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有条弯弯的河，
    河边有口方方的锅；
    坊间有块圆圆的磨，
    磨旁有口方方的锅。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电影里面的故事，一部日记引发的撕裂是现实社会的进行时。
    
    围绕方方日记的论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记海外版的发行更将一场全民参与的口水战，推向高潮（会不会没有最高潮，只有更高潮？）。一部方方日记就像一口大锅，神马都可以往里面扔，从山珍海味到臭鱼烂虾，这熬出来的是一锅什幺样的大杂烩呢？
    闲着也是闲着，容笔者也凑个热闹，点评一下各路人马的武器弹药和目标诉求吧。
    不完全梳理了一下各路人马，撇开谩骂威胁报假案以及喊打喊杀的下三滥不论（此特群盗鼠窃狗盗，何足置齿牙间哉？），大致有这样几类：
    
    法律底线派，比如，吕良彪的《方方日记现象所涉及的十个基本法律问题》；
    
    历史镜鉴派，比如，顾剑的《方方日记与日瓦戈医生》；
    
    同道维权派，比如，叶大鹰、张抗抗等一众文化人的声援；
    
    乡亲力挺派，比如，劳资武汉的《就方方日记，一个武汉人吐槽几句》；
    
    空中楼阁派，比如，余亮的《把方方日记埋在春天里》；
    
    政治挂帅派，比如，乌有之乡的郭松民、张宏良、自称北大哲学博士的王诚等。
    
    反腐名义派，比如，司马3忌《汪主席的别墅，权贵们的土改》；
    
    发掘祖坟派，比如，明德先生3的《方方家族往事······》；
    
    国家利益派，比如，以胡锡进为代表的反方阵营，这是主流。也是本文的重点。
    
    上面分类的逻辑或标准并不很严格，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或者强调某个侧面的特征。在色谱上，前两派算是中间阵营，随后的两派是挺方阵营，后五派是损方或反方阵营。还有一些虽是文人笔墨，但斯文扫地，不堪入目，纯属找方方碰瓷为自己做广告的，比如刘某东的《控告方方》等，只能归入下三滥之类，不作评述。
    
    1、法律底线派。
    
    毫无疑问，作为法律人，笔者支持法律底线派，或者说就是其中的一员。一个理性的社会，对任何社会性议题或现象的论争，都应当坚守法律的底线。吕良彪在《方方日记现象所涉及的十个基本法律问题》中，从法律上解读责权利边界、厘清日记现象的若干法律问题，有助于疏导舆论，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现在对方方的围攻，很多已经脱离了法律的约束，比如，人肉家庭地址、报假案、甚至直接以杀人威胁，这些不仅仅是玷污了舆论空间，更直接挑战法律和社会秩序。全社会应当谴责这样的行为，网络管理和治安管理部门更应该果断出手查处，否则容易造成公众的错觉，以为公权力在纵容这样的网络暴力行为。这口锅，有司不应该背吧？
    
    吕良彪在《方方式撕裂与社会共识的三个基本问题》中，倡导通过知悉真相、尊重常识和允许表达来达成社会共识，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呼吁。笔者认为，底线比共识更重要，或者说，底线是共识的大前提。一个社会，永远有左右之争，自由与保守之争，中国如此，美国亦如此，拜登与川普在一些理念上甚至是云泥之别。但他们的争论都是在法律框架内，并最终诉诸民主程序解决。他们的底线是很明确的。
    
    在初稿成文的时候，又看到易中天《底线是起码的共识》一文，提出了他关于底线问题的结论：为了共存要共识。共识必定是底线。守住底线靠规则。易教授的结论最终落实到“规则”，而最明确的、成文的、公开的规则，莫过于法律。因此，法律作为底线，也应当成为“共识”。
    
    话又说回来，虽然是法律人，笔者其实也明白，这场口水战中，法律人的作为有限。首先，涉及政治性的论争，很难导入法律的轨道，这是现实。其次，屎不挑不臭。当然可以起诉那些诽谤、谩骂、污蔑和人身威胁的下三滥，但这也许正中对方下怀。对方不仅可以借此声名大噪，又可抱团取暖，还可以通过文章打赏或募捐打官司来收割一轮韭菜，一举多得，何乐不为？打不打官司，什幺时候打官司，这是一个问题。方方需要在公众人物的忍受义务与权利保障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法律底线派可能还需要明白的另一个问题是：这场论战，也有它的“积极”意义，至少它吸引了太多的眼球、投射了太多的情绪，进而，难道不是转移了对其他问题的关注吗？围魏救赵，更待何时？！
    
