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随着板门店协议的签订，朝鲜半岛正式停战。志愿军完全实现了战略目标，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也为新中国迎来了几十年宝贵的和平发展机遇，真正做到了“御敌于国门之外”、“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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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往的经验，在朝鲜战场上立下殊勋的几位主力兵团司令，回国后肯定会获得升迁并重用，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晋升高位，有两位将军在战争结束后是被降级任用的，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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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有6大兵团，先看看大部分入朝作战的高级将领，归国后的前途际遇。邓华将军在朝鲜战场是彭老总的最佳搭档，作为志愿军的二把手，也是十三兵团司令员，回国后因功升为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将军作为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归国后升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同时还兼着防空军司令，地位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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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先楚将军在朝鲜时是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前期任志愿军副司令），归国后则升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韩先楚之前的十九兵团司令员是杨得志将军，后来也当过志愿军司令员，归国后成为济南军区司令员，同样是高级别的大军区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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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和黄永胜是抗美援朝后期才入朝参战的，情况比较特殊，但归国后也获得了升迁，同样是军区司令。我们非常熟悉的陈赓大将，担任过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也出任过志愿军代司令员，他归国之后负责我国的国防军工学校建设，是哈军工的第一任校长，也挂着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职务，级别待遇都很高，在1955年9月的授衔仪式上获封大将，这在志愿军众多兵团司令里是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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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后，虽然基本恢复了和平，但那里仍然需要志愿军协助恢复民生，进行战后建设，也需要志愿军帮助驻防，所以二十兵团司令员杨勇没有立刻回国，而是在朝鲜驻守，继任了志愿军司令一职，直到1958年才回国。志愿军司令员级别并不低于大军区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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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获得升迁的将领外，还有两个志愿军的兵团司令在归国后职位有所降低，他们就是董其武和宋时轮将军。董其武在朝鲜战场任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像组织运输物资、修建机场等等，可以说是责任重大，为建立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后勤运输线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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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2年底，该兵团进行缩编调整，仅保留第六十九军。董其武将军带兵打仗半辈子，还想继续带兵，于是就继续担任第六十九军的军长，但他的级别待遇还是正兵团级的。组织上想给他安排大军区的副职职务，但被老将军婉拒了，他还是想继续从事自己擅长的领域，对级别高低并不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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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轮是三野出身，解放战争时的名将，以十九兵团司令身份参加了抗美援朝，回国后他并没有担任大军区的正职干部，也没有在总部机关挂职，而是担任总高级步校校长一职，这比他出国作战前的职位低了不少。在抗美援朝初期，宋时轮有些争议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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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津湖战役，从某些角度讲并不十分理想，后勤准备不足，导致志愿军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兵团司令部没有坚决执行主席指示，导致作为预备队的二十六军部署不力。组织上有严格的责任划分，非战斗减员对战果和士气的影响很大，在战后的责任分析中，对宋时轮的评价难免要受到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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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没有过多地向宋时轮问责，毕竟长津湖战役过于艰苦，还有张东荪等人提前泄密的原因，使得部队只能仓促地提前入朝。尽管有种种客观原因，但人民军队讲的是“没有困难要上，有困难战胜困难也要上”，战场上总是要面对各种突发情况。宋时轮将军的履历因此受到了影响，能看出他在之后的军政生涯中，与同时期的将领多少拉开了差距。宋时轮虽被评为上将军衔，但之后长期参与国防研究、教育等领域的工作，最高出任过军事科学院院长，再也没有负责过一线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