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金融改革应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牵引支撑作用
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金融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明显提升。要主动发挥金融改革的牵引和支撑作用，补足金融改革的短板，协调好金融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的关系。
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再出发DRC专家系列解读（9）吴振宇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意见》的出台是对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新的发展水平、制度基础和国际环境下对深化改革的再部署。《意见》的出台将有力保障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顺利推进。
金融在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金融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明显提升。甚至可以说，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时，其对金融改革的依赖性更强了。该特征在新出台的《意见》中有明显反映。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发挥金融改革的牵引和支撑作用，补足金融改革的短板，协调好金融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的关系。
金融改革涉及面广、操作风险大，两次国际金融危机迟滞了我国金融改革进程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当年12月，国务院公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要求，部署落实金融领域的体制改革。1993年国务院公布的决定，奠定了我国金融改革的基础，提出建立政策性银行、建设真正的商业银行、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中央银行、汇率并轨等重要的改革举措。
然而，1993年启动的金融改革推进不久就遭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影响我国外需增长，进而影响到国内经济金融运行。危机突然爆发不但打乱了我国金融改革进程，还严重损害了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财务状况。2001年，经济运行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后，我国金融改革进程加快，推动了国有银行的财务重组和上市，推进了农信社改革、股权分置改革等。同时，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也进入议事日程。事实证明，这一阶段的金融改革是非常及时的。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其影响范围和程度远超过亚洲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前期改革的推进，我国金融体系在外部经济和金融冲击下保持了稳健运行。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影响到金融改革和稳定的优先次序。利率、汇率和人民币国际化等相关基础领域的改革进展放缓。金融改革影响面广，往往会带来和触发经济风险。推进金融改革需要稳定的宏观环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留给我国金融改革的窗口期并不多，客观上阻滞了改革的推进。
在外部冲击影响下，金融改革总体上滞后于经济其他领域的改革。这种局面不但会影响经济发展、拖累其他领域的改革，还会累积金融风险。2015年以来，我国股市、汇市、债市风险事件多发，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压力增大，本质上就是金融改革滞后的表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金融改革进程明显提速。
2017年11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首次成立，加强了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2018年3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从机构上加强金融工作。4月，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加强了对影子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的统一监管。5月份，我国宣布多项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政策。当年11月，习近平主席宣布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利率市场化改革再进一步。2017年以来，金融改革开放快速推进，既促进了金融本身的发展，也有力支持了其他领域的改革。
当前的金融改革已内嵌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个环节
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不同，《意见》没有将金融改革作为一个独立的段落列出。《决定》共分为60个小节，涉及经济改革的有22个小节。其中，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作为单独一个小节，系统论述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的改革要求，加上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小节中的金融调控部分，构成了金融改革的总体设计。
新近发布的《意见》共分为9个部分、34个小节，没有独立的部分从总体上谈金融改革。这并不是对金融改革工作的弱化，而是适应金融与经济改革的交融关系，在行文上的改进。在《意见》的34个小节中，有14个小节直接与金融改革工作相关。如果不考虑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保障措施具有共性的章节，超过半数的小节涉及金融改革。比如在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小节，提到通过资本化、证券化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提高国有资本收益；在营造支持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小节，提到增加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支持发展民营银行、社区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在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小节，提到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
这种行文方式的改变，突出反映了金融改革已经深度内嵌到经济改革的各个领域之中，金融改革具有很强的牵引性和支撑性。无论是在所有制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还是保障民生、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领域，改革向前推进都需要有相应的金融改革予以支持甚至作为前提条件。最为典型的就是资金价格如果市场化不到位，就很难说要素市场化改革到位；高水平资本市场建设不到位，就很难对创新创业形成有力的支撑；银行体系改革不到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就难以见到实效。
《意见》中有14个提到金融改革的意群，以新的方式共同构成新时代加快金融改革的指引。理解新时代深化金融改革的要求，协调推进金融改革与其他领域的改革，需要将这14个部分综合起来考虑。这14个部分也指出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改革的重点领域。
加快推进金融改革也是应对国际经贸环境剧烈变化的需要
在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同时，国际经贸环境变化也对加快金融改革提出了新要求。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在金融领域对我国实施的打压。今年上半年，这一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
2020年4月，互联网巨头脸书公司主导推出渗透美国战略意图的数字货币天秤座2.0。天秤座的改版有利于强化美元全球霸主地位。特别是其强调要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全球支持清算基础设施的目标，更显露其数字霸权的心态。同时，也能看得出来，其对中国数字货币以及互联网支付领域领先地位的焦虑。5月上旬，美国联邦退休基金撤回了大约一年前就作出的投资中国A股的决定。虽然只涉及45亿美元，占A股境外资金的2%，但是标志着中美博弈已经实质性地涉及扩展到金融资产领域。5月中旬，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剑指在美中概股。这个法案实际是去年3月提出的，在参议院排队待审，目前突然全票通过，与当下的政治氛围是分不开的。实质上，与这个法案相关的还有参议院的“公平法案”和众议院的“纳税人和储户保护法案”，近期可能也会通过。这些法案的核心意图，一是打压中概股，二是减少美国政府资金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在美中概股多为我国的新经济公司，美国实际上是在技术脱钩的同时，想把中国创新公司挤出国际资金市场。而减少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也就是减少对中国企业发展的融资。未来，美国还会有一系列金融扼制措施出台。
应对美国上述措施，需要深化国内金融改革。去年推出的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近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也开始推进。通过提升国内资本市场的包容性，为新经济公司提供更便利快捷的上市渠道，可以减少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依赖。同时，国内资本市场的改革也为承接中概股回归创造了条件。5月初，中国人民银行和外管局联合发文，取消外国机构投资者投资证券市场的资金限制，并增加投资便利性，也可有效对冲美国在资本市场脱钩中国的影响。
今年1月份，中国与美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随着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会逐步推进。根据上世纪80和90年代日美经贸争端的经验，第二阶段经贸协议主要涉及金融结构性改革，谈判的难度更大。中美与日美经贸争端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为了达到目标，美国对我国施加的各种压力会更大，甚至不排除会有经济金融极端制裁措施出台。应对这些潜在的挑战，需要我们深化金融改革。当前，国际上负利率低利率盛行，流动性充裕，资产荒显现。受疫情影响我国经济增速明显下行，但在主要经济体中仍排在前列。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和巨大市场蕴藏着商机。通过金融改革开放一方面会释放增长潜力，另一方面也可为国际投资者投资中国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这都将成为我国有效应对经贸环境恶化的重要手段。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