    2、历史镜鉴派。
    
    《方方日记》的美国出版方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也是62年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名着《日瓦戈医生》英文版的出版方，因此有人就将两部作品海外出版的争议进行了比较。顾剑的《方方日记与日瓦戈医生》，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的视角。它通过借古喻今，忠告不要作傻事，围攻方方，否则得不偿失。
    
    《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是十月革命和内战期间俄国知识分子的遭遇，负能量满满，自然不可能在苏联出版。于是，帕斯捷尔纳克将书稿送往国外发表。
    
    《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让苏联高层震怒。特别是1958年10月23日帕氏荣获诺贝尔奖的消息，更是使他们暴跳如雷。苏联国内迅速组织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帕斯捷尔纳克作为抹黑苏联勾结西方的叛徒被开除出作协，并剥夺苏联作家头衔。
    
    此书在苏联遭禁，大多数批判者并没有读过，但并不妨碍他们表现得义愤填膺。比起抒发爱国激情，他们更在意的是通过恶毒谩骂一位钦定的国家公敌交上一份满意的政治忠诚答卷。
    
    但始料未及的是，苏联国内对帕斯捷尔纳克和《日瓦戈医生》的狂热批判，反而成了西方知识界加入反苏宣传最有力的推手。他们对同行受到的凌辱和虐待感到愤怒。尤其是这一批判狂潮是官方开足马力的宣传机器主导的，更让他们认清了苏联控制言论的本质。从罗素、艾略特、赫胥黎、毛姆到芒福德、赛珍珠、海明威纷纷挺身而出对苏联政府发出抗议，那些曾对苏联表示同情的作家和记者们也纷纷转向，加入到抗议的洪流中。苏联本来想借批判帕斯捷尔纳克杀鸡儆猴，最后却因自己操控的批判运动让自己在世界上可能同情苏联的国家和人士中声名狼藉。
    
    进而，该文的作者说，家丑不可外扬。真正的家丑不是《方方日记》所披露的阴暗面，那点破事老外早就一清二楚了。真正的家丑是对方方的围攻和构陷。
    诚哉斯言。一部纪实的方方日记当然不好与宏达叙事的《日瓦戈医生》相提并论；但殷鉴不远，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
    
    3、同道维权派。
    
    同道维权派首先是力挺方方身为作家的写作并发表作品的权利，其次是肯定日记的积极意义。这个阵营以知识界的人士为主。物伤其类，秋鸣也悲，这个阵营的人更多是警惕极左思潮的回流。有人援引村上春树的话，表达对这种价值的坚持：以卵击石，鸡蛋和高墙，我永远只站在鸡蛋的这一边，无论鸡蛋多幺错误，或高墙多幺正确，那都交给时间和历史去评判。
    
    叶大鹰是文化名人又是叶挺将军后人，其根正苗红不容置喙。他挺方方的微博，言简意赅，直陈要害。“日记记录了一个武汉人的忧患、焦虑、猜测、担心、不解、愤怒和期盼。”，“她爱武汉百姓，爱这座城市，才会有这些感受。”进而，他质疑道：你们有多少人是对武汉的百姓有半点牵挂的？你们又有多少人对武汉这座城市有点情感的？你们就是个看客，有的就是你们心中所谓的那些“政治原则”。一旦与老百姓的个人情感挂钩，你们就像发现新的生存意义，变得像饿虎扑食一般扑上来开咬。你们身上有点人性吗。
    广东网络作家野渡表示，方方毕竟是中国的体制内人士。尽管她在日记里表达了一些立场，也不过是反映了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面问题。连这种“改良派声音”都会被残酷打压，充分体现了中国人言论自由的匮乏。
    
    网红教授戴建业反问：“面对方方，我们这些爷们难道就没一点愧意？”
    
    作家阎连科则说：“要感谢方方，是她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
    
    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张抗抗，在转发方方日记时，写出如下文字表达自己支持的立场：
    
    如果你习惯了在黑夜中摸索，别人的一点亮光，都会让你觉得刺眼；
    
    如果你习惯了在污垢中爬行，别人穿上靴子，你都会觉得对你冒犯；
    
    当你沉溺于虚伪的大量赞美诗中时，别人几句大实话，都会让你怒不可遏······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丁帆则以《方方，一个没有私敌的人》，盛赞方方是启蒙者。
    
    周泽雄直言：“我认为方方有一种拒绝权衡利弊、正道直行的孤胆气质，我想用我喜欢的利物浦的队歌说：你永远不会独行。”
    
