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惠 梁琨 时间:2007-09-03 来源:《党的文献》 |
第二次郑州会议是毛泽东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是针对农村中出现的"共产风"和瞒产私分问题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站在纠"左"的前列,提出在人民公社实行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从而放慢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步伐,调动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谋善断,特别要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尽可能地不犯或少犯错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上的局限,这次会议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纠"左"方面还需要经历艰难的探索过程。 一、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召开 毛泽东是抱着相当的自信和期望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他希望能尽早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以利春耕生产。按照他原来的安排,会议只开三天:2月27日同长江以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2月28日同长江以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3月1日集中起来开一次会议,就结束了。会议要起草一个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的决议草案,为3月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准备文件。但是,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得并不像毛泽东所预期的那样顺利,不仅是一些省市委书记的思想阻力较大,连个别的中央负责人也同毛泽东的想法有相当的距离。 第一天(2月27日)的会议,参加者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以外,就是刘子厚、舒同、吴芝圃、陶鲁笳、张德生这五位长江以北地区的省委第一书记或第二书记。毛泽东在会上围绕同农民的关系紧张这个矛盾,讲了几个问题,重点是所有制问题。他指出,农民瞒产私分粮食,"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我们过去设想,一下子就是公社所有了,没有想到现在基本上还不是公社所有,而是生产队所有。"他提出要起草一个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决议案,"要以所有制为中心,讲一下积累问题和分配问题,包括粮食的差等"①。第一天的会议进行得很顺利。 2月28日晚,毛泽东召集当天到达郑州的长江以南地区的七位省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曾希圣、江华、周小舟开会,他们中间有几位还是协作区的主任,参加会议的还有谭震林、胡乔木和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毛泽东讲的还是昨天那几个问题。但今天的会议同昨天不一样,在毛泽东讲话中不断有人插话,谈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农民瞒产私分还是错误,本位主义必须批评;有的说还是要一点集中的观念,有一个究竟怎样带领农民更快地进到全民所有制的问题,等等。王任重日记中说:"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毛泽东纠"左"遇到了阻力,而阻力又主要来自一些协作区主任和省委第一书记,他们思想不通,政策就很难贯彻。在2月28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你们不赞成公开写文件,写所有制,我也可以让步,但是实际上要那么办,而且我们在会议上得把问题讲清楚。" 鉴于2月28日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决定改变会议的安排,扩大会议的规模,延长会期。他决定请在北京的周恩来、陈云、陈毅、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萧华、陆定一、康生九人3月2日到郑州参加会议,他说是请他们来共同审定他的讲话稿和拟定的12句话,以昭慎重。同时,又通知没有参加会议的12位省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于3月3日到达郑州,参加会议。由于与会人员的范围扩大了许多,政治局委员的多数和全国(除西藏外)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个别的省是第二书记)都参加了会议,所以在3月2日将这次会议确定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3月1日、2日、5日又举行了三次会议。1日会议上讨论邓小平主持拟定的12句话(在"郑州会议纪要"中成为14句话)时,仍有一些意见不一致。2日的会议,到会人数较多,近30人,包括周恩来等九人。会上,刘少奇说:他们② 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会议通过了《郑州会议记录》。5日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新到的12位省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讲了一段很激烈的话。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我犯了什么罪?无非是不要一平、二调、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制还是生产队,部分的所有制在上面两级,要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来办事。"这些话表明了毛泽东纠'左'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第二次郑州会议进行得不大顺利的一面。 二、继续纠"左"从何着手?——提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 2月初,广东省委上报的赵紫阳在雷南县指导反瞒产私分粮食的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这个报告反映了雷南县的生产队、生产小队瞒产私分粮食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将瞒产私分定性为本位主义,强调要批判基层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基层干部为什么要瞒产私分?是本位主义吗?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问题萦绕在毛泽东的脑子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才为中央起草了转发赵紫阳报告的批语。这个批语,对六中全会决议以后的瞒产私分问题,是从公社内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的关系切入进行分析的,说"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要消除大队小队的这种恐惧,从而使他们不搞瞒产私分,按照毛泽东批语的思路,那就必须承认他们对自己的产品的所有权,也就是要确定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问题。正如他3月1日讲话中所说的:"六中全会决议没有写队有这几个字,所以他们就怕社拿走他们的粮食。"毛泽东的这篇批语是很重要的,是他关于生产队基本所有制思想的发轫,应当说这时他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这个思想。他自己曾说:"我那一天(指起草转发赵紫阳报告的批语的时候。---引者注)隐隐约约提了社有、队有的问题,没有像现在这样提,我说他们不怕中央拿,而怕社拿。"① 在为期七天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多次讲话,内容主要是围绕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他说:"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究竟是一个什么矛盾呢?他指出:"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毛泽东说,"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 毛泽东提出的部分所有是社、基本所有是队的公社所有制,具体说来基本所有是多少、部分所有是多少呢?他说:"现在的所有制,基本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两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应该是有收公粮之权、积累之权,产品分配应该在队。"② 关于瞒产私分问题,毛泽东指出,将瞒产私分定性为本位主义,"名词安得不对,这是所有制问题"。⑤ ①《郑州会议记录 ·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 第128、127页。 毛泽东提出的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的确是抓住了当时人民公社的一个主要问题、一个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问题,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倾向、过分集中倾向、否定等价交换原则等问题,才有可能顺理成章地加以解决。