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历史

他的真实姓名至今无人知晓,他是中央特科的“三朝”元老

2022-06-16 17:05:08

他是中央特科的“三朝”元老,担任过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为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做出了诸多贡献。



但是,直到牺牲,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没有人知道他的出生年月、出身籍贯以及家庭情况,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还有后人存世……



他没有遗骨,没有墓碑,甚至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只有他的事迹,载于史册,流传至今……



他,是一位真正的无名英雄。



他的化名:欧阳新。



中央特科的“三朝”元老



他是中央特科的“三朝”元老。



中央特科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27年11月特科成立到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



第二时期,1931年4月到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中央苏区;



第三时期,1933年初到1935年中,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特科结束。



经历过中央特科三个时期的干部为数不多。顾顺章叛变后,特科干部经历了一次大换血。中共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后,特科干部又经历了一次大调整。



欧阳新经历了中央特科的三个时期。



1929年,他从苏联军事学校学习回国后就调入中央特科,在情报科工作。1933年后担任特科负责人,一直到1935年2月,离开上海再次前往苏联。



他在特科工作的时候还不叫欧阳新,那时他的化名是“王子春”。欧阳新是他1935年2月再次到苏联后使用的化名。



特科当时处在白色恐怖环境中,都是单线联系,保密要求严格,彼此养成了不记姓名的习惯。大家用的都是化名,谁都不问对方的真名实姓。



传说他姓刘,又化名王子春,于是有的人称他“老刘”或“老王”,有的人因为他个子高,身材魁梧,叫他“大汉”、“大块头”或“大块刘”。



他曾经负责联系的秘密情报关系鲍文蔚,在年代久远后的回忆里,还将他误记为“李胖子”。



特科第一时期——南华通讯社的“记者”



在特科初期,欧阳新受组织指派在南华通讯社上海分社做记者,搜集各方情报。



欧阳新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大革命时代当过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翻译,留苏期间又掌握了俄语,加上他身材高大,外貌有点像白种人,他在秘密工作中有时就拿这个唬人,敌人偏偏就吃这一套。



有一次被捕,他连唬带诈让敌人把他给放了。



那是1930年春,在国民党调查科的内线杨登瀛送来情报,说一个名叫史书元的红军叛徒从江西苏区逃到上海,隐藏在一品香旅社,正在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联系,要出卖情报。



中央特科派人秘密包围了一品香旅社,准备把叛徒抓起来。陈赓为现场指挥,二科副科长刘鼎扮作杨登瀛的专家,陪他进入旅社参加宴会,侦察监视史书元的行动;欧阳新以记者身份进入旅社“采访”,准备执行抓捕。



但是,敌特机关发现情况有异,叛徒被保护溜掉。欧阳新等几位同志被抓到巡捕房。



欧阳新开始演戏,在巡捕房满口英语,哇哩哇啦,向巡捕抗议他们无故捕人,说他是记者,声称要给外国某大使、某领事打电话。巡捕不摸底细,看他很像白种人,“来头不小”,又没搜出任何可疑证据,只能任他连蒙带唬地,然后利索把他放了。



特科第一时期——搜集军事情报



1930年夏天,“立三路线”主导下的中央准备在上海发动武装暴动,命令特科调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事、政治等情况。



在陈赓带领下,欧阳新参加了这次情报搜集。他以记者名义出入驻在上海的外国兵营,调查外国驻军的军火仓库,搜集上海外国驻军和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情况,汇编成一册《上海情况资料》,报送中央军委参谋长刘伯承。



建国后,刘伯承有一次在北京见到陈赓还说:你们在上海为暴动准备的那一套材料,真不简单哪!



特科第一时期——李克农的上线联系人



欧阳新在一品香旅社被捕获释后,担任了李克农的上线联系人。



当时,李克农和钱壮飞、胡底组成的三人小组打入了徐恩曾的特务系统。李克农在特科的领导是陈赓,欧阳新就担任陈赓与李克农之间的联系人。按约定时间与李克农会面,传递情报与上级指示。



1931年4月26日,钱壮飞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情报,从南京传送给李克农后,那天不是欧阳新与李克农约定的会面日期,李克农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打破常规,通过江苏省委联络点联系上了陈赓,将情报及时报告了中央。



特科第二时期——担任潘汉年的助手



顾顺章叛变后,陈赓转移,潘汉年接替陈赓担任特科情报科长,欧阳新担任潘汉年的助手。



中央特科着手挽回顾顺章叛变造成的损失,努力重建秘密情报关系。欧阳新通过在上海市社会局的熟人吴汉祺,在法租界巡捕房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开始发展新的情报关系。



吴汉祺是欧阳新给陈友仁做翻译时认识的,如今是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手下的情报人员。



当时陈友仁正在上海,和宋庆龄、邓演达等人一起反对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共独裁政策,国民党就臆造了一个“中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帽子扣到了陈友仁的头上。欧阳新将计就计,找到吴汉祺,说自己还在陈友仁手下做事,掌握中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党务,与欧美各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国际劳工组织也有联系。说彼此在“反对共产党”、“反对第三国际”的目标上是相同的,可以一起合作。



正好这时有一个国际劳工组织的代表团在华活动,欧阳新就说他正为此忙得不可开交,代表团要他搜集中国赤色工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报酬很高。