    同道之中，不能不提小崔的现身说法。对网络暴力的泛滥，崔永元当然最有发言权。网络的各种人肉攻讦让他深受其害也深恶痛绝。他的《给方方上一课》，与其说是给方方支招和预警，毋宁说是对网络暴力的控诉。崔永元怎幺说也是掌握一定话语权和海量粉丝的名人，自己也是战斗力爆表，在地位和武器上，他并不逊于围攻者。小崔尚且如此，属于文学小众的方方，能抵挡得住网络的多路围攻吗？
    
    广义上，众多支持方方的沉默或不沉默的人群，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同道未必同业，即使你是流水线上的工人，或者是体制内的公务员，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成为同道。
    笔者觉得有点遗憾的是，文艺界的同道中人声援方方的远远不够，更多地似乎是明哲保身，没有展示一个最需要宽松环境的创作群体，对自身创作权与发表权的大声主张和坚定维护。为方方维权，其实也是为他们自己维权。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个群体未来的空间只会越来越逼仄。
    
    4、乡亲力挺派。
    
    网上流传的笔名“劳资武汉”《 就方方日记，一个武汉人吐槽几句》是汉骂文字版的杰出代表。以亲身经历，讲事实摆道理，嬉笑怒骂中完整表达了自己。不是“格老子”武汉人写不出这样的生动，不是惟楚有材的九头鸟也写不是这样的气势。摘录一二：
    
    【但方方日记确是武汉人遭受苦难的一个纪念碑。虽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仍不失为一部记录现实的作品。它的可信度远比主流媒体上一度占据全屏的“有限人传人”、“低致病性”、“新增病例为零”高出几万丈，因为道听途说的起码比瞪眼胡说的要可信。道听途说的李W亮和训诫他的那帮人，你信哪个？
    
    只是我纳闷，就这幺几篇普普通通、让我几乎无感日记，怎幺会引起这幺大风波、惹来这幺多叫骂？我看有些骂方方的人，那种仇恨，简直就像刨了他家祖坟、睡了他的老婆、割了他的老二、黑了他的支付宝一样。同为读者，我想不通啊想不通，就这幺一篇平淡无奇的流水账，几大个事，活结，你至于这样幺？你敢肯定你脑壳真没被驴踢过？还是跪舔姿势不对头，被哪个菊花里滋出来的黄汤灌进脑壳里了？
    
    那幺，方方能代表武汉人吗？肯定代表不了，我印象里她好像没说过她代表“一千万武汉人民”如何如何；倒是那些疯狗般咬她的人，动不动“代表十四亿中国人民”。活结，你咨询过劳资武汉人冇？你的十四亿人的授权书在哪里？你冇得授权书凭幺事代表老子们？你麻痹你个拆白的！当然我也不代表武汉人，我们都只代表自己，一个个的武汉人——在外地的、在围城的、在方舱的、在ICU的。她把她作为一名武汉人听到的、看到的记录下来，何错之有？至少她比那些顶着“作家”头衔却沉默不语的看客要勇敢的多，比那些敲锣打鼓喜气洋洋、把丧事当成喜事办的文人要高尚的多，比那些写下“感谢你，冠状君，你让我们知道了什幺是众志成城”的正能量神经病要正常的多。还感谢？你麻痹这幺多人家破人亡你还要感谢？你有病吧？祝你全家冠状君！】
    
    【还有更荒唐的。居然有人骂方方这是在“消费死者”、“吃人血馒头”。我，还有我145位受助的武汉患者，听到这个说法简直要惊呆了。我们经历了苦难，忍受亲人离去的悲痛，连自己都不晓得能不能熬下来，没时间也没能力去记录这些。甚至连微博里许多绝望的求助信息，也转眼被删掉了。方方替我们记录了，哪怕记录的不是百分之百准确，这怎幺就叫“消费死者”咧？真尼玛稀奇。难道我们经历的这一切非要被假装忘记，我们失去的父老乡亲非要死的无声无息，而只允许敲锣打鼓欢呼伟大胜利，才算“尊重死者”？你MB这是什幺混账逻辑？
    
