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年的农历春节，华人心里很不好受。吃着年夜饭，看着枪击案的报导；南加州的蒙特利公园市的舞蹈社11死枪击案和北加州半月湾农场的7死枪击案，把一个欢乐春节全毁了；心碎的不只是这十几个家庭，叹息的也不是加州华人社会 ；究竟是何因素，足以支撑一个人拿起枪来扫射？
在警方尚未完整公布行凶动机之前，媒体多多少少已曝露了一些蛛丝马迹，南加州的隐约透露年长者的个性、家庭与人际关系，北加州的指向个性、生活、职场霸凌与纠纷；两者交叠的是嫌犯有相似的人格特质。
「我怎么可能不生气？」许多容易火大和不易动怒的人，生气时都会冒出这句话；生气不是单方，除了生自己的气之外，双方的交互常是生气的源头。生气本身未必要给予评断，「谁没有生过气的请举手」应是没有人会举手；重要的是当正要生气时或生气之后，那一念之间和收拾情绪，能否自我练习和自我提醒，而不留下遗憾？
本期封面故事就来解剖生气，让这些生气的案例转为正面教材。
疫情、政治立场分歧、气候变化效应??生活中的各种压力源，让我们或家人「情绪暴走」，然后在怒火迸发过后，后悔不已。人性的有趣，就在于此；「没有人是永远的天使」，许多人在暴怒后，震惊于自己或他人的暴走行径，进而对自己、对所处的这个世界，有了更深的省思。一起来看看以下几个故事。
案例1：「他们怎么还笑得出来？」
英国因疫情封锁数月后，我和伴侣终于可以去伦敦拜访好友。我们准时到达咖啡店，朋友迟到了10分钟，让我很不爽。
时间地点都是他们定的，我们缩短了行程予以配合，这也太不通情达理了吧。我反讽地向朋友说：「真高兴你们终于到了！」但他们没有反应，也没有为自己迟到道歉；这让我怒火中烧，觉得他们太夸张了。那天，我们一起出游的整个过程中，朋友一路笑开怀。
后来我和伴侣重提此事，但她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我痛哭说：「我不想再和他们做朋友了！」伴侣困惑地看着32岁的我，因好朋友喝咖啡迟到，俯在她胸前抽泣。
她温和地问：「你想因此结束这段友谊吗？」我说：「对！」
谢谢我的伴侣让我发泄；等我哭完后，我们一起嘲笑我之前的荒唐反应。
疫情下，长时间与人隔离，让我变得暴躁易怒、社交脆弱。我忘记了怎么与人相处。—威金（Amary Wiggin）
案例2：「我不认为这件事很有趣」
我和妻子去看电影「捍卫战士：独行侠」（Top Gun: Maverick），这是疫情后我们进戏院看的第一部电影，坐在我们前一排的一群青少年一直在玩手机。
剧情最高潮时，我看到有人把手机举起来自拍；闪光灯熄灭时，我错过了这一幕。我失控地走到他们那排，抓住自拍那人的手臂，当场开骂说，我「等了30年才看到这部续集」，然后冲回座位。再也没有人把手机拿出来。
我后来向朋友和家人活灵活现地讲述了这起事件，好几次「笑果」都不错。但过了大约一周之后，妻子在我们散步时，提出了不同看法。她说：「我不认为这是什么有趣的事，那些孩子一定吓坏了。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你做过那种事。」
我重新回顾这整件事，到底是什么让我觉得自己有权那样对待另一个人？ 我不再讲述这个故事了。如今回想起来，我只记得他们在电影大银幕发出的蓝光中，震惊的脸庞和默默的点头；我为此感到羞愧。 — 洛克（David Lock）
案例3：「我想都没想，就把车子调头追上去」
「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 案被推翻后，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聆听一位俄亥俄州生命权倡议组织的人上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评论。我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感到心痛，收音机里那个人的谈话更加剧了我的绝望。
当我穿过一个环形交叉路口时，一位开着红色凯迪拉克的老白男，边打手势、边大喊大叫地对我按喇叭。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高兴，我既没有违反任何交通法规也没有抢他的道。
怒火在我心中升起，我想都没想，就调头直奔去追开凯迪拉克的那个人。我像白痴一样开了10分钟的车，试图找到这个人，对他说些什么。那一刻，那个人代表了让每一个女人感到次等对待的男人，我受够了。
我很庆幸自己后来没有找到他。那次的情绪暴走，真的很可怕了。在俄亥俄州的大马路追逐陌生人，并不是我最自豪的时刻；我认为，那是我失去自主权之下的反应。 — 米勒（Erin Eppich Miller）
案例4：「那天我需要辞职」
