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隧洞贯穿巴颜喀拉山从而引长江上游之水入黄河的西线工程，并没有尘埃落定。普通人习惯将南水北调的东、中、西三条线视作一个整体。按照思维的惯性，三条调水路线的规划、论证和决策通过，似应同时进行。事实却未尽如此。

编制南水北调规划的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将三条线打包为《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并上报国务院审批，但2002年12月23日国务院的批复中说，“根据前期工作的深度，先期实施东线和中线一期工程，西线工程先继续做好前期工作。”

但直到2006年9月，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项目建议书还没有完成。这一方面和西线的前期工作量巨大有关，另一方面，项目建议书编制的4年中，西线工程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主要的调水区四川，争议尤其激烈。有人认为，争议延缓了项目建议书如期出台。

前不久，4位四川专家和学者编辑并资助出版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这本书的撰稿人，有水利、地质、工程方面的专家，亦有经济、社会、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学者，还包括数位当地官员。书中从西线调水的目的、经济合理性、技术可行性到地质风险、生态影响、补偿方案和决策程序等，至少提出了10个方面的问题，表达了和现有规划不同的看法。

尽管从投资总量到建设难度都远远超过三峡，西线工程并未引起三峡那样的巨大效应。2001年完成的规划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除了有关方面行事低调，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西线建设将面临水利史上空前的挑战，在很多人看来，上马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这些人中，就有国土资源部成都地质与矿产研究所研究员陈智梁。

由于地处3500米左右的高原，西线工程区气候寒冷、气压低、含氧量低，每年适合施工的时间不到半年。如果说，青藏铁路的成功可以打消工程学界的一些担忧，但工程区复杂的地质条件和可能出现的风险，还是让陈智梁等地质学专家无法释怀。陈智梁说，可初步认定，东西向的引水线路将与5条南北向的断裂带或垂直或大角度交叉而过，无法避让。资料表明，5条断裂带中的3条是重要的活动断裂。这些断裂带的存在使地震成为可能，这一点对水利工程来说，无疑是最坏的消息。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宝拾和成都地矿所研究员潘桂棠认为，调水工程区所在的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地区新构造活动活跃，地势仍在上升，山体断块纵横，未来的工程建设面临诸多不利因素。

总之，西线施工难度将与其史无前例的规模匹配。由于环境恶劣，缺乏持续工作的条件，对西线工程区“兴衰攸关”的地质研究并不深入。“只有1980年代做过1□20万区域地质调查，更进一步的区域野外考察和专题研究没有做过”，陈智梁最担心的是，规模浩大的西线工程，要在一块人类所知不多的区域展开。

南水北调规则的编制机关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不会同意陈智梁的担心。在黄委会看来，西线工程并非建基于一片空白，相反，黄委会已经为此研究了50多年。黄委会设计院一位工作人员说，“查勘牺牲了好几个人的生命。”
1952年，毛泽东视察黄河，时任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向毛泽东汇报了关于引江济黄的设想。毛泽东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这句话后来被一再引用，并被认定为南水北调设想的第一次面世。

尽管1958年这样的年头里曾有人提过，要从南方引水4000亿到5000亿立方米，一举解决北方缺水问题，但狂想于西线的进展毫无帮助。实际上，从长江上游的大渡河、雅砻江和通天河等地调水济黄的研究，直到1987年才开始启动。前期勘查工作长达10年之久，1996年，西线调水开始进入规划，黄委会这才确立了西线调水的基本思路。其中包括调水地点、调水方案和调水量。

而调水的基本目标有三：一为缓解黄河流域生活和生产用水压力，二为遏制西北生态恶化的趋势，三为冲沙。2005年，水利部长汪恕诚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西线更重要的意义是对黄河中下游的冲沙和保持生态水量作用，现在黄河一年产生的泥沙有13亿吨，其中将近有4亿吨要冲到海里去，如果按30方水冲一吨沙子计算，需要120亿方水。

汪恕诚对西线调水解决黄淮地区生态危机寄望良深。但在部分四川学者看来，西线调水的三个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不可兼得。尤其是生产、生活用水与冲沙用水，是一对矛盾。更何况，“120亿方水冲下来，也要携带泥沙，到头来还是冲不胜冲。”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林凌说。

和水利部长的设想相比，黄委会的规划中更强调补充黄河流域的生产和生活用水。其中提到，由于缺水，山西的煤炭基地、陕西的石油基地以及西部大开发势必要倚重的“重化工产业”难以发展。这一点遭到了四川省社科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主任刘世庆研究员的激烈批评。