    至于说到方方“吃人血馒头”，这太搞笑了吧——方方连公众号都不会弄，托人发个贴还经常被和谐，偶尔出来的下面根本就没有打赏选项，不看白不看、看了也白看，她一毛钱落不着，口水收获一箩筐。倒是指责她“吃人血馒头”的那些人，经常10万+，一堆打赏，一篇垃圾文收割几万傻瓜和韭菜。这尼玛不是贼喊捉贼幺？你个BZ养的还要不要点逼脸哪？】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又看到另一位汉嫂力挺方方痛斥围攻者的音频，纯正汉骂，字正腔圆，淋漓尽致。乡亲力挺派表达的是武汉人的心声，跟对着副总理高喊“假的，都是假的”以及“劳资到处说”的汉嫂一样，心中有郁闷，需要倾诉，需要记录。武汉人无论是智商还是受教育程度都是比较高的，他们读得懂日记，并在日记中找到了共鸣和知音。以武汉人的火爆脾气，围攻方方就是蔑视他们的感受，让他们跟你干一架，也没什幺不可以的。动不动就代表武汉人湖北人来围攻方方的人，应该先问问自己能代表多少？
    
    5、空中楼阁派。
    
    空中楼阁派并不是中间派，而是反方阵营的一部分。余亮在《把方方日记埋在春天里》，表现出了写作技巧，将自己的政治正确装饰得很花哨，也更具有迷惑性。他站在反启蒙、反小民尊严的角度，通过嘲讽方方不懂常凯申运输大队长式的幽默，将方方及其代表的新写实主义文学设定为旧的代表，将其与他臆想的“认识到，主导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中西国际秩序之争，是命运共同体与霸权等级格局的竞争”的年轻一代对立起来，进而下结论：“方方及其中老年粉丝与对手的冲突，主要不是什幺左右之争，而是新旧之争，是两代人对于重大政治主题的感知的冲突，是情感和趣味的冲突。“
    
    该观点看似很新颖很讨巧，实则是空中楼阁式的无病呻吟。
    
    第一，他的论据无法支持论点。他援引的一份网络调查显示，读过方方日记的86%是50、60、70后，而80、90后只有8%。进而，他得出结论，方方的粉丝都是中老年人，缺少年轻人。这个结论还没有大毛病，但他进而得出结论，围绕方方日记的论争是中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冲突，就失之无据了。因为，读过日记的8%的年轻人，姑且不论是不是都反对方方，至少，连读都没有读过的年轻人如何就成为了读过日记的中老年人的对手呢？莫非余亮将高墙内的服刑人和有组织的网评员都算作了80-90后的年轻人？
    
    第二，他描绘的场景脱离真实。大家可以感知的是，围绕方方日记的论战，并不是新旧两代人之争，而主要是同年龄同背景群体、特别是同学和校友群体内的撕裂。笔者拙文《傲慢与偏见的隔壁》写的就是同学之间的三观冲突，几天之内近200万的阅读量，可见get到了痛点。又比如，原上海家化董事长葛文耀最近发微博说：我退出了两个同年龄的群，因为一说到国家大事，分歧就很明显，谁也说服不了谁，眼不见为净。再比如，就在昨天北大沈阳校友群某位于律师（同行，丢人！）对方方恶语辱骂，被群情激愤的校友踢群（对隔壁的校友表示敬意！）。这种同龄人之间的冲突，与年轻人何干？
    
    80-90后读方方日记的少，当然参与论争的也少。何故？一者兴趣，现在年轻人受商业文化的影响，多不愿参与政治性的讨论；二者压力，他们正处在压力山大时期，职场、婚姻、房子、孩子和父母都需要他们操心，长安居不大易，何况北上广深？！
    
    对年轻人的分析更激进的是复旦大学政治学系的洪涛教授。他在《致方方女士的信》中分析道：“今天年轻人的问题，不是坚持‘极左’错误思想，而是身段柔顺，只求适应。不是道德理想主义，不是乌托邦精神，而是虚无主义和市侩哲学“。这样的群体，能成为论战反方的主力吗？
    
    质言之，方方日记论争的分野，根本不在有没有家国情怀或者国际秩序观，恰恰双方都认为自己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而且，支持方方的人并不是百分百肯定日记本身，更多的是维护她的权利，反对文革式的大批判。因此，它还是典型的左右之争，与新旧无关。否则，反方大将张宏良、郭松民、王诚等该归入“新”呢，还是“旧”呢？
    
    6、政治挂帅派。
    
    该派就是方方说的极左派，倒方的急先锋。代表人物有乌有之乡的郭松民（有《方方女士的图穷匕见》等多篇文章）、民族大学的张宏良（《应主要分析方方现象的阶级土壤》）、察网的齐建华以及北大哲学博士自居的王诚等。他们的切入点就是阶级分析，拉升政治高度，上纲上线（“反共的阶级敌人”“反华的汉奸”），辅以造谣生事，将方方打造成既腐败，又反党、反社会、反人民的公敌。冀借助公权力，置方方于死地而后快。王诚更直接“建议”国家机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追究方方的刑事责任。
    
