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学良来说，他的考量非常简单：在这场军阀混战中，他的利益怎么才能最大化？

参战的双方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和张学良的奉系都有旧怨。1928年4月，蒋、冯、阎、李联手讨奉，把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赶回了东北老家。6月，张作霖在回东北途中于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而逼近北平，迫使张作霖北撤的阎锡山，被张学良视为杀父仇人。蒋介石那边，中东路事件中，蒋介石向张学良表示“可出兵10万，并支拨几百万元军费。”结果事后变卦，张学良的东北军惨败。此事也让张学良耿耿于怀。

中原大战的直接导火索是1929年1月的全国编遣会议，蒋介石试图以整编为名，削减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部的实力，张学良的东北军被列为第二期的计划。

按照数弱联合抗一强的原则，张学良应该站在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这一边，共同抵制蒋介石的“削藩”。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张学良的态度是坐山观虎斗以谋求最大利益。而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自然向张学良开出各种条件，试图把张学良拉拢到自己这边。并不是谁开出的条件最优厚，张学良就会倾向谁，关键是谁开出的条件能够兑现，张学良才会倾向谁。

我们来看一下张学良决定出兵助蒋后，1931年9月10日，在北陵召开的东北最高会议上的讲话。

张学良指出：第一，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欲抵御日寇，必须国内统一，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的政府，支持了这个政府方能保证国内的统一；（这段话的意思是指出东北军目前的战略态势极为险恶，前有日本的逼迫，后有蒋、冯、阎等人的虎视眈眈。同时占住国家统一这一民族大义。）

第二，扩大会议内部派系多，分歧大，阎冯反复无常，不能成大事；（这段话的意思是冯玉祥和阎锡山貌合神离，表面联合，实际勾心斗角。我们不能帮他们。）

第三，蒋介石亦系一阴谋野心家，对东北无特殊关系，如想搞垮东北会不择手段，为防止蒋介石继续分化东北军，只有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这段话的意思是蒋介石也不是好人，也一心想搞垮东北军，但我们却要帮蒋介石。）

第四，蒋军已攻下济南，“应实践对蒋的诺言”。（这段话的意思是为什么蒋介石对东北包藏祸心。我们却要帮他？因为蒋介石胜局已定。可只要我们出兵，战争局势就会再次扭转。但是我们已经答应蒋介石帮他，不能出尔反尔，所以还是要履行诺言。那么我们履行诺言了，蒋介石要不要履行诺言呢？当然也要。

蒋介石答应的条件是什么？给东北军晋、冀、察、绥四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市的地盘以及大笔款项，其中仅开拔费就是500万大洋，并承诺保持东北军的独立性。虽然阎锡山和冯玉祥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条件，将察、绥两省和平津地区让给东北军，但是阎锡山和冯玉祥败局已定。东北军如果帮助他们，想要获得这些地盘势必要和蒋军血战，不划算。而答应蒋介石则可兵不血刃占领晋、冀、察、绥四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市的地盘，并且还有大笔的钱。试问在座诸公，哪个划算？

而且更重要的是东北军将获得在大本营东北地区后方的一大片战略基地，恶劣的战略态势将就此改善。一句话，想要不被蒋介石“削藩”，就要成为最强大的地方实力派。现在蒋军虽然已奠定胜局，但在只要我们出兵即可逆转战局的情况下，蒋介石必然会履行承诺。就算蒋介石不履行承诺，蒋介石不敢也无力阻止我们占领冀、察、绥三省和北平、天津地区，从而造成既定事实。）

这就是所谓的“草包”张学良，这水平高不高？一个字都没有提东北军的自身利益，通篇都在讲国家、民族大义，但却把帮蒋和帮冯阎之间的利弊以及东北军的战略发展讲得清清楚楚。

头脑清晰，分析精辟，这才是“东北王”张作霖倾力栽培的长子。

19岁时的张学良，时在北平

张学良的讲话得到了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全力支持，连极力反对出兵者都心服口服。这也是为什么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就成了一盘散沙的原因。他才是东北军的主心骨，威望卓着，众将皆服。所以蒋介石一定要软禁这只真正的东北虎。