“支持西线调水的一个重要理由是黄河中上游的煤炭基地和重型工业需要大量用水，但这个理由本身存在争议”，刘世庆多次着文，质疑在缺水的黄河流域集中建设重化工和能源基地的工业布局，她说，“很多专家认为，不应该在缺水地区大兴高水耗的产业。产业布局不调整，只强调供水，不要说170亿立方米，270亿也不可能解决黄河缺水。”

而对刘世庆的同事鲁家果来说，连调水170亿立方米的目标，也是一个被高估的数字。据他计算，如果考虑到引水地年径流量的季节变化、年际变化、输水损耗以及引水枢纽的库容，一期工程的可调水量只有33.4亿立方米，而经过输水和入黄后的损耗，可用水量最大只有28亿立方米。这和一期工程调水40亿立方米的规划相去甚远。

鲁家果的计算并未从水利专家那里得到更多支持。但调水量显然是规划中最容易引发争议的部分。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领衔的专家审查委员会在2001年的审查报告中，也要求黄委会进一步确认调水量。更有意见认为，170亿立方米水量是四川“不能承受之多”，因为作为调水区的四川，同样面临着缺水的问题。2006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专题调研组赴四川听取汇报。

81岁的林凌在四川省副省长王怀臣之后汇报，他提出，成都平原集中了3000万人口，GDP占四川全省五到六成，但由于受岷江和沱江缺水与污染困扰，四川正在酝酿从大渡河调水入岷江。“调大入岷”与“南水北调”势必冲突。

早在2005年3月，水利部和黄委会先后在成都召开西线研讨会，四川学者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当年6月，水利部即发函给黄委会，要求应对“调大入岷”，将南水北调西线规划中的一二两期工程合并。黄委会随即进行调整，计划调水80亿立方米，较原来两期工程调水量之和少了10亿立方米水量。

鲁家果认为，“西线调水一期工程于2020年完工，但黄河生态环境建设迫在眉睫，等到20年或50年以后再动手为时已晚，所输之水远不足以弥补因环境恶化而损失的径流量。”黄委会有人士认为，此说正说明西线应该加紧上马。“只要中央有决心，像搞三峡工程那样搞西线，西线建设时间完全可以缩短。”

这是否是一个悖论？西线规划中，悖论还有很多，比如陈智梁说过，“西线工程地质问题固然很多，但并非说技术上不可行──如果像青藏铁路那样不计成本，技术难题都可能克服”，但问题是，“在现有投资框架内，很难解决。”

鲁家果是最早批评西线工程的学者。他最初觉得“不对”，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级工程的造价计算方式很奇特”，鲁家果说，3040亿元的静态投资“只计算了两项造价：每公里隧洞要花多少钱，8个大坝，每立方造价多少钱。配套工程、移民安置和生态恢复，完全没有计入投资。

正如重新计算调水量一样，鲁家果也重新计算了静态投资。他认为，仅再加上配套工程投资一项，西线静态投资就将达到5800亿元(2000年一季度价)。2004年底，他将自己对西线的看法──包括两个新的计算结果──写成一封信，递交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据说这封信也引起了水利部和黄委会的重视。即使按照规划数据，3040亿元西线投资如何筹措，也一直受到质疑。是否有能力像陈智梁所说那样“不计成本”地支持技术攻关，亦难断定。

投资方案之一试图说服黄河水力发电企业投资西线。规划估计，到2050年，南水入黄后涉及黄河流域40座梯级电站，可扩大装机容量1647万千瓦，代替火电装机容量1841万千瓦，总计黄河可增加发电收益221亿元，届时，黄河水电企业作为西线的投资者，同时也将是直接受益者。这个方案据说颇受欢迎。但中线和东线的投资模式出台前，也曾考虑吸收民间资本采取多种融资形式，但最后却回到“中央预算内资金＋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基金＋银行贷款”老路，因此，西线投资将采取何种形式，尚需拭目以待。

关于西线，悖论还有很多。《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下称《备忘录》)的两位主编，林凌81岁，刘宝拾75岁，两人都思路清晰，言谈敏捷。主编这本书，用林凌的话说，是“立此存照”：“我们不反对南水北调。但是我们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从规划内容到决策程序，都有质疑。”林凌说，“争议应该发出声音，并且保留下来。”

多名学者从各自课题经费中提出资金，资助了这本书的出版，其中包括主编林凌和刘宝拾以及副主编马怀新、刘世庆等人。“一个忧国忧民的学者，根据他的知识和积累，提这些问题，完全应该，也是他的责任。”林凌说，“这本书就是这种责任感的体现。目的是为了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也有声音认为，《备忘录》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本身和对黄河水利委员会(下称黄委会)所作规划的质疑，是“地方利益在其中作祟”。《备忘录》的出版，被指为罔顾黄河上游六省缺水现实去维护和争取地方利益之举。2004年，有报纸刊出新闻称，西线工程计划将于2010年动工，并有意见认为，可将动工时间提前到2008年。林凌说，西线工程几乎是悄无声息地突然变得十分迫近，但他们发现自己对此十分陌生。