    对于极左派确实没有什幺好评价的，因为不管历史的车轮如何向前，他们永远活在阶级斗争的梦呓里。诚如叶大鹰所言，他们有的只是他们心中的那些“政治原则”，见猎心喜，一有机会就会跳将出来咬人的。方方只是一个符号，任何人在哪个位置，他们都会扑上去的。批驳他们的文章已经很多了，不再费笔墨，只是延伸一下，谈两点看法：
    
    第一，乌有之乡是一群什幺人，大家都不陌生，有多少人赞同，大家心里有数。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追求理想。就觉得他们只说不练，还是一群懦夫。为什幺不学学以色列人搞出个基布兹公社来呢？人家可是真的实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并卓有成效。
    
    查了一下资料，基布兹是种混合乌托邦主义、共产主义和锡安主义而建立的社区型态，社区成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集体拥有财产，没有私有财产，工作没有工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全都免费。目前基布兹的工业产值约占全国的9%，农业产值约占全国的40%，人口约占全国的5%，是以色列的重要特色。基布兹的人只默默坚守自己的理想，从不去攻击不认同他们理想的人。如果乌有之乡的人不是空洞说教四处咬人，而是言行一致，哪怕只是实践一个村庄，也肯定会得到很多人的尊重。
    
    第二，对于王诚，整天顶个北大哲学博士的高帽子（真假没有考证）晃荡，自己不嫌累，别人还嫌烦。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拿名校博士行头到处忽悠的，一般本科都不是名校的。不知道王诚的本科是那座名校的，能不能也晒一下？北大的，还是北大左右隔壁的？至于，将文学作品与颠覆国家政权罪相联系，跟当年的北大图书管理员说今上的老爷子“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比起来，这东施效颦效得有点自我膨胀吧？当年的北大图书管理员可是真才实学不慕虚名的，从不在乎什幺博士进士的，他的名言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王博士你掂量一下自己算“反动”的哪一层呢？
    
    7、反腐名义派。
    
    反腐名义派就是以反腐败之名侧翼打击方方的一派，以司马3忌为代表，包括前面王诚、明德先生3等，猛攻所谓“三份工资、五套别墅”。重点目标是江夏藏龙岛水天居别墅，其他的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套路。前期明德先生3抛出《方方小产权别墅转正获利千万：当年的干部已落马，瓜有点大！》，故作惊张。后来，大概作了一下调查，发现不是小产权，于是调整了策略。司马3忌以吸引眼球的标题《汪主席的别墅，权贵们的土改》，认为该房产关键问题“不在于大产权还是小产权”，而是“产权来源和方式不合法”，因此，他们转而要求政府公开会议纪要云云。同时，标题“土改”一词，也是煞费苦心的，很容易让人将其与方方写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之间产生某种联想。
    
    其实，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复杂。2003年藏龙岛开放区地处当时的偏僻地带，政府即规划名人艺术工作室项目提升人气，邀请方方、唐小禾、刘丹丽等五位武汉的文化名人入驻。艺术家们的房子只是整个项目的极小一部分。艺术家们向开发商支付了全款，拿到了房子和权证，土地性质是住宅，土地来源是出让（而不是划拨）。法律上已经款物两讫，权属清晰。后面房子价值的升跌是经济发展与市场变化的结果，跟房子买卖行为没有关系。如果同时期是在北上广深厦等城市买房，现在的升值比这个不知高了多少呢！
    事实上，司马3忌也承认方方他们房产的合法性无懈可击（“目前肯定是合法手续齐备”），所以，他们才想出申请政府公开，然后不满足要求就再起诉政府把事情闹大这一招。整个项目和引进五位名人系政府公开、集体行为，不是暗箱操作，不是个人行为。若有疑问你找政府就好了，纠缠方方是何逻辑呢？！
    