吴汉祺来劲了。他一是急于从欧阳新手里获取“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情报,好向吴醒亚表功。二是他生活奢侈,开销很大,正亟需一笔钱“救急”,听说有人高价买情报,立刻答应按照欧阳新的要求搜集情报。



欧阳新于是通过吴汉祺认识了在法租界巡捕房做翻译的徐某,欧阳新要求徐、吴帮忙从警备司令部和社会局花钱搜集一些共产党员被捕后的口供材料。后来徐某帮他找到了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一个录事,欧阳新答应论件给钱。



特科第二时期——获得向忠发叛变的口供



1931年6月,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党中央正在着手营救,不料得到向忠发被捕后第三天就被秘密处决的消息。党中央又开始准备开追悼会,这时又得到向忠发已经叛变的消息。



既然已经叛变,为何又被处决?中央对向忠发是否叛变的情况一时难辨真伪。



事关重大,周恩来要求一定要取得确凿证据才能下判断。任务交给特科,特科将任务交给欧阳新。



欧阳新要那个录事设法抄录向忠发的口供。几天后,那个录事通过出庭的另一个录事,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偷录出来。(现在也有文章写道,口供是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鲍文蔚获取的。这个说法应是误传。因为向忠发被捕叛变时,鲍文蔚还在法国留学,他回国是在一年之后了。后文还将写到鲍文蔚。)



周恩来初看这份口供,曾经怀疑是不是敌人伪造的。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许多只有中央少数领导人才知道的机密,都在口供中暴露了,这才确定向忠发确已叛变。



特科第二时期——董健吾的单线联系人,参与照料革命后代



红色牧师董健吾是陈赓离开特科时交到潘汉年手里的“关系”,一直由欧阳新单线联系。



董健吾夫妇在党组织安排下,办了一个专门抚育收养革命烈士和中共领导人在沪子女的大同幼稚园。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大同幼稚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监视。1932年春,为安全考虑,党组织决定解散大同幼稚园,将原入托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交由董健吾夫妇抚养(毛岸龙已于1931年5月底或6月初患病夭折)。



这个决定,就是由欧阳新传达给董健吾的。



此后,毛岸英兄弟转换居住地点,也由欧阳新负责通知联络。



特科第三时期——鲍文蔚的单线联系人,回忆里的“李胖子”



鲍文蔚和潘汉年是同乡,1932年3月鲍文蔚从法国留学回国,按照潘汉年的安排,进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当外文秘书,为特科提供情报,做了许多工作。



1934年,上海白色恐怖加剧,鲍文蔚按照组织安排离开警备司令部,到北京中法大学教书,脱离了特科工作。



解放后,鲍文蔚想找人证明他的这段革命历史,最直接的证明人就是潘汉年。但是,因为潘汉年陷入冤案,等到平反人已去世,鲍文蔚就一直没能找到一个可靠的证明人。



其实,他为特科从事情报工作的那段历史,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人,只是他实在想不起那个人名字了。那就是他当时的单线联系人。在他历经几十年岁月洗刷的记忆里,他隐约回忆当时叫他“李胖子”



李胖子是谁,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鲍文蔚和子女们在上世纪80年代找到健在的特科工作人员,但是,大家都不记得有一个人叫“李胖子”。



直到鲍文蔚回忆起当年的一件事情。



大约是在1934年初,李胖子交给他办一件事,到西藏路上的某家大饭店,在五层楼某号房间的对面租一间客房。租房子做什么,李胖子没有告诉他,按照纪律,他也没有询问。因为他是警备司令部的人,租房子方便。数日后,李胖子又让他把房间退掉。



退掉房间后没几天,鲍文蔚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日前上海地下党将市公安局的某位要人处决在西藏路那家大饭店的电梯内,而死者在饭店的常租房就是五楼的某号房间。鲍文蔚这才意识到,自己配合特科红队处决了一个大特务头子。



其实,让鲍文蔚租房间的那个李胖子,就是欧阳新。



特科史料记载,那次处决行动是欧阳新组织实施的。整个行动,都由欧阳新一人直接与每个参加者单线联系,单独布置任务。



那时潘汉年已经离开上海去了中央苏区,特科由武胡景负责,欧阳新担任副手。那次行动由欧阳新一手组织,他指定董健吾负责侦察对象的行踪;董健吾夫人郑兰芳负责运送武器;鲍文蔚负责在饭店租房,供红队队员藏身和接收武器;红队队长龚昌荣和另一名队员负责执行。



为了保密,行动参加者一律不得横向联系,互相都不知道其他人员的情况。



欧阳新分头把任务通知到每一个人。



欧阳新个子高,块头大,有的同志就叫他“大块头”,鲍文蔚可能由此把他记成了“李胖子”。



1935年2月,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无法立足,按照党组织安排,欧阳新与武胡景等人一道离开上海,去了苏联。



十分不幸的是,欧阳新到苏联后,受苏联共产党清党的影响,1937年夏被捕,随后被冤杀。



他没有留下任何身外身内之物,没有坟墓,没有遗骨,没有照片,没有真实的姓名。



只是传说:他本来姓刘,是湖北人。



对他活动经历的最早传说,就是大革命时期曾给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当过翻译。



此前再早的经历,他的出生日期,他的父母家人,他何以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求学经历,他如何去的陈友仁处,怎么到的苏联,他的许多身世经历,至今都是一个难解之谜……



他只留下一个化名,欧阳新,以及他的事迹,流传于世,让人难以忘却,难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