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的中国，“公知”成了一种非常具体的政治倾向。持有这种政治倾向的小知识分子都可以被划做“公知”。

中国的“公知”现在沦为了“右派”异见者——批判中国，向往美国的灯塔派。

这些“公知”和知识与文化没有什么必然关系，只要有立场就成了“公知”。

其中有几大人群，一是媒体人，二是文人作家，三是学校文科知识分子，四是律师。

由于中国体制的原因，他们因为切身经历，很容易走到体制的对立面。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指出，他们走到体制对立面，对体制进行批判，主要是来源他们的职业和世俗生活。

这其中，最主要的人群就是媒体人。记者，编辑。

我们发现中国的“公知”很多就是媒体人。记者。新闻人。

这在西方世界看来恐怕是很莫名奇妙的：新闻工作的从业人员只是一个行业而已。他们和知识分子没有必然关系。

他们的工作就是挖掘新闻，特别是负面新闻（negative reporting），进行批判。他们认为批判是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的，所以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无独有偶，人类的本性就喜欢看负面新闻，所以记者只要挖掘和报道负面新闻，都可以笼统地被标签为“批判”。

我换个角度说：随便一个没有任何价值趣味和趋向的人，来到这个行业，要做大，就是要搞负面报道。负面报道和记者及新闻人的利益是正向的、100%一致的。而且在商业和资本的驱动下，新闻不仅仅负面化，而且庸俗化，低级化，软新闻化。

我想指出的重点是，媒体人关注社会是他们的工作，这与一个人脱离自己的世俗角色去关注社会、批判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是完全不同的。新闻从业人员只是在从事他们的工作而已。批判和负面报道就是他们的事业，也能够带来荣誉、地位、奖赏。

从这个角度上讲，报道水门事件的人和跟在戴安娜背后的狗仔队不一定有本质不同。他们都是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已。

人肯定都是有立场的，但当你做一个事情有明显的利益时，就属于利益冲突，你不可能是平衡、公正、无私的。如果你的工作受到限制，你的利益是受损的，你肯定会对体制产生怨恨，会走到体制的对立面，成为它的批判者。这就是媒体人的问题。在我们当下体制里尤其突出。

新闻人/媒体人的职业存在与发展是建构在批评和负面报道上的，他们本身就希望发展成为体制的批判者，现在又再因为批判体制而受到限制，等了被断了自己的路，结果就更加反体制。陷入一个怪圈恶性循环。

这种反体制在我看来很大程度是利益驱动的。基于前述的讨论，他们在我看来首先就不符合“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定义。

但媒体人自视甚高——譬如“第四权”，认为自己是司法立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政治权力，有监督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职责。他们的基本工作和职业被赋予了某种天然神圣性。而这种神圣性要求他们必须批判。

我们纵观全社会各个行业，恐怕没有一个行业有这样的特权和地位。所有的行业都是在建设（包括医生和教师这种具有天然神圣性的行业），只有媒体可以把消解、批判、否定、破坏也视为建设，还具有神圣性。

只不过，新闻和媒体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第四权”这个基本假设未必成立，新闻和媒体可能会削弱、消解甚至瓦解政治机构、体制、信用。在美国，这个情况在过去几十年以来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新闻否定政治，最后政治反过来否定新闻，民众否定新闻，主流新闻机构的信用坍塌，被打成“fake news”，成为社会整体信用坍塌的牺牲者之一（新闻打倒一切，最后也打倒了自己）。笔者后面会撰文介绍美国媒体对政治机构（包括总统、国会、最高法院、政治家、华盛顿）信用的瓦解作用。

所以，回过头来说，中国的这些媒体人被视为“公知”，我觉得非常的滑稽。是对“公知”概念的贬损和曲解。

一些跑到西方媒体的人，工作被限制，进一步被推到体制的对立面。他们批判体制和公共知识分子无关，他们只是异见者而已。

同样的标准也适用于官方媒体：官方媒体人，即便立场是拥戴体制，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而已。公共知识分子和特定的立场与取态无关。

在公共视野里有出镜能力（visibility）和话语影响力的往往就是能够经常上电视，写评论的人，而这些人往往就是媒体人。把这些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人与西方本义的“公共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士大夫及儒者的概念等同起来，在我看来是彻头彻尾的莫名奇妙。

接下来的，就是作家，一些校园文科知识分子，还有律师。

把异见者等同于“公共知识分子”最是莫名奇妙。完完全全的莫名奇妙。如前所述，立场不是判定标准。

我现在的朋友圈里还有这样的一些媒体人。因为自己的经历而怨恨、敌视体制，无意再去了解还在改变与发展的体制，同时，英语不会几句，没有系统的学科训练与素养，对美国和西方了解甚少，却敢积极发帖，成为高调的“灯塔主义者”。我会观察和注意这些人的行动。尊重他们发言的自由，只不过对他们认知之偏颇表示遗憾。这些人一定活在巨大的负能量里。说实话我对他们表示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