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分批出版的「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中，桂籍旅美作家江岚的长篇小说《合欢牡丹》是首批出版的几部作品之一。小说以女主角的婚外情为主线、以主角几位女性朋友的生活、情感为次要风景展开叙事，用意所在，自然是借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讲述移民生活的经验与感悟。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小说家内心的萧索、悲凉与沉痛每隐于优雅、从容而风趣的叙事语言背后。

小说叙事由主角沈玉翎和当年大学同学方若施在曼哈顿充满轻松斗嘴的午餐见面开始，接着以略显沉缓、滞重的笔法叙述沈的邻居王涓涓落落寡欢的家庭生活，一畅一滞，一顺一逆，恰成反差。

王涓涓是全职家庭妇女，沈玉翎是职业女性，表面身份殊异，实则家庭出身、成长背景、出国前巨大的情感挫折、出国后边缘的陪读身份，二者几乎如出一辙。作者有意用对照的手法，在人物设计上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在两个人物身上讲同样的故事，又在细密比较中映照、反衬出彼此心性行为的庭径，生活本质的异同，可谓匠心独运，寓意若深。

王涓涓容貌秀美，在家养花画画，悠闲自在。然而在光鲜华丽的生活外表之下，却是无爱婚姻里夫妻间无处不在的隔阂与冷漠：丈夫无法忍受妻子常态鄙薄所生精神挫折，最终施以暴力进行报复；妻子自认全无退路只好默然忍受，却一次次打胎拒绝孩子的出生。这令人窒息的婚姻关系若非以王娟娟最终出走声明终结，恐怕两人会在彼此残忍的折磨中一齐疯掉。

相比之下，沈玉翎和丈夫虽各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不菲，感情上自幼熟识，却依然不能掩盖彼此在性情、志趣上的迥异。事实上，王涓涓夫妻之间的疏远和冷漠，是沈玉翎夫妻隐形的，却同样性质的疏远和冷漠的放大；王涓涓内心压抑着的孤独、忧伤与绝望，沈玉翎同样时常独自感受，于沉默与隐忍中最终找到婚外情作为宣泄口。

似乎有一个无形的边界将华人移民的生活世界与美国社会区隔开，小说的叙事场景，只围绕着主人公们略嫌狭小的生活圈展开。即便跻身美国内核金融圈、单身已久的方若施，似乎也只将自己的婚恋对象锁定在华人圈里。新移民大都在国内经历了完整的教育、以心智成熟的成年人身份移居美国，努力上进，渐渐学业事业有成，过上中产阶层生活。与上一两代华人移民相比，既无深重的家国忧思与悲念，也无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艰辛与焦灼。尽管如此，既或在开放、平等、包容的美国社会不难创建良好的社交圈，但若论进一步更深刻的思想、情感的交融，他们似乎仍然更愿意选择在华人世界创建密友圈和寻找终生伴侣。从小在再婚家庭长大、对个人感情谨慎内敛的方若施最终接受了华裔服装设计师孟繁星的追求，当与孟自幼受父母影响、说得一口流利北京话、言行处处体现中国人礼仪素养大有关系。文化身份有时看似虚无，却如深深的灵魂烙印无法去除。

沈玉翎的出轨对象刘家鼎，依然是华人。刘虽作为一名成功商人，内心却有无法忘记的苦难、难以言说的屈辱、时刻隐忍的煎熬，身心衰疲。「他的眼睛。那种见不到底的落寞与寡欢，比夜还要幽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有那样的一双眼睛？」这样的复杂印象，触发了沈玉翎的内心共鸣，在防备着疏远与好奇着接近的矛盾中，最终到底没能抵住内心的诱惑。她一面与刘家鼎私情偷欢满足于虚幻的幸福，一面过着一成不变庸碌的家庭生活，不动声色。这双重的生活虽无人知晓，读者却分明能感到她的迟疑、恐忧、惶惑与渴望、耽溺、沉迷。隐蔽的欢愉与现实的庸碌，究竟哪种生活才是真实？放纵于情欲与处世以理智，到底哪个自我才是本真？沈玉翎已全然陷入迷惘。

小说以留白的方式结尾，喜庆场景之中暗含无限萧索，隐藏无尽反讽。方若施盛大的订婚宴上，一众朋友在盛开的牡丹芍药花床旁合影，方若施并不知道和她手挽手的未婚夫其实是一位同性恋，而挽着丈夫手臂的沈玉翎并不知道她正爱着的刘家鼎此时已然病入膏肓。方若施此刻正沉醉其中的幸福，像是即将涨爆的彩色气泡，残局将不堪收拾；至于沈玉翎，她将如何面对与刘家鼎的生离死别？她由此戛然而止的爱又将情归何处？所谓繁华尽处，如悲凉之雾，遍披华林，万丈红尘，又几回梦醒，唯见秋凉。

身兼学者与作家身分的江岚在小说创作上似乎并无「宏大叙事」的抱负或野心，她并未刻意寻求特定历史语境下风云激荡的「中国故事」表述。《合欢牡丹》所写的，不过是美国社会华人新移民的日常生活，有中产阶层富足的安适与优越，有故国亲友羡慕的风光与自在。但正如作者所揭示的那样，光鲜华丽外表下未能掩饰的是许多人内在的孤独、压抑和空虚。正是这样一种双重性导致新移民们无可避免的身心分裂，令一部分敏锐而真挚的灵魂在无限的心灵寂寞中坐视生命的消磨，无奈而苍凉。情欲纵然可以填补部分虚空，到底不能避免幻灭的悲哀，一如作品中所引喻的「太虚幻境」。由这个意义上说，《合欢牡丹》人物故事是作者心灵的幻影，投射于文本，诉诸于读者，难掩其内心于世人深沉的悲悯与寂灭。

（马卫华，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