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同学看到“流感”这个词，容易把它跟普通感冒联系起来，好像“流感”只是一个传染性更强的感冒，自己身体好根本不用担心，这种对病毒的轻视和对自己身体的自信，很容易犯当年博古同志犯过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流感杀伤力有多大呢？大家平常闻之色变的那些大病，得了以后一般还能坚持个几年，但是得了流感后处置不当几天人就没了，在此附赠一起记录在案的病例。

1918年10月14日，22岁的约瑟夫应征入伍给英国皇家军队效力，新兵训练的第2天他觉得全身酸痛，坚持完训练回到营房后发起了高烧，到医院检查完医生说是流感，约瑟夫表示毫无压力心想着两天后归队继续为国王效力。结果两天后他变得神志不清，医生们急忙把他转到总院，挂了专家号也是没办法，10月20日他被宣布死于流感。1918年10月22日的《每日新闻》伤亡者名单上就有约瑟夫的名字，他的服役期一栏上写着“6天”。6天时间一个22岁的年轻人失去了生命，这就是西班牙大流感的杀伤力。

西班牙大流感总共爆发了三轮。第1轮从1918年的1月份持续到夏天，一开始病毒也不太强，大家都当它是普通感冒也没重视，再说由于战时的新闻管制，就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默默地死了一大堆人。第2波发生在1918年秋天，这时候病毒发生了变异，传染性强、致死率高、影响范围大，而且蔓延到了美洲、欧洲和非洲，但凡军队经过的战场和港口都是重灾区。可是很快11月份一战结束，各国的战后重建和秩序恢复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了赚钱大家都没有采取封控措施到处跑，结果第2波死的人最多；1919年的冬天又来了第3波，这时候大家都已经见过世面了，而且病毒也没以前那么猛，造成的后果比前两次轻，春天一来这事就慢慢被大家淡忘了。

（一战期间的战地医院）

西班牙大流感共闹了两年，全球将近5亿人被感染，保守估计带走了5000万条人命，当时全球总人口大约17亿。那两年50万美国人因为大流感离开人世，而当时的美国总人口是1.01亿；假如这个死亡率按照现在的美国人口来算的话，相当于150万人死亡；当年因为西班牙大流感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印度，总数超过了1200万。

目前美国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是103万，数据总体呈下降趋势，但还在向当年西班牙大流感的死亡数逼近。印度目前公布的死亡人数是52万人，不足当年1200万死亡数的二十分之一，但是统计印度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是个人类难题，真实的死亡人数应该不止52万。

学术界之所以把西班牙大流感和现在的新冠疫情做对比，就是因为大流感和新冠都是一场全球性的流行病，当年西班牙大流感扩散到了5大洲，几乎跑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其传播范围和造成的影响和新冠有得一比。由于那时候一战才是各国关注的重点，资源被优先投入到战场而不是用来防疫，各国为了防止疫情动摇军心和被敌方掌握后打心理战，都心照不宣地封锁疫情信息，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如果寻找那场大流感对当时的世界格局和人类进程带来的影响，就发现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最明显的影响集中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当年欧美的富裕阶层意识到流行病比法律还要公平，它不给财富和地位什么面子，只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所以在他们的重视和推动下建立了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体系，尤其是传染病中心在各国纷纷出现。

（西班牙大流感期间的医院）

但是对于当时最热门的一战来说，西班牙大流感的影响并不显着，起码大流感不是决定战争停止的原因，加速一战结束的主要是美国和俄国。美国在1917年4月参加一战，并在1918年5月派远征军登陆欧洲，彻底扭转了协约国的颓势。而俄国在“二月革命”中推翻了沙皇，在“十月革命”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个被德国右翼工人阶级抄袭，于是1918年德国也上演了罢工和兵变并迫使威廉二世退位，最后德国在11月份向协约国投了降。

这两年很多人在纷纷扰扰地讨论新冠如何改变世界，有一些冷静的观察家在研究了历史上那些大流行病以后就指出：大流行病往往加速或推迟了原来的历史趋势，但不会重新塑造世界秩序；大流行病也很少对现有的社会结构带去根本性的改变，它只会暴露早就存在的结构失衡和体制缺陷，把本来就蓄势待发的冲突和矛盾提前释放出来。

我们普通人作为新冠疫情的经历者，已经见证了很多改变。比如我们对排队做核酸这个事已经习以为常，我们经历了核酸检测价格从100多变成了现在不足5元，我们经历了健康码的诞生到稳定运行到成为日常操作。就像西班牙大流感那样，新冠疫情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带来改变是显着的，世界各国对传染病的预防、排查和管理会有一次巨大进步，至于在其他方面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来讨论。

（西安地区的流动核酸检测车）

第一，当今的人类社会，人们在全球范围内的移动变得不要太容易，移动的规模、移动的距离、移动的频率以及移动的速度是100年前没法比的，在移动过程中人类活动又非常频繁和复杂，这造成了病毒在短期内的快速传播和扩散。在病毒不断变异的过程中，在人类无法停止的移动过程中，疫情防控工作变得充满变数，究竟什么时候能让它停下来并把它干掉，这个谁也说不清楚。

第二，现在是一个超级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分工高度细密，全球供应链也被拉得很长，这就导致世界各地的经济、信息与金融等相互依赖程度远远高于100年前，人类社会处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某个地方的防疫措施可能打乱世界另一个角落的节奏。比如我国武汉是全球汽车零部件的重要生产基地，马来西亚供应着全球60%的医用橡胶手套，这两个地方要是因为疫情停工停产，那么供应原材料的上游国家和采购成品的下游国家都会手忙脚乱。

第三，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很多国家生活在一种资源分配短期边际效益最大化的状态里，也就是说过着用最低的成本撬动最大收益的高风险日子。普通人不存钱，精通各种信用卡的使用技巧；企业尽可能外包、雇临时工并降低库存，以最小的成本保持高股价；民众选出来的政客倾向于变卖国有资产，无限制的借债，降低个人和企业所得税。这些寅吃卯粮的精致做法安全系数小，很难承受风险，属于一种走在悬崖边缘的生活方式，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造成的问题可能被放大数十倍，有钱如拜登可以直接发钱，那没钱的就很麻烦，既麻烦自己也麻烦组织。

第四，要说当今世界心理素质最好的人，应该是生活在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或乌克兰的人，新冠疫情造成的封城抢菜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娱乐活动。在和平安逸的状态下生活了大几十年的我们，相信科技的力量、信赖政府的保护，文明程度达到了连宠物狗的生命都要被尊重的程度，所以封城期间没菜吃、就医难让人“绝望”，疫情封困引发的医疗事故引起“众怒”，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光速传播和社交媒体的发达，谁也逃不掉被那些震撼画面围攻，长期信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被撼动。

100年前欧美的资本家们认识到在流行病面前没有高低贵贱，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同样认识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遭遇着同款病毒，就像天上是同一个月亮。感染人数、死亡人数、失业率变成了政府效能和制度优势的指标，比不了死亡率那就比人权，比不了感染数那就比自由，疫情中检验不同文化和不同制度的差异，在后疫情时代做归纳总结的时候，好的差的自然见分晓，而且我们一定会发现：外国的月亮并没有更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