于是，在9月18日，张学良发出了轰动中外的通电，主要内容是：

战端一起，七月于兹，庐舍丘墟，人民涂炭，伤心惨目，讵忍详言！战局倘再生长，势必致民命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方，追悔何及，此良栗栗危惧者也。……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用敢不揣庸陋，本诸“东电”所述，与夫民意所归，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当之途径。应如何补救目前，计划永久，所以定大局而餍人心者，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

电文和他在9月10日的讲话一样，语意含蓄，措辞温和，并未明显指责某一方，但由于文中有“静候中央措置”字样，客观上已经彰显了他的立场，因而在整个政界鼓荡起一场轩然大波。即此，亦足以见出当时他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

电文发出后，张学良即调遣十多万东北精锐之师，浩浩荡荡开入关内，反蒋联盟闻风溃退，迅速瓦解。阎锡山在地上往复兜圈子，边走边说：“完了，完了！咋个办呢？咋个办呢？”立即宣布辞去“总司令”之职；随后，与冯玉祥所率军队全体将领联名复电张学良：“今我公慨念时艰，振导祥和，凡有血气，莫不同情”，“究宜如何循正当之途，以定国是，敬请详示”。至此，张学良所谓的“军事调停”宣告成功，从而结束了民国史上为时最长、投入兵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的一场军阀混战。仅用十几天，东北军就平定了华北，平、津、河北由东北军全部接收，并获得了整编后西北军和晋军的部分指挥权。

很快，张学良就接任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到达南京时，受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最高规格的接待，礼遇之隆重，报章上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张学良一行由浦口过江时，江中的军舰和狮子山上的炮台，礼炮齐鸣，向他表示敬意；船至下关码头，早已恭候在这里的国民政府各路大员，齐声问候，鼓掌欢呼；驱车上路，目光所及，满城都张贴着“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的巨幅标语；进了国府大门，蒋介石以对等身份，降阶相迎。

为了酬答张学良的勋劳，蒋氏授予他节制奉、吉、黑、晋、察、热、绥、鲁八省军队之权柄，并将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划归奉系管辖。俨然与这位未及“而立”之年的少帅平分天下，共掌朝纲。张学良一时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其政治生涯可谓登峰造极，也是他人生最为得意的时刻。

谋定而后动的张学良成为了中原大战的最大赢家！
二、后一个918，张学良变成民族罪人

月盈则亏，物极必反。正如古语所说的，“福兮祸所伏”，少帅辉煌的荣耀，至上的威权，也埋伏下危机的种子。

就在他统率十余万精锐之师挥麾入关，致令东北兵力空虚，而八省三市冗杂的善后事宜亟待处理，无力顾及东北防务。这时的张学良已经按照他的战略计划开始全力经营河北。如果把张学良在北平的社交生活视为声色犬马的话，只能说这些人不知道民国社会高层人物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另一边，一直密切关注、伺机待动的日本关东军，早已磨刀霍霍，杀气逼人。于是，一场陷张学良于灭顶之灾、使他遭受奇耻大辱的另一个“918”，正在暗地里悄悄地等待着他。

梅兰芳之《宇宙锋》

1931年夏天，张学良因患重症伤寒，入住北平协和医院诊治，入秋之后渐渐恢复。9月18日晚，东北军政要员为辽西特大水灾筹措救助基金，在前门外中和戏院举行盛大京剧义演，着名青衣梅兰芳领衔演出《宇宙锋》。各国驻平使节及当地仕商名流应邀出席。病后初愈的张学良也一道前来观看。正当全场沉浸在精美绝伦的艺术享受之中，少帅突然被紧急电话唤出。原来，一场震惊中外的事变在沈阳的柳条湖发生了。

