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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导的进京“赶考”和反腐倡廉

2020-10-03 17: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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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腐败是老百姓十分痛恨的事。如果一个政权腐败了并且无法制止其扩大的趋势,那么,该政权将会失去民心。而且,腐败最终将导致政权崩溃,使其灭亡。大清末年就是这样,国民党也是如此。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也不例外。其中,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尤其深刻。

毛泽东主导的进京“赶考”和反腐倡廉,正是从汲取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开始的。

(1) 汲取历史教训,不当李自成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中国历史上仅次于洪秀全的伟大农民起义领袖之一。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引起朝野轰动。《甲申三百年祭》写李自成进京后,因骄傲自满和部属腐败而导致最终失败之教训。毛泽东读时极为兴奋,连连击掌道:“好文章,好文章!”? 毛泽东从政治角度来看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把李自成当作反面教材,警告自己决不当李自成。

(2) 提出着名的“两个务必”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继续高歌猛进之际,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七届二中全会,研究夺取全国胜利以及筹建新中国事宜。面对即将取得的全国胜利,党应当保持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伟大,更艰巨。据此,他提出了着名的“两个务必”: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着名的“两个务必”被中共领导人多次引用。习近平也是其中之一。不仅如此,连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也引用了。

2014年柯文哲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台北市长,在台北市长竞选期间,柯文哲曾经告诫自己的团队要“两个务必”。在投票前一个半月、柯文哲竞选总部发给所有干部的一封内部信件上。信的标题写着“此刻,全军务必要有‘两个务必’的认识”。这是柯文哲给柯办全体干部们的指示。

当时,柯文哲在本地所做的各类民调中,已经以约10%上下的领先幅度,拉开其与国民党提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连胜文之间的差距。

但柯文哲在这封写给竞选干部的内部信件中劝诫所属:“如果把我们现在的状况拿来跟1949年3月初的中共相比,我们有什么成就可以拿来自夸呢?请问我们有没有‘三大战役’的胜利呢?在中共取得‘三大战役’的空前胜利时,毛泽东都还要用‘两个务必’来提醒。大家不能得意忘形,请问各位,我们有什么条件乐观吗?”; “我们的对手不是连胜文一个人,而是大连舰队,甚至是国民党的党政军干部组成的军团”; “在胜负没有揭晓前,我们内部没有根据的自我感觉良好无异是自杀。”

由此可见,“两个务必”已经影响了台湾政界。

(3) 进京 “赶考”

与“两个务必”密切相关的是进京 “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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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起程前往北平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呀。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也说:“我们应该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段着名的对话,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久久不绝的回响。从此,“赶考”成为具有特殊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话题。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把入驻北平,建立新中国喻为“赶考”。

“赶考”是为了预防因为革命胜利而产生骄傲自满的思想情绪。

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的艰苦奋斗,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终于胜利在望,即将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对于三大战役的巨大胜利,和即将到来的夺取全国的全面胜利,一部分党员、干部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因而滋长了官僚主义、骄傲自满的思想情绪。

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胜利容易使人骄傲,而骄傲又会使人忘乎所以,不思进取,贪图享乐。“谦受益,满招损”。

在中国历史上,因骄傲自满而失去政权的教训太多也很深刻;在中共的历史上也曾有过几次大的骄傲现象,导致了几次大的错误,最终使革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为此,在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胜利的时刻,能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能不能跳出“成功,骄傲,腐化,失败” 的历史周期率,成为对全党每一个干部和党员的重要考验。“赶考”的意义就在这里。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有些同志, 不曾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他们在敌人的枪林弾雨面前,出生入死,冲锋陷阵,为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 不愧为英雄的称号;可是, 他们却经不起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经不起资产阶级金钱美女的诱惑,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 成了敌人的俘虏。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

“赶考????”意味着防腐败,防变质。同时,也意味着反腐败的开始。

(4) 正确对待亲属

进京不久, 毛泽东就遇到了对待要求安排职务的亲属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已故妻子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想请毛泽东安排职务,被毛泽东拒绝。而后,他又给在北京工作的亲戚向三立写了封信,请求他代自己向毛泽东说情。向三立于是致信毛岸英,转达杨开智的想法,希望能在长沙做“厅长方面”位置的工作,但这种要求实际上超出了杨开智的工作能力,毛岸英回信予以拒绝。

在信中,毛岸英说:“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帝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

毛岸英的信,实际上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思想。 一个人的思想是看不见的,但他的行为是可见的。

这件事发生不久, 毛岸英就去了朝鲜。

精通历史的毛泽东深知,上梁不正下梁歪,他必须自己带头, 做到廉洁自律,才能说服众人。 毛泽东拒绝亲属安排职务的要求,正是体现了他的这一想法。

如果有人主动给他送东西,该怎么办?这张陈旧发黄的付款纸条清楚地说明了, 毛泽东是如何处理这种事情的; 说明了毛泽东时代为什么基本上没有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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