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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沟桥事变后胡适致信蒋介石:壮士断腕放弃东三省,换取和平五十年 理水

2020-03-03 17:12:46

【档案揭秘】芦沟桥事变后胡适致信蒋介石:壮士断腕放弃东三省,换取和平五十年


理水

虫虫会治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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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27日,正当长城抗战如火如荼之时,胡适博士发表《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第一次喊出了“等候五十年”的口号。该文一出即引起各界愤怒,不过面上还是守住了底线。比如,该文坚决反对承认伪满:
是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此时中国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明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开始交涉

虽然胡博士的两点理由很有民国特色:
第一,我们要对得住国联和美国的“不承认主义”。
第二,我们不应该抛弃国联。

待到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7月29日 蒋公发表庐山谈话,宣布“已临最后关头”:
自芦沟桥事变发生,余在庐山谈话会,曾切实宣告,此事将为我最后关头之限界,并列举解决此事之最低立场,计有四点,此中外所共闻,绝无可以更变。当时余言:“我不求战,只在应战。”今既临此最后关头,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任听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政府有保卫领土主权与人民之责,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国人须知,我前次所举之四点立场,实为守此则存、逾此则亡之界限。无论现时我军并未如何失败,即使失败,亦必存与国同尽之决心,决无妥协与屈服之理。总之,我政府对日之限度,始终一贯、毫不变更,即不能丧失任何领土与主权是也。我国民处此祖国之存亡关头,其必能一致奋斗到底。余已决定对此事一切必要措置,惟望全国民众,沉着谨慎,各尽其职,共存为国牺牲之决心,则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也。

在 蒋公发表谈话当天,天津沦陷,次日北平沦陷,抗战正式进入全面阶段。8月11日,《申报》“谈言”专栏发表芜村的《壮语的内容》一文,里面对国府六年来的不抵抗政策和胡博士的“等待五十年”说嘲讽了一下:
前几回“国难严重”的时候,还明明暗暗的说,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劝国人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养。胡适博士还叫大家静待五十年。可是这一回,连“文化城”的北平和天津都沦陷了,我们再照老样子,“卧”下去,“尝”下去,直到四十五、六年以后再抵抗吗?

芜村非常贴心的帮胡博士作了减法,从1933年到1937年已经“等待”了四、五年,那幺还剩下四十五、六年。不过嘲讽归嘲讽,芜村在文中认为这会儿大家“主张抗战是一致的”了。

然而其实在几天前的8月6日,胡博士给 蒋公上了亲笔信,对“庐山讲话”痛心疾首。该信证明,在胡博士眼中,“等待五十年”才是“纲”,“取消满州伪国”不过是“目”。既然日本不满意,为了保住“等待五十年”不动摇,只好牺牲“取消满州伪国”了。这会儿,连国联和美国的“不承认主义”也可以对不住了,抛弃国联也无所谓了。

胡博士看来,当前最重要的是“彻底调整中日关系,为国家谋五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机会”。怎幺办呢?胡博士指出:“鄙见以为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然而 蒋公“庐山谈话”已经发表了,莫非覆水难收了?胡博士指出:“鄙意以为,大政治家谋国,切不可将一人或一党之政治前程与国家的千年大计混作一事。大事当前,只赖领袖人物负责立断,不可迟徊瞻顾,坐失时机。成败存亡系于 先生谋国之忠,见事之明。如果 先生认清国家五十年的和平是值得一切牺牲的,那幺,只有掬至诚请求政府与国人给 先生全权作战前之最后一次和平努力。一切悠悠之口,反对之论,都不能阻碍一种至诚的责任心。此可断言也。”

信件内容全文如下:
介石先生:
我所欲陈说者,只有一句话,就是在应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1)近卫就任之前,曾有一个根本要求,要求军人不得阻碍他的外交政策。近卫内阁所以不放弃和平路线者,正以此故。我们应不可放弃这个机会。
(2)日本财政确有根本困难,故和平解决并非无望。
(3)我们今日所有的统一国家雏形,实在是建筑在国家新式军队的实力之上,若轻于一战,万一这个中心实力毁坏了,国家规模就很难支持,将来更无有较光荣的和平解决的希望了。
外交努力的目标有二:
(1)彻底调整中日关系,为国家谋五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机会
(2)充分运用眼前尚有实力可以一战的机会,用外交方法恢复新失的疆土,保全未失的疆土。(若待察、绥、鲁、冀、晋五省全失陷之后,更难为力了。)
普法战争之后,凡经四十四年的和平关系,法国有了俄国的同盟、英国的协约,然后可以一战。今日我们力量远不如当日的法国,而又没有一个帮手,岂可轻易放弃和平解决的路线?
今日为国家设计,必须用最大努力求得五十年励精图治的机会,使国家有资格可以为友,也有资格可以为敌,方才可以自立于世界。凡能为国家如此设计者,终久必能得国人与世界的谅解与敬爱。
至于外交的方针,鄙见以为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论者每怀疑此说,以为敌人必不能满足。此大误也。日本人对于满州之承认,真是梦寐求之。彼应知我国必不肯放弃,故造出不需要承认之说,其实彼万分重视此一点,因为彼应知我不承认则国联会员国与美国皆不肯承认,故彼四年来在华北的种种暴行,十分之一、二是对俄,十分之八、九是要造成种种之局势以逼迫我国之承认满州也。
故我方外交方针必须认定东三省之放弃为最大牺牲,必须认定此最大牺牲是敌人最欲得而愿意出最大代价的。认清此主要之点,则外交必可为,否则外交必大失败。
此是最扼要之点,千乞 留意考虑。
关于外交之手续,似宜分两步:一步为停战撤兵,恢复七月七日以前的疆土状态,以为“调整中日关系的正式交涉”的初步。第二步为正式交涉,可于两、三个月以后举行,由两国从容筹备,切不可再蹈以前覆辙,于手忙脚乱之中自丧重要权利。
以上为关于外交方针及内容的鄙见。
论者又谓,“国家准备抗日,于今六、七年,岂可不战而屈?况且, 蒋先生的庐山谈话已公布于世,今日义无反顾。”鄙意以为,大政治家谋国,切不可将一人或一党之政治前程与国家的千年大计混作一事。大事当前,只赖领袖人物负责立断,不可迟徊瞻顾,坐失时机。成败存亡系于 先生谋国之忠,见事之明。如果 先生认清国家五十年的和平是值得一切牺牲的,那幺,只有掬至诚请求政府与国人给 先生全权作战前之最后一次和平努力。一切悠悠之口,反对之论,都不能阻碍一种至诚的责任心。此可断言也。
明朝政治家张居正自言,中进士后,即发一弘愿,愿以身为草荐,任人寝处其上,溲溺其上,而无怨言。此是中国第一政治家以身许国的风度, 先生信奉耶稣教义,定能了解此“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之中国哲人风范也。
诚恐面谈不能尽所欲言,故写此函作补充之用。敬祝 先生为国家郑重。
胡适 敬陈。
廿六、八、六。

只是胡博士比较健忘,从1933年到1937年,其实我们已经“谋”了四、五年的“和平建设”,应该从五十年里扣除才是。当然,也许这几年虽然“塘沽协定”签了,《敦睦邦交令》发布了,还是没有达到胡博士“彻底调整中日关系”的要求,不作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