2004年6月，四川省老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老科协”)在成都都江堰召开会议，邀请多位省内学者与会，就西线工程进行座谈。大多数《备忘录》的作者，在这次会议上才第一次看到耳闻已久的规划文本。而此时距离黄委会《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及第一期工程规划》通过水利部专家审查，已经有3年之久了。

在林凌等人看来，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因为涉及四川地区地质、水文、气候以及民族和宗教问题，四川学者的了解和积累更多。“不管是对青藏高原的地质问题，还是对藏区的了解，四川学者都走在全国的前列，”但令他们不满的是，黄委会编制西线规划的过程中，只有少数四川学者参与甚至知晓其事。

鲁家果和《备忘录》的副主编马怀新、刘世庆都证实，总的说来，参与规划课题的四川学者与黄委会的合作不算愉快。那些涉及西线工程对四川水力发电的影响以及移民等敏感问题的课题，尤其如此。“不知情”的感觉显然加重了初见规划时的意外。对陈智梁这样的地质专家，意外转化成担忧，对马怀新这样的电力专家，觉得黄委会的低调是刻意为之。

都江堰会议的与会者认为，规划中的西线工程风险过大。“会上最尖锐的说法有两种，一种叫‘不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一种叫‘不要在脑袋上抽血’”。林凌本人正是前一种说法的发明者。相比较而言，鲁家果对西线工程的批评，做了大量数据分析，虽然语气温和许多，但更加迫近实质。鲁家果于2003年底得到西线工程规划，会议召开前，他已将对规划的不同意见撰写成文。他在文章中提出，西线工程规划在调水量、地质风险、环境影响和经济可行性方面的评估，都难以成立。

他的观点在都江堰会议上显然影响了一批同行。最后，会上形成的主要观点被写成报告，由老科协出面，提交给了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政府。主要由四川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者组成的四川省老科协，核心组织是其“高级专家顾问组”，其中既有退休的前政府智囊，各行业领域的退休负责人，也包括退休的前四川省高级官员。老科协的报告中说，四川应该注意西线规划包含的风险，并提出应组织力量投入研究。

但是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回复他们的报告。而鲁家果的文章此时呈送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手中，此后引起了规划编制方黄委会和水利部等部门的重视。2005年3月，水利部和黄委会一前一后，在一周内先后赴四川，就西线工程及其规划，与四川省有关部门、专家和学者召开座谈。林凌和鲁家果都受邀赴会。

这两次旨在说明和沟通的会面，并没有消弭双方在西线工程认识上的鸿沟。相反，某种情绪在会前会后开始发酵。“会上我们才知道，规划早在3年前就编制完成”，林凌说，“我们的意见更大了。”有人认为，那些对西线施工地带有着多年研究经验的四川学者，因为可能提出反对意见，被排除在了规划之外。或许正与此有关，2005年3月前后，林凌、刘宝拾等人开始向四川学者约稿，筹备出版《备忘录》。

2005年3月在水利部的座谈会上，鲁家果提出，黄河流域的缺水现状难以通过调水解决，相反，要从节水上想办法；黄委会一位专家愤而起立说，让黄河流域节水，无异于让饿肚子的人勒紧裤带，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讲法。所有接受采访的四川学者都声称，《备忘录》的立场是“促进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地方利益不是我们考虑的(出发点)。”林凌说。但是，尽管他们一再躲避“地方利益”以免损伤学术公信力，利益相关的猜测一直没有停止。

“我觉得从地方利益角度考虑我的意见是误读和误判。”陈智梁小心地避免了说出更刺激的词语。黄委会一位工作人员说，西线之所以在工程项目书编制的节骨眼上引起争议，一是和今年人们非常关注水利枢纽工程有关，另一方面，黄委会过去的表述口径中，对西线的影响太过于轻描淡写。“比如环境影响，过去说没有影响或者影响很小，实际上，这幺大的工程，怎幺可能影响很小呢？”

事实上，四川方面正是觉得，水利部门在试图尽量淡化工程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这激起了他们情绪上的反弹。四川社科院研究员张序说，水利行业的“庞大队伍形成了一个巨型的利益集团”，其他人群的声音和影响力与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2005年3月的两次会议上，很多细节都是饶有趣味的。林凌等人提出，南水北调对调水区的移民和生态要做后续投入。

据林说，当西线调水投资高达3000多亿的消息传到规划中调水点四川甘孜和阿坝一带，地方官员一度十分高兴，对调水补偿抱有很高期望。但补偿方案只列出了淹没损失，距离当地政府的期望甚远。