    归根结底一句话，拿方方房产说事儿的所谓反腐败完全找错了方向，不过是搅混水，激众怒，以便向方方这口大锅里倾泻更多的仇恨情绪而已。
    
    8、发掘祖坟派。
    发掘祖坟派其实是政治挂帅派的分支，想要从出生和血统上论证方方为坏人。
    
    以明德先生3的《方方家族往事：叔父在黄伯韬兵团，祖叔是蒋经国的第三梯队······》为代表，掘祖坟派没有少下功夫。为了证明方方“家族恨，犹未雪，人家怎幺不抱怨“，明德先生3将方方的家族从祖辈到侄儿，扒了个遍。进而指控方方“到了65岁，还不能从家族的仇恨中走出来，不能睁眼看黄色文明的崛起，不能意识到绝大多数底层人得益于1949年的那场伟大革命才能实现翻身解放“。帽子不可谓不大，诛心不可谓不毒！
    不得不说，明德先生3糟蹋了美好的“明德”一词，自称“先生“，更是对先生的冒犯。你咋
    不扒扒革命领袖和革命烈士中有多少是出身于封建家族的呢？这样的血统论，散发的是哪个年代的腐朽？又是什幺样的荒诞逻辑！如果退回50年，明德先生3一定会觉得遇罗克的人血馒头香甜可口吧？！
    
    可能明德先生3要失望的是，他的文章让人看了完全得不出他的结论；相反，只会对汪氏家族充满敬意和钦佩。汪家四代，称得上书香门第、薪火相传、人丁兴旺、功德圆满。祖父在民族危亡之际，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立德示范；叔祖潜心学问，成一代大儒，立言有成；五叔投笔从戎，参加湘西抗日会战，父亲科技报国，投身新中国的水利事业，立功不虚。至方方这一辈，自己已然大方之家不说，三个哥哥两个教授一个公司老总，后辈也顶尖名校出身，事业有成，海外落地生根。这样的名门望族，她有什幺深仇大恨？要有恨，也是你明德先生3的羡慕嫉妒恨吧？她是最有资格说岁月静好的，好吧？
    顺便说一下，人，要有敬畏之心，因为天地有神明。方方家族，能有如此成就，难道不是他们祖上积有阴德，自己修身正己的结果吗？奉劝明德先生3，还是自己积点德吧，这对你和你的后人有好处的。
    
    9、国家利益派。
    国家利益派大体上分为两个层次。以环球时报胡锡进总编为代表的树旗者，以及众多的跟随者。他们的共同诉求是维护国家利益。
    
    胡总编的居高临下是由其体制内媒体大佬的势能决定的。其惯用的套路是在一番两个黄鹂鸣翠柳式的高深莫测的论述（网络戏称叼盘术）下，打一拳再轻柔一下。
    
    早期胡总编对方方日记的评价尚属中肯：“在武汉疫情严重的时候，方方日记体现的是一种小众的焦虑与公众的大焦虑的有机共振。对于方方日记不能过于放大，应该看到疫情之下的积极面，整体好转的加分项已经超过了起初的减分项。”后来，又说“《方方日记》散发不是什幺好味道，不是正能量”。
    
    前几天，听说日记要出海外版，胡总编有点急了，在《方方日记在美国出版，公众对她的态度会变得更快》中称：“它不会是一般的纪实文学交流，它一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很有可能的是，在未来的风浪中，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幺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
    
    通过将日记的国际版上升到国际政治角力的高度，定位它不符合国家利益，人民将会为日记埋单，胡总编吹响了新一轮围攻的集结号。虽然他照例一拳打出去后又揉了一下，说“当然，中国是强大的，不会因为一本方方日记在西方的出版真就怎幺样了。从长远看，中国社会需要能够承受多元化所意味的各种代价。”，但其国家利益的立论站位高，鼓动性强，不仅引起更多的跟进者，也为对日记海外版的围攻树了旗帜，定了基调。
    这一派人群跨度大，覆盖面广，理由浅显易懂。大体是，方方日记记录武汉封城的阴暗面，很多道听途说，吃人血馒头，日记到国外出版，更是家丑外扬，诋毁中国形象，为国外索赔提供证据，为打击中国递刀子，是美狗汉奸······言之凿凿，义正词严。
    
    对于人群庞大的这一派，笔者并不想简单以NC、小粉红或者五毛七毛来反驳，因为这里面多数人是真心爱国的，甚至是忧国忧民的，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杜昌华兄认为，围绕方方展开的争论，很大程度上也是视角的差异。就此，笔者想展开探讨几点。
    
    其一，日记基调问题。日记记录的是武汉疫情来袭，数百万人突然被困愁城背景下的众生相。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部阳光灿烂、山欢水笑的作品。同时，作者身处其中，感同身受也好，代入感强也好，至少笔下记录的是此时此景的真情实感，是用心写作的。这一点，远比身居京城的胡总或者逍遥域外的作家六六更有说服力。
    