确定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还为进一步调整人民公社的内部体制和有关政策,打下了一个重要基础。 三、十四句话---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 这十四句话是经过几次讨论才形成和通过的。最初,在邓小平主持下讨论形成的是十二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收入分配,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多劳多得,承认差别。"在3月1日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上讨论这十二句话时,毛泽东首先提出:"等价交换不要一句?"并说:"现在把等价交换一否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结果人家就恐慌。"关于等价交换问题,六中全会决议中只讲到人民公社社与社之间和人民公社同国营企业之间实行商品交换,而"没有说公社内社与队、队与队也要实行等价交换,这是一个缺点"。② ① 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5日。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强调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并没有否定六中全会决议。他只是认为六中全会决议关于公社的所有制问题有写得不够的地方,没有写明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缺乏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①,原因是"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②。当初还不认识,由于实践的发展后来认识了,对过去决议中的规定进行补充和完善,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是党的方针、政策向前发展的表现,是一种进步。 ① 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5日。
毛泽东为什么想起在这次会议上讲郭嘉,讲"多谋善断"呢?他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说:"现在我是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特别是县同公社这两级,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重点。"而且"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重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叫作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可以这样理解:他又何尝不是用这个历史故事来启发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甚至个别的中央领导人呢?当时,在农民普遍瞒产私分、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城市供应十分紧张等情况下,不少的领导干部仍然强调要统、要集中,一味地反对本位主义,看不清问题的本质,抓不住主要矛盾,不能从公社的所有制方面寻找原因,得不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案,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不能接受。这难道不是形势已经出来了,还不能作出判断吗?毛泽东在3月2日的会议上讲"多谋善断"问题,体现了他虚实结合的工作方法。这天的会议通过了作为当时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的十四句话,会议上不同意见的讨论告一段落。这时,毛泽东讲"多谋善断",可以说是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角度来总结这次会议,这是务虚。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进步和提高,对于改进工作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多谋善断"有两个侧面,既要"多谋"又要"善断"。毛泽东针对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情况,这次着重讲的是"善断"这个侧面,强调事情来了,要看得出,抓得住,当机立断,而不要"见事迟,得计迟"。他批评有些人在下面搞了几个月的调查也搞不清楚,越搞越糊涂,材料越多,笔记写得越多,脑筋越乱,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他强调"又要实际,又要超然,专门实际很危险"① 。这里所说的"超然",就是不要陷入纷纷繁繁的具体材料中,分不清主次,抓不住要点,而要经过梳理材料,经过分析综合,找出内部联系,抓住关节,作出对事物本质的正确概括。 一个月以后,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再一次讲"多谋善断"。这一次,他讲得更多的是"多谋"这个侧面。他说:"要多谋。现在做计划工作的同志,跟做经委工作的同志,也许还有做基本建设工作的同志,缺乏多谋。""在座同志们,你们也要多谋一点,谋于秘书,谋于省市委书记,谋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谋于个别农民,谋于厂长,谋于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谋于个别的工人,谋于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就叫多谋。"他指出,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否则就是少谋武断。他自我批评说,我也有过武断,比如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这不是武断?七中全会后不久,他在一次谈话中又严厉地批评了少谋武断,说:"现在人们胆子太大了,不谋于群众,不谋于基层干部,不考虑反面意见,也不听上级的,就是他一人能断,实际上是少谋武断。"② 他还在一个批语中再次强调"多谋",指出:"多想多读,多谋善断。谋之于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谋之于秘书、部长助理、副部长、司局长,谋之于省地县社直至生产小队长,谋之于反对派即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一点很要紧。"③ 毛泽东倡导的"多谋善断",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是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的一个重要保证。
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艰难的历程。 毛泽东在纠"左"中,对"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感到痛心,对未能防止某些"左"倾错误进行自责,带头作自我批评。他强调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责任应当由中央和他本人承担。在毛泽东讲话的整理稿中,原本有一段他作自我批评的话:"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作及时的明确的指示,我本人在这方面就负有责任,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这不能责备他们。"在3月2日的会议上,有人带头不赞成毛泽东写上"我本人在这方面就负有责任"的话。他们说:"你这样一讲,我们层层都要作检讨,不然过不了关。""结果来个消极情绪,大家都检讨得一塌糊涂。"这样,在最后印发的毛泽东讲话中,只保留了"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对此,毛泽东无奈地解释说:"我讲了中央,我也在里头。"② 第二次郑州会议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走在全党前列。他提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在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撕开了一个口子,在纠"左"方面比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迈出了更大的一步。但是,由于受到思想认识上的局限,这次纠"左"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例如,毛泽东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人民公社体制,他认为当时应当实行基本队有的公社所有制,过几年就又要改为基本社有的公社所有制。其次,实行相当于原高级社的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的基本所有制,对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改变和进步,但规模仍然偏大,不完全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的觉悟水平,所以后来又改为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小队。这些都预示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纠"左"方面还需要一个长期艰难探索的过程。 ① 毛泽东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9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