当晚22点20分，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奉天北大营附近柳条湖的一段南满铁路，并扔下三具穿着中国军服的尸体，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军守备队。于是，参加夜间“演习”的关东军各部队，分别向北大营、奉天城等预定目标发起攻击。

当时，中国士兵群情激愤，要立即予以反击，可是，旅长却下达了张学良发出的“不予抵抗”的指令，当时还有这样的话：“缴械任其缴械，占领营房任其占领营房。”结果，到了第二天上午8时，陆续得到增援的日军几乎未受到任何抵抗，便占领了整座城市，东北军被迫撤向锦州。当时全国最大的、拥有五万名工人的沈阳兵工厂，连同九万余支步枪，两千五百挺机关枪，六百五十余门大炮，两千三百多门迫击炮，东北航空处的二百六十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尔后，四个月零十八天，日军就占领了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的整个东北。

1931年9月19日晨，日军在沈阳外攘门上向中国军队射击

难道是真的活见鬼了？为什么张学良竟然鬼迷心窍，做出这样既悖常情、又乖公理的决定？不妨追溯几件近期发生的事情，也许可以给出一定的答案。

前此一两个月，因为“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引发了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怒潮，蒋介石对此十分光火，当即在“剿共”前线，电告南京政府与张学良：

无论此后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皆不应予以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以免被共产党利用，逞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场纷乱之虞。

事变发生前几天，蒋介石又当面向张学良交代：

最近，我获得了可靠的情报，关东军在东北就要动手。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你的身体不好，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事交给中央。

这就是说，张学良的下令不抵抗，是奉行了蒋介石的既定方针。

其实，这种不抵抗的政策也并非蒋氏所独创。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对于英、法、美、日、俄等各国列强的侵略挑衅或中外局部性冲突的处理，大多持让步、妥协、忍耐及不抵抗的态度，几十年间，几成惯例。他们还美其名曰：这是另一类的爱国主义——弱者面对强者，出于最低限度的自我保护，只能忍辱负重，在夹缝中求生存。此其一。

其二，蒋介石师法曾国藩当年处理洋人与太平军关系的故伎，将“安内攘外”确立为国民政府的一项基本方略，而不抵抗政策不过是这一方略的逻辑推演与必然延伸。因为他一向把眼皮底下的共产党看成心腹大患，而视东北边陲之外、蠢蠢欲动的日本人为“成不了气候的敌人”。他在1931年7月23日《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文告中，指出：“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被软禁在台湾时期的张学良

可是，具体落实到张学良身上，就另当别论了。我们且听听张学良自己是怎么讲的：

要说我就是不想抵抗，我是一点不服的。但是你要责备我一句话，说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还是把这时的日本看做是平常的日本，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没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它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断，这样干，对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样做法，你在世界上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迷信什么九国公约、国联、门户开放，你这样一来，你在世界上怎么站脚？

原来如此？
三、个人私利和国家大义

揆情度理，设身处地，张学良这么讲，似乎是可信的。但我们从1930年北陵会议上张学良的讲话就可知道，他是个出色的演员。

所以，新的一系列问号又随之跳了出来：

作为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为什么你事前竟然没有料到？

为什么“情报不够”？作为最高指挥官，难道不晓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兵法常规吗？

纵使事变当时猝不及防，为什么战局拉开之后，日本军队一日之内下我二十城，略地千余里，就是说，他们已经动真格的了，作为军事统帅，你还是拒不抵抗呢？

本着中国传统史学“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寻根究底也好，“诛心之论”也好，这些疑问都是无法回避的。

其实只要回顾张学良对中原大战的处置——他这一生的得意之笔，就可以知道原因了。

本质还是那句话，张学良终究就是一个军阀，有便宜可占时想的是利益最大化，有风险时想的是损失最小化。

其间的症结所在，是他事变前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他说：“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断，这样干，对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样做法，你在世界上怎么交代？”之所以如此，只不过是想以退让求得息事宁人，想以赔偿求得损失最小。

