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被转移的包括江汉军区司令员贺炳炎（1955年上将）、鄂东地委书记程坦（解放后任湖北省宣传部长）、圻黄广地委书记刘西尧（解放后任湖北省副书记）、中原军区组织总副部长孙西岐（解放后任中南局组织处长）等近10位旅、地以上高级干部，他们大多是伤病在身，需要尽快离开接受治疗。

原江汉军区政委郑绍文（解放后任高院中南分院院长），此时担任中原军区驻武汉办理处主任，在军调部驻武汉执行小组组长任士舜（解放后任丹江市副书记）的帮助下，两人打通蒋军内部关系，将这10人化装成的军调部执行小组工作人员的我军干部，安排上了蒋军飞机，再乘坐飞机经北平转机后成功抵达延安。

随后，由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震（1955年上将）出面，向军调部进行公开交涉，经谈判后蒋军同意安排一列火车运送野战军的部分伤员去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原军区趁机利用这次机会，安排一小部分县、团级干部装扮成伤员，在原新四军5师组织部副部长袁文（解放后任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带领下，于5月成功抵达安阳，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

安排干部撤离的郑绍文

而其他200多名中级以上干部，则以3-5人为一个小组，经化装后步行撤离。为确立撤离路线，保证步行撤离的安全，蔡承祖、王锡璋、吴行宾和甘迈等侦察员纷纷前往各蒋军控制区，见控制区内的蒋军官员正为军人复员和接收资产的事情闹得格外热闹，完全顾不上仔细清查沿途路人。中原军区首长听了侦察员的汇报，对撤离方案更有信心了。

为了方便干部们步行撤离，中原军区政治部通过在蒋军杂牌军那里的统战关系，搞到了大量通行证，并保证一人一证的数量；时任豫东南地委组织部长的吴行宾（原名吴皓，解放后任河南副书记）则组织交通员收集了所经过的蒋军各县、区、乡和保组织的路条和签章，经模仿复刻后供撤离干部使用。

针对不同撤离干部的不同出身背景，中原军区特别安排了几条不同的撤离路线，其中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将由武汉至南京，再经六合进入苏北解放区，或由镇江至扬州，再经高邮进入苏北解放区；工农出身的干部将经信阳至郑州，再经安阳后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工农红军出身的干部则由交通员带路，经全程步行后进入苏北解放区。

为了使撤离干部在化装撤离时不被识破，中原军区又为他们准备了一些路费和化装用的服饰道具，路费来源于董必武从武汉送来的蒋军货币，服饰有些是临时新做的，有些是热心市民捐给新四军五师的旧西装、皮鞋，主要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使用。经过为期两周的临时突击训练，撤离干部们不仅在外表上，在行为表现上也都已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了。

在实际的撤离过程中，步行撤离行动既暴露了不少问题，也取得了一些经验。比如一些老红军干部由于长期在苏区内打游击，一旦再踏上蒋军控制区的土地，总觉得不安全、不自在，因此不愿离开自己的警卫员和配枪，觉得没有保护不安全。虽然中原军区领导曾向他们反复交代注意事项，但他们上路后没走多久又跑了回来。

还有的老红军干部，虽然带着家属一同化装撤离，但还保持着在苏区打游击的习惯，总是把“快赶上，别掉队”等行军用语挂在嘴上。幸好吴行宾在路上总派人盯着，一发现问题就把该组干部们召回来，经重新训练后再让他们上路。在这方面，曾任鄂豫边宣传部长的左觉农（1949年病逝）就经验十分丰富，他化装成赶猪的，把路费装在一根竹竿内，很容易就通过蒋军封锁并抵达苏北解放区。

鄂豫边宣传部长左觉农

而曾任鄂豫边秘书处长的江仲华（解放后任湖北商业厅厅长），就属于让吴行宾操心的那类干部，因为她以前从没出过远门，也没去过大城市。为了掩护其撤离，中原军区领导安排了一位在上海有可靠社会关系的建国大学学员陪其一起撤离，他们俩后来顺利抵达上海，之后又安全抵达苏北解放区。

曾任孝感县副书记的马沂的撤离之旅则有些惊险，在化装前往信阳时，她在信阳车站遇到了被蒋军逮捕后登报声明脱离组织的高维乐。马沂连忙装作没看见匆匆离去，但想不到高维乐却跟了上来并提醒道：“我不会害人的，请转告上级，叛徒潘道武也经常在车站游荡，你们一定要注意他。”

带马沂去信阳车站的交通员在回到中原解放区后，向其他尚未出发的人提供了这一情报，此后这一路的干部们在经过信阳车站时，便都注意掩住面容，避免与叛徒潘道武打照面。

《七七日报》社长夏农苔

高非、左群两位女同志带着中原军区机关报《七七日报》社长夏农苔（1947年牺牲）的1岁儿子一同撤离，她们在快要抵达苏北解放区时，遭到蒋军军警的盘查，军警打开了高非的手提箱，看到她嫂子送她的一串珍珠项链，顿时眼睛发光，拿在手里不停把玩爱不释手。高非看出了军警的意思，便顺水推舟地说：“这箱子我们就先留在这儿，我们先回娘家，明天再来取。”

蒋军军警听后当然非常高兴，知道她们是“明白人”，于是马上同意他们离开，还特地为她们雇了船。回到苏北解放区后，高非和左群将此事汇报给了上级，上级对她们的这招“金蝉脱壳”之计深表赞许。

中原突围前三天，野战军首长突然找到负责策划干部撤离行动人员安排的鄂豫边干部科长须浩风（解放后任湖北省组织部副部长），说：“我们安排了300多人撤离，虽然已经和兄弟单位打过招呼了，但我担心途中有坏人混进去，你还是得专门再跑一趟把人员名单再复核一下。”须浩风当即表示接受组织安排，于是他与行政秘书林维成了中原突围前最后两位撤离的干部。

晚年的须浩风

须浩风和林维打扮成教会学校的老师，穿上旧西装和皮鞋，在交通员老万的带领下，混上了开往南京的一条轮船。在船上须浩风机智地与一位正发牢骚的蒋军副官搭上关系，并在其“保护”下顺利抵达南京，躲过了宪兵的搜查，并最终到达新华社在南京梅园新村的驻地。两天后，他们即搭乘新华社撤离的飞机，平安返回延安。

据统计，在中原突围前的这次秘密撤离行动中，中原解放军共撤离县、团以上干部300余人，为革命保存了一批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