那是华府一个美丽的秋日，阳光明媚， 远程工作的压力已经累积了数月，甚至数年。 我非常想出去走走，但无法从电脑旁起身。 「再写一封电子邮件就好，」我一直在想。
太阳落下时，我的搭档走进公寓说了一句：「外面真好，你没出去吗？」
愤怒汹涌而至。 我把笔记本电脑扔到墙上。我尖叫着说了一些什么？我甚至都想不起来了，但我记得搭档的回答：「就这样吧。打电话给你老板。你完成了，我们会想出办法的。但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那就不值得了。」
我离开公寓，砰的一声关上门，在洛根圆环来回踱步，怒火在我的身体里汹涌澎湃。 我的腿发麻了将近30分钟。 我一回过神来，就知道我必须道歉。
我的搭档慷慨地接受了我的道歉。 但这并不能使我的爆发正常。 他值得拥有比这更好的。 我应该得到更严厉的后果。 我打电话给我的医生，要求推荐一位治疗师。 等待是三个月。 我还在等。 那天我需要辞职。 我没有。 我仍然没有，但我知道我需要。 — 斯科特·沃尔克丁（Scott Voelkerding）
案例5：「恐惧短暂地压倒同理心」
我为能够冷静地帮助我的家人度过大流行病封锁、在家上学、远程工作和多次停电而感到自豪。 （「这是一次冒险，孩子们！」）
当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森林大火使我们的夏季空气变得有毒时，我开车到很远的一家五金店收集材料来制作自制的空气净化器。 我的搭档尼克从地下室拖着一台沉重的空调机组上来，我们希望它能冷却和净化进入我们温度达90度的家里的空气。
一天后，我意识到空调正在让孩子们的房间充满有害空气。 当我让我的搭档帮我换空调时，他说我们无能为力，而且「很多人的情况比我们还糟糕。」 我完全失去了理智，大喊：「我才不管别人呢！」
在工作方面，我帮助面临人口贩卖风险的女性。 关心他人是我生活的内核。 但在那一天，恐惧短暂地压倒了同理心。 我很生气，因为我觉得无力保护我孩子的安全。 — 雷切尔·金利（Rachel Kinley）
案例6：「你刚刚是不是在我的垃圾桶里放了东西？」
在一个夏日午后，我和伴侣出门遛狗。出了树林，我们把装狗大便的垃圾袋丢进附近邻居的垃圾桶里；这家人住在树林小径入口处，他们总是把他们的垃圾桶留在车道上，我们很感激他没有把桶子收回屋内，我和其他许多遛狗者因此不必把狗大便垃圾袋一路拎回家。
那天，我们照样把袋子扔进桶里就走，但这回我们听到沉重的脚步声传来，一转身就看到一名中年男子大步朝我们走来。「喂，你刚才是不是往我的垃圾桶里放了东西？」
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作为好邻居，我们愉快地回应。然后他开始指责我们用我们的狗屎毁了他的生活。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你们看起来是好人，怎么会有任何一丝念头认为这么做是OK的呢？」
我当场道歉说：「我很乐意把它拿出来。」但当我打开垃圾桶时，看见整个桶子底下有三分之一装满了几十个五颜六色装狗屎的垃圾袋，立即笑了出来。邻居以为我在嘲笑他，开始长篇大论地数落了起来。
于是，我失控了，大吼说：「这不是和你邻居说话的方式！你就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去死！」
我和伴侣离开现场，但我对这整件事感到非常尴尬，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走那条路遛狗了。我们大家都很不好受；想想，这一切全是为了狗屎。— 塔特尔（Aliza Tuttle）
案例7：「我不想成为那个人」
几个月前的一个周日早上，我在一家餐馆里发了顿脾气。我对该坐哪里有些困惑，也对纠正我的女服务生很生气。我想坐在我想坐的地方，却被告知不能坐那里时，我表现得很糟；「如果非得换地方坐不可，那我就走人，」我的声音愈喊愈大，行径引人侧目；但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对待。
对女侍发完飙后，我冲了出去。这么做，既愚蠢又毫无意义，既尴尬和不合时宜。在疫情期间被关了这么久，我忘记如何与人相处；我觉得自己有权不耐烦，很容易生气。但宇宙总有办法教会我一些事情。
第二天我们去了另一家餐馆，我看到一个排队等候付款的女人，当有人走到她面前去拿他的外卖时，她突然在餐馆里叫道：「嘿，是我先来的。」对方道歉了，尽管他们根本不是排在一条在线，但她置之不理并继续大喊大叫，称对方是种族主义者。看着看着，我觉得很可怕，也让我意识到，前一天我发脾气的时候，所有人因为我而经历了什么。
我不想成为那个人。我希望我再也不是那个人。—克罗（Daniel Crow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