而在战局拉开之后，面对日本军队势如破竹的凌厉攻势，他又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由息事宁人，一变而为“悚然惊惧”；接下来，产生了三个“错误期待”、一个“深层考虑”。

所谓“悚然惊惧”，是在他看来，“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这里不排除有过高地估计敌军实力的偏向；但日军蓄谋已久，成竹在胸，进而积聚足够的兵力，打有准备之仗，也是铁一般的事实。当时，东北境内的日本正规军，包括一个师团和六个铁路守备队，另有持枪的警察、宪兵、特务团、义勇团等名目繁多的辅助军事力量，总数在十万人以上。

三个“错误期待”：一是期待当时的国联出面干涉，企盼英、美等西方国家制止日寇的侵略行为。当李顿爵士率领国联调查团到达东北时，张学良曾乐观地认为，一俟调查清楚后，当会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二是期待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改变不抵抗的政策，在全国掀起全面抗战。事变当时，张学良曾对东北高级将领说：“现在我既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能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三是期待日本政府制止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野蛮侵略。由于这三个“期待”均没有现实依据，因而，最终全部沦为甜蜜蜜的幻想。

而这三个“错误期待”全部来自于所谓的“深层考虑”，就是拥兵自重，保存实力。张学良说的很清楚了，“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些悦耳动听的话实际就一个意思，我们不能给蒋介石当炮灰，要打日本人大家一起打，不能光东北军打。其他人不打，那东北军也不打。

张学良毕竟出身于地方军阀，他所念兹在兹的必然是手下的军队，这无异于他的“命根子” “护身符”。张学良以为经营华北能给东北军一条后路，但华北不是东北军的家。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东北军既然叫“东北军”，他的根就在东北，丢了根，东北军就丢了魂。

张学良和宋子文的合影

1933年3月2日，日军大举进攻热河，号称东北军虎将的汤玉麟竟然不堪一击。3月4日，日军川原旅团先头部队仅以128骑占领热河省会承德。3月9日，蒋介石派宋子文到保定与张学良谈判。宋子文诱骗张学良：热河失守，你张学良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蒋介石首当其冲，只有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你是弟弟，应以大局为重，先保蒋介石这个当哥哥的。张学良受骗，遂通电下野。蒋介石遂趁机把东北军改编为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四个军。张学良复出后，蒋介石又让他去打红军，家乡沦于日寇之手，新得之华北地盘又被蒋介石剥夺，东北军士气全无，就此一蹶不振。

张学良才干并不弱于乃父，有枭雄之资。但张学良比张作霖少了两点，一是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日本侵华蓄谋已久，东北首当其冲。这是张学良没有办法回避的，他的根在东北，东北军的根也在东北。即使不谈民族大义，张学良也只能在东北与日军硬抗。丢了根就没有魂，并不是东北军占领了华北，华北就能成为东北军基地。东北军在华北只是客军。

二是张学良没有张作霖的骨头。事有可为和不可为，张作霖受日本人扶持，关系极深。但在日本人面前，张作霖始终是硬骨头。张学良就没有乃父这一点，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时，换了张作霖就会先打。打赢了谈打赢后的处置，打输了谈打输后的处置；绝不会委曲求全、息事宁人，以挨打不还手的方式来求日军停手。

张作霖和他的日本顾问

其实这两点就是一点，张作霖深知自己的根在东北，丢了东北就没有东北军了！在原则和底线问题上，绝不能让步，一让步就是千古恨。

可张学良不知道，他只学到乃父的一半本事。他眼里只有自己和奉系集团的私利，所以他才能说出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他觉得丢了东北还有华北，经营华北本来就是东北不保的退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无路可退，他的个人私利已经和国家、民族大义捆在一起，保东北并不仅仅是卫国，更是在保他自己的家。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为了自己私利发出“巧电”，走上人生巅峰。1931年9月18日，张学良为了一己私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的“鱼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张学良就此成为民族罪人。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皆不过私心而已。

本文作者：黑曼巴，“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