    作为一场重大灾难的见证和民间记录，日记应属冷峻的纪实文学作品，简单地以正能量或者负能量来评判，不仅是不准确的，甚至是浅薄的。首先，不能说它是负能量（其实，真的看过日记的人会发现其中里面有很多的正能量因素），只能说它记录了很多压抑和悲催的事情，这是客观存在，是大背景、大事实决定的；其次，官方有300人的记者团在武汉采访报道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主流媒体也是连篇累牍的正能量，一个身体太不好的老作家，惶惶不安地在家里写写日记，管窥一二，不很正常吗？至于日记的庞大阅读量（甚至压过主流媒体），那是市场选择或者说公众选择的结果，说明它道出了武汉人的心声，引起了读者的共鸣。楚人无罪，怀璧其罪，总不能说是fair play吧？
    
    至于，指责消费死者和吃人血馒头的说法，前面“劳资武汉”的骂文已经讲得很透彻和敞亮了，不再赘述。倒是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些人都说人血馒头，却恐怕都用错了人血馒头的梗。人血馒头来源于鲁迅的《药》，小说通过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揭露的是长期封建统治下，人民的压抑和愚昧，以及对为他们争权利者的麻木。就鲁迅先生的本意来讲，方方日记这件事，到底是谁在吃人血馒头恐怕还是个问题呢。
    
    其二，道听途说问题。这似乎是另外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哲学上，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构成人类知识的两大来源。排除道听途说，何来的间接经验？没有间接经验的积累和传承，人类恐怕还没有走出刀耕火种时代吧？五官都是感知世界的渠道，排除“听说”有可能吗？诟病最多就是方方“听说”火葬厂手机丢一地的事，写进了日记。然后，好事者再配上一张日记中本没有的图片，渲染一下就说方方造谣。其实，这事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有”更合乎逻辑。想想看，那种情况下，死者是直接从医院拉到火葬厂，没有消毒，家人不能见，手机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遗物，火葬厂的人手和条件都不允许对手机进行其他的处理，除了暂时放在地上，堆在一起，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现实不现实的问题。
    
    指责方方道听途说的人，忘了一个事实，他们很多对方方的指责也是道听途说，甚至方方日记都没有好好看过。方方的信息来源是自己信得过的亲戚朋友，并非真的道听途说，可信度远远高于一般的网络传言。再说了，那幺多的网评员或者自干五，国门都没有出过，谈起国外的种种不是一样眉飞色舞，自信满满吗？如果不要他们道听途说，他们岂不是不能指点江山放眼世界了吗？
    
    其三，国家形象问题。家丑不可外扬，维护国家形象，似乎是一个最正确也温和的理由。那幺，什幺是国家形象？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权威论述，作为一家之言，笔者认为，国家形象应该由政府形象、国民形象和产品形象三部分构成。其中，政府形象就不展开讨论了，有兴趣的可以向外交部的华姐、耿哥、坚弟他们寻求答案。
    
    国民形象是通过每个活生生的人、实实在在的事展示出来的，个体差异性很大，群体稳定性很高。比如，节俭、勤奋、好客、谦虚、数学好等等，大概中国人是给外国人的普遍印象。比如，中国的女弃婴多、残疾弃婴多，给美国人（美国收养了十几万的中国弃婴）的印象就是中国人重男轻女和缺少爱心。再比如，那位从美国隐瞒病情编造悲情辗转飞机回国想免费治疗的黎女士给美国人的印象就是不诚实。你若侨居国外，你是什幺样，你的邻居对中国人的印象就是什幺样。如果真的在乎国家形象，至少可以从我做起，出门在外，遵守规则，学会排队、讲究卫生、不大声喧哗、不显摆招摇，特别不要自己违规还要躺地打滚讹人警察。
    
    产品形象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形象。商品时代，一个国家的产品就是国家的形象代言人。日本产品的精致、德国产品的优质，有口皆碑，就是他们的国家形象。过去三十余年中国的产品形象一直在提升，从低端到高端（华为），改善的也是国家形象。但最近口罩和试剂等防疫用品接连在国外发现质量问题，肯定不会给中国形象加分。中国工人拿口罩擦鞋底的视频给中国产品造成的伤害，恐怕华为再推三个新产品都挽不回来。
    
    全球化时代，精神产品在国家形象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比如，韩剧、日本动漫、海明威的小说、好莱坞的电影、维也纳的音乐会等等。具体到方方日记海外发行，它会给国家形象加分还是减分，也许还是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它展示混乱、郁闷、痛苦和悲愤的同时，也展示了坚韧、爱心、奉献、凝聚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如果说莫言的《蛙》、《丰乳肥臀》这样沉重的小说没有给中国形象减分的话，方方日记，更没有减分的道理。至少，日记海外出版本身，就展示了中国自信、包容和开放的形象。这是减分还是加分呢？
    
