在辽东战场的明军给予了重要支持。
而更让皇太极恼怒的是，朝鲜上至国王，下至来往使者，均对于刚刚登基的皇太极本人，以及新建立的大清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敬，这也直接导致了皇太极在其登基当年就决心征服朝鲜，就此一劳永逸的解决朝鲜问题，而“丙子胡乱”也就此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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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朝鲜军队这面的表现依旧非常的“稳定”，呈现出了一贯的溃败状态。清军则势如破竹，将仁祖王李倧以及朝鲜朝臣全部围困在了南汉山城，并且皇太极也下了最后通牒，以迫使其投降。
就这样，李倧困守南汉山城四十七天，最终选择了投降，并且与皇太极就此缔结了《三田渡盟约》。
一、当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躬来进谒。 二、尔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人质。尔有不讳，别朕立尔质子嗣位。
三、从此一应文行文移，奉大清国之正朔。
四、其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宫奉表。其所进往来之表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及尔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勿违明国旧例。
五、朕若征明国，降诏遣使，调尔步骑舟师或数万，或刻期会处，数目限期，不得有误。
六、军中俘获，过鸭江后，若有逃回者，执送本主，若欲赎还，听从两主之便。
七、尔与内外诸臣缔结婚媾，以固和好。
八、新旧城垣，不许擅筑。
九、尔国所有瓦尔喀，俱当刷送。
十、日本贸易，听尔如旧，当导其使者来朝，朕亦将遣使与彼往来也。其东边瓦尔喀，有私自逃居于彼者，不得复与贸易往来。尔若见瓦尔喀人，便当执送。
十一、每年进贡一次，其方物数目：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豹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干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各样花席四十领，白苎布二百匹，各色绵绸二千匹，各色细麻布四百匹，各色细布万匹，布干四百匹，米万包。
纵观整个《三田渡盟约》的内容，不难看出，皇太极“议和条件”之苛刻，而朝鲜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几乎所有领域内，皆遭受到了极为严厉而又残酷的“惩罚”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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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在政治上，朝鲜彻底“背离”了明朝，成为了清朝的藩属国。
“自正月三十日前，则为明国之臣子；正月三十日以后，则为大清之臣子。”
至此朝鲜开始奉“大清国之正朔”，向大清称臣。同时，仁祖王李倧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往盛京作为人质，所有的礼仪要求也要遵循清朝这面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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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在军事上，朝鲜已然失去了自主权。
根据条约的规定，朝鲜“新旧城垣，不许擅筑”，意味着朝鲜不能对大清起抵抗之心，甚至不具备任何防御性的条件，更为关键的是，此后的战局中，朝鲜还要对清朝提供支持，转而要攻向其曾经的宗主国大明王朝。
而在“丙子胡乱”结束的同时，皇太极就派兵攻克了皮岛，这其中，朝鲜军队就支援了部分战船与器械，算是正式开始配合清军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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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经济上，朝鲜背负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从条约的内容上看，朝鲜的进贡压力可谓是非常的巨大，这无疑给朝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这本就让朝鲜国内尚未完全恢复的经济体系变得更加的脆弱。
不仅如此，就在“丙子胡乱”结束后，清朝这面又强迫朝鲜开放“互市”贸易，使得朝鲜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清朝的“附庸”。
“凡凤凰城诸处官员人等往义州市易者，每年定限两次，春季二月、秋季八月；宁古塔人往会宁市易者，每年一次；库尔喀人往庆源市易者，每两年一次；由部差朝鲜通事官二人，宁古塔官骁骑校、笔帖式各一人，前往监视，定限二十日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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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便是朝鲜遭受了巨大的人口损失。
除了战争期间死伤的朝鲜军队与百姓，“丙子胡乱”中，前后共有五十万朝鲜民众被清军掳走，其中有不少还是朝鲜的贵族与精英阶层。他们被清军带过鸭绿江后，随即便被八旗以及蒙古贵族瓜分，命运十分凄惨。
而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失，造成了朝鲜国内劳动人口锐减，社会生产难以维继，在这之后，朝鲜用大量的金钱将这些被掳走的人口赎回，也进一步加重了朝鲜的社会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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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因为“丙子胡乱”以及之后签订的《三田渡盟约》对于整个朝鲜王国带来的巨大伤害，再加上朝鲜对于大明王朝一贯的感恩与认同，使得朝鲜即便是无奈之下成为了清朝藩属国，但却依旧保持着对于大明王朝的忠诚。
在臣服与清朝后，朝鲜依旧保留了明朝时期的装束和服侍，以表达对于明朝的敬意和思念之情。与此同时，尽管在清朝的要求下，朝鲜要废除明朝的年号，但是朝鲜只在对清朝的公文中使用清朝年号，内部依然使用明朝崇祯的年号，并且一直持续用到了李氏朝鲜灭亡的时候。
与此同时，朝鲜再被清朝征服后，一直寄希望于明朝能够卷土重来，甚至在南明抵抗清朝以及后来的“三藩之乱”中，朝鲜也都在积极筹划，希望为“反清复明”，迎请“大明正朔”发挥积极的作用。
然而，“丁卯胡乱”与“丙子胡乱”所给予朝鲜的打击是致命的，再加上大清王朝日益稳固的统治根基，并非是弱小的李氏朝鲜所能撼动的。
就这样逐渐的，李氏朝鲜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但是他们依然用自己的方式来感恩、怀念明朝，保有这对于明朝的那份“忠诚”，直至二十世纪初李氏朝鲜正式灭亡，这份忠诚才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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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皇太极以及新兴建立的大清王朝来说，“丁卯胡乱”也同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按照皇太极的说法便是：
“自此东顾无忧，专力中夏。”
“丁卯胡乱”不仅让皇太极彻底征服了朝鲜，稳定了后方，使其可以专心于明朝作战，以逐鹿中原，同时，经过在朝鲜的大肆劫掠以及在这之后朝鲜提供的岁贡，极大缓解了清朝国内的经济压力，并就此获得了充足的战略补充，进而使其实力进一步增强。
由此可见，“丁卯胡乱”不仅改变了大明、大清与朝鲜这三者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整个辽东战场的战略格局走向，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明亡清兴”的朝代更迭速度，其影响力可谓是非常的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