“通过搞一个工程使当地老百姓富起来是不可思议的。”2005年3月22日，在水利部召开的会议上，林凌说，“要调水区和受水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就要后期扶持。”随水利部前来的研究人员反驳林凌说，硬要将当地的小康和南水北调挂钩，是不现实的，那样只能使工程搞不成。

但林凌坚持认为，如果后续扶持不到位，将对长江上游生态造成毁灭性打击。工程施工完成后，要恢复和保持长江上游作为生态屏障的功能，需要花大量费用用于移民安置和环境治理。“否则，就算救了黄河也要毁了长江，甚至毁了长江，也不一定能救得了黄河。”

与此同时，有人认为，黄河发电的增量正是调水流域发电的损失，南水北调与西电东送存在冲突。“长江上游已经规划和在建未来的水电基地，要水还是要电，不能两全”。当有人提出黄河水发电收益可对长江发电损失进行补偿时，林凌说，对四川和长江流域来说，损失多少电并不是问题，损失多少税收才是问题。

水权问题也被提出来讨论。有人提出，借鉴黄河流域“水权置换”的经验，四川应该争取北调水量的经济补偿。而这一点显然没有被黄委会考虑在内。因为黄委会对此的回答是“水权国有”，西线工程属于全国性的大工程，事属“全局考虑”。双方就此僵持不下。2006年8月21日，水利部与黄委会二赴成都，专门与四川方面谈补偿问题。从反馈的信息看，双方并未在水权方面达成协议。

利益相关的指责天然是双向的。同样是在8月，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官员向全国人大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专题调研组做汇报时说，在南水北调问题上，黄委会是利益相关者，编制规划应该将长江水利委员会和地方政府都吸纳进来。规划显示，西线调水未来将对三峡发电将产生影响。但在此之前，三峡对西线的影响可能会更早、更大、更深远。对《备忘录》的作者群来说，三峡是一根标杆。有三峡的先例在，意味着知情权、公开讨论、利益博弈乃至全国人大投票，都是西线这样的超大水利工程必须经历的程序。而当现实不孚所望的时候，这根标杆就成了争议中最有力的武器。

“三峡工程上马是听取了全国各方面专家的意见，经过多次反复论证和模拟实验，特别是通过全国政协讨论，全国人大无记名投票，多数代表表决通过后才开工的，”在《备忘录》的前言中，编者特意以此证明，2002年12月23日国务院《关于西线工程总体规划的批复》并不意味着西线决策程序已经完成。

有的时候，三峡还被当作一个量词使用。人们用它来确定工程规模、投资数量、建设周期、预期回报、工程风险大小和移民难度，乃至某个水利工程“维系中华民族的程度”。在与三峡工程进行一番对比之后，《备忘录》作者认为，“比三峡工程不知要难多少倍，风险也不知要大多少倍”的西线工程是否上马，应该更多听取全国各方面尤其是被调水地区的意见，并经过“全国高层次的民主决策程序”，才能决定。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宝拾和成都地矿所研究员潘桂棠说，西线规划“是全国人民参与建立公共规划论证体系的大事”，因此必须实现“全社会参与、科学决策、人民监督”。然而，在“全社会参与”与“科学决策”之间，并非没有矛盾。水利界向来有声音认为，水利工程不仅涉及诸领域大多十分专业，而且背景资料浩繁，人大代表能否在短时间内判明利害，做出决定，值得怀疑。更何况，人大表决是否意味着没有人对工程的后果负责？

“三门峡也是人大表决通过的。”早先，工程院一位院士就西线是否需经人大表决的问题表态说。鲁家果表示不能认同此说。“三门峡工程提交人大表决的时候，不仅鼓掌通过，而且还要欢呼，但到三峡表决的时候，不是有177张反对票、664张弃权票和25张没有投出的票吗？这说明时代在进步。”“不能因为老百姓不懂，就不让他们知道，不让他们议论。不懂就要解释。”鲁家果认为，未来的大型水利决策中，要防止一种倾向：允许表达反对意见，但是最终拍板还是少数人说了算。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院士曾说过，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反对者。9月，西线规划设计单位黄委会勘查规划设计院回应争议时说，西线这幺大的工程，有不同意见，实属正常。“作为一个技术研究机构，我们的看法是扎扎实实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同时吸取各方面的意见，但是没有必要卷入争论。”设计院办公室一位副主任说。

但设计院“少说多做”的低调姿态，被鲁家果认为是想“省得麻烦”。“这个麻烦是省不掉的。”鲁家果说，“反对意见不是因为允许表达才存在，而是存在就一定要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