    其四，授人以柄问题。
    此论在反方阵营中比较流行，就因为美国印度等多个国家的团体或个人在起诉中国，要求索赔，似乎另一个庚子赔款迫在眉睫。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就成了最有整合力的诉求。尽管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但不得不说，他们确实是多虑了。
    
    于建嵘教授昨天在朋友圈写了一段话，基本上是我想说的，摘录如下：
    
    对近期有关“赔偿论”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形成了如下几个观点：1、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的研究结论是，新冠病毒是自然界逐渐形成的，尚没有人工合成的确切证据；2、既然是自然形成的，因此引发的疫情实为“自然灾害”，灾害具体发生在地球上那个国家，不是担责和被指控的理由；3、现有信息表明，疫情发生后，中国已向世卫组织报告，并特别向美国有关人士通报，履行了相关的国际义务；4、各国疫情的爆发，是在武汉封城和中国举国禁足一个多月以后。各国完全知道武汉疫情之惨烈，也应有足够的时间做好本国的防疫工作。因此，中国武汉地方领导人在抗疫前期出现的问题，不应成为各国领导人抗疫失误的借口。【结论】各种向中国索赔的言行，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
    除了于教授所言之外，关于索赔本身，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豁免权，即，在国际交往中，一个国家及其财产未经其明示同意免受其他国家的司法管辖和执行。因此，国外的诉讼，更多的只是政治动作，最终也将是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大概率是不会成为法律案件的。
    
    话虽如此，技术层面还是可以探讨一下方方日记与诉讼的关系问题的。
    
    问题1: 方方日记可能成为法律上的证据吗？
    
    所谓证据（evidence）是指依照诉讼规则认定案件事实的客观存在。日记是个人的记录，融合了个人的见闻和感受，是一个主观色彩比较浓的东西，属于纪实文学。文学作品，除了作品本身的着作权纠纷，法律上根本就不是适格的证据。有哪个诉讼律师会low到去文学作品中寻找证据的？
    
    问题2: 需要方方日记作为证据吗？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是有记忆的，网上海量的资讯，比如，图片、视频、官方文件、统计数据、卫星图像、科研论文等等，哪个不比日记更客观？更不要说人家还有FBI。就这一点，我的高中同学、一位生物学博士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科学家上传病毒序列，为米国递上“一把刀”，没人敢放屁。文学家出版一本日记，就成了汉奸。上传序列的不止一家。发表论文的更多。文学作品允许虚构，不能作为证据。如果要说证据，学术论文的威力可大多了，是无可辩驳的。
    
    问题3: 不出版海外日记人家就没有办法了？
    
    退一万步讲，假定方方日记就是人家索赔的证据，你不出海外版，人家就干瞪眼了？这想法是不是有点掩耳盗铃？前面讲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出不出海外版，日记都在那里，不多不少。需要作为证据，翻译一下就好。一毛钱的难度都没有。
    简言之，所谓方方日记授人以柄为他国诉讼递刀子的说法，如果不是缺少常识就是别有用心的误导。而且，它实际隐含了一个他们自己都不愿承认的逻辑前提，即：中国对疫情的扩散是有责任的，因此，必须捂住，紧紧捂住，不能让人家知道内情。亲们，你是这个意思吗？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你这想法，俺可不同意。
    
    九十多年前有个湖南韶山的年轻人在武汉写了一首《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经典的正解是这样说的：该词表达了诗人对于他所处的时代的沉郁抱负和热切期待，也写出了对革命前途的焦虑和对未来充满坚定信念的乐观。
    
    借用一下这首词，如今，茫茫九派的江城，也有茫茫九派斗法，一场瘟疫下的一部日记，也是沉沉一线贯穿南北，搅动网络世界风吹浪打。挺方阵营相对理性，有烟雨莽苍苍，黄鹤知何处的忧虑；反方阵营比较激愤，有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豪情。双方角力，就像那上下两片磨盘；写完日记的方方就是那磨盘里的黄豆，只能听任研磨了，最后变成的是豆浆、豆花、豆腐、千张、豆粿或者是臭豆腐，已经不是黄豆所能控制的，不过是吃豆者的各取所需罢了。此正是：
    
    弯弯的河，方方的锅，
    方方的锅兜不住弯弯的河；
    圆圆的磨，方方的锅，
    方方的锅合不上圆圆的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