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沙青青】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出席“二大”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有一人姓名不详。 会上，陈独秀主持并做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了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则报告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中共二大开会场景的油画 图自上海档案信息网
在中共党史上，“二大”有着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贡献。这次会议正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当前的奋斗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全国并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即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制，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在提出最低和最高纲领为中国革命指出新目标的同时，“二大”也制定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组织和党的记录等诸多方面做了明确规定。此外，“二大”还通过了9个决议案，其中《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统一战线的专门文件。
事实上，在“二大”正式召开前，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就已经提出了“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重要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联合战线”主张，为“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奠定了基础。1《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性分析中国社会现状，提出解决革命问题的重要开端。2
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名为共和国，实际上仍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这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深受痛苦的源泉”，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但是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3
换言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在打倒封建军阀、建设真正共和国的过程中，担负着民主革命任务的政党都应该团结起来，以“建设真正民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还首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原则，为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做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作为理论铺垫，“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基本判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和实施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该决议的主旨在相当程度上是在呼应1920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内容。根据《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所提出的要求，各国各地区的共产主义组织可以“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但是不要与之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曾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活动中，党应该与革命的民族运动携手合作。”4
在中国共产党初创之时，力量尚薄弱，确有必要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结成统一战线，才能实际推动中国的革命事业，即“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该主张也被称为“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代表们在“二大”上认为该主张“能够应付时势之急迫的要求的，今后更应该扩大此主张”。5
在确定此基本方针后，决议案也对实现方式提出了实现计划，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次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
二、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
三、在全国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地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加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中共“二大”围绕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一系列讨论的背景关涉到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在共产国际看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不足以引导中国革命，因此需要寻找同盟者。1921年底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到了中国南方考察，接触了孙中山等一些国民党重要人物，认为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并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由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和工人组成的民族主义政党，于是提出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推动合作。而马林的建议也得到了共产国际方面的认可。
孙中山与马林会面 影视截图
不过，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最初并不赞同这个建议，认为“各国革命各有各国国情……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6直到“二大”结束后，在杭州另行召开的“西湖会议”上陈独秀等人才改变主张，转而同意了马林的建议。
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二大”有关统战问题的讨论，便不难发现会上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更多的是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在内的党派组织如何进行“党外联合”，而共产国际方面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模式，则是一种“党内合作”。
1923年随着《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共产党员应“留在国民党内”，但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之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发表多篇文章，对“党内合作”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为中共“三大”的举行做了理论和政治上的准备。
从历史上来看，“二大”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一次重要探索，会上提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以及在最低纲领指导下形成了建立“联合战线”即“党外联合”的革命策略。尽管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环境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之后转向“党内合作”，但此后的历史进程却证明了“党外联合”统战路线将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必然结果。
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所表述的那样“无产阶级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7“二大”有关统战工作的决议之后也都成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指导方针，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真正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筑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注释：
1.中共中央统战部编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2.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2页。
3.《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6页。
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节录）》（1922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页。
5.《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6.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8-39页。
7.《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