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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首位通过法考的盲人王慧:与黑暗抗争二十年

2020-05-26 11:00:08

天津首位通过法考的盲人王慧:与黑暗抗争二十年

  他试图用无障碍信息技术撬开一道口子,帮助残障人士走出“盲区”。


  王慧进行法考期间。图片来自天津司法局官网。

  文|新京报记者魏芙蓉

  35岁的盲人王慧不“盲”。

  他中等个头、体态微胖;说起话来音量高,语速快;一身黑色的Polo长衫搭配墨绿色针织马甲,精气神十足。

  除了方框眼镜背后那双低垂的眼睛,你不会觉得他有什幺不同。

  双目全盲的十年时间里,王慧依靠信息技术拥有新的“眼睛”,先后成为兰州大学历史上首位盲人学士、天津市首位通过国家法律资格证考试的视障人士。

  作为视障工程师,十年信息无障碍之路中,王慧自发为视障人士普及电脑和智能手机使用知识,成立“心之光无障碍智能体验中心”接待盲友咨询,被天津的视障群体所熟知。

  王慧认为,残障既不“明亮”,也不“灰暗”,但由于一些便利条件没有惠及,使得部分视障群体仍困居在“黑暗”中,他试图用无障碍信息技术撬开一道口子,助其走出“盲区”。

  “不被特别强调的事”

  接纳黑暗前,王慧和黑暗抗争二十年。

  右眼天生失明,仅有的左眼也视物模糊,小王慧顶着1000度的镜片一路念到高中,课业繁重,左眼视力急剧下降,又换上了2000度的镜片。

  三年高中读来困难异常,即使坐在第一排也无法看清黑板。

  像是一场和黑暗的较劲,黑暗制造不便,他化解它。

  “老师在讲台上面讲课、写板书时,我就用草稿纸根据老师的描述复写板书”,王慧说。可一遇上数学中的立体几何,又让他犯难,想象不出图形和辅助线,就只能趁着下课老师还没有擦掉黑板的时候,跑到讲台上凑近看。

  后来,班里擦黑板的活计干脆全被他包揽下来。

  除了更多时间精力的投入外,似乎也没有太多异常。仅仅是在班里测视力的时候,视力表摆在教室中央,学生排着队轮流等待,同龄的孩子们吵吵嚷嚷,好不热闹,只有王慧心里紧张:一旦摘了眼镜,即使是视力表上第一行最大的字符,他的左眼也看不见。

  自己和其他孩子的不同被当众放大,这让王慧不适。

  2003年,王慧以高出一本线30分的成绩,考入兰州大学,就读政治与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妻子高建华和王慧相识于大学,印象里当年那个戴着厚重镜片的男孩异常活跃,“打辩论,参加社团联合会一个没落下”,“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左眼的残存视力,是彼时王慧日常活动的倚仗。可就是这点微弱光明,还是被剥夺了。大学三年级,视力恶化,他被诊断为青光眼晚期,原本不佳的视力到这时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像隔着几层纱布”,只能勉强分清白天黑夜。

  高建华有时也纳闷,为什幺失明让这个人没点反应。即使是在2011年,左眼视网膜脱离,王慧被宣告彻底失明。医生面前,高建华哭得不能自已,王慧却难见情绪波动。

  “从来就没用双眼看过世界,左眼也看不清,完全失明后,我倒是觉得彻底解脱了”,王慧后来说。

  看不见的日子里,他用MP3录下老师的上课音频、录下高建华的口述笔记;他上网检索到语音输入法和屏幕朗读软件,借助它们花俩月一字一句敲下毕业论文。2008年,他从兰州大学顺利毕业,成为该校历史上首位盲人学士。

  多年后,他的事迹在本地传开,不乏有到访的媒体想挖掘他身上那些由“失明”所带来的苦痛经历,这样一些问题摆在王慧面前时,他为难,觉得“没法回答”。自孩童时代开始,失明从不是被父母“特别强调”的事,他在普通学校和寻常孩子一起成长为普通大人,“不是什幺特别的事儿”。

  困居“黑暗”

  倒是一场“特别”的考试,让王慧火了起来。

  2019年,全国法考客观题的考场上,一场有声音的考试在司法局为王慧单独设置的机考考场进行着,王慧在读屏软件支持下,语音听题,键入答题。

  此前的备考过程超过一年。阅读资料时,明眼人用眼,王慧用耳;为提高效率,他把手机读屏的速度调到每分钟600字,相当于常人语速的6倍;兼顾工作,时间紧张,王慧便凌晨四点起床听资料,到晚上理发时,妻子高建华发现,理发师的剪子还在脑门上挥动时,王慧就那幺坐着睡着了。

  打字不是难事,打准确难。拼音输入法对明眼人而言准确率也难达100%,对依靠听音来辨字形的盲人来说更甚。为此,王慧自学五笔输入法,遇上偏旁生涩难懂,他便喊来明眼人妻子将字形画在自己手心,靠触感识记。

  这一年法考,全国有11名视障人士报名参加,均获得了单独编场考试资格,并启用了司法部专为视障考生开发的考试系统。王慧名列其中,他提前30分钟便完成了作答,其后成为天津首位通过法考的视障人士。

  十年前应聘盲校教师,王慧曾因盲被拒,到十年后报名法考时,获得合理便利的参考过程比结果更让他惊喜,“还以为又会是盲人前路探索的牺牲品”。他察觉,无障碍之路得到拓展,“盲区”的边界在收缩。

  “如今对无障碍的呼吁,更多是从道德层面出发,但是归根结底无障碍应该是权利问题,最终可能还是一个法制问题——即如何通过法律去保障每一个人平等的权利”,参加法考,王慧在等待一个可能——在法制层面为无障碍之路添砖加瓦。

王慧在电台宣传无障碍理念。受访者供图

  和黑暗相处十余年,视障群体所面临的困境王慧深有体会。

  夫妇二人曾到访一位盲友家中,高建华被客厅里摆放的巨大“纸葫芦”吸引,那是一个手工艺品,状似花瓶,其妻子称,那是老伴在失明的前八年折的。老人人生中途失明,那还是电脑、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代,“听广播,出不了门,一个人闷在家里”,老人扯着一张海报纸,裁条,折叠,拼接,一张接一张,断断续续地,在黑暗里叠了八年。

  盲人出一趟门并不容易,王慧每次独自出门,高建华都觉得是“大冒险”。坐公交麻烦,乘地铁麻烦,走路怕摔着。由此,不少视障群体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家中。

  夫妻二人接触过各色视障人群中,不乏有人能够实现正常买菜、旅行;更有甚者在每年春节,盲友们通过触摸麻将牌的花色,可以搓上一整宿。

  “视障不意味着灰暗”,王慧在无数个场合强调。但不能否认的是,一些合理的、便利条件没有普及,让相当一部分视障群体仍困居“黑暗”中。

  成为“王老师”

  让大家走出家门,信息技术在过去十年一直被王慧作为“撬点”。当盲人的手机和电脑安装上读屏软件时,应用内的文本、操作按钮甚至是图片样式都可以被朗读出来。

  王慧最早在2008年使用类似的工具撰写论文,失明伊始,它们成为王慧的“眼睛”,帮他在“黑暗”里扒出一道口子。

  2008年,借天津市残联举办盲人艺术节的契机,他向当时的残联工作人员提议道“节目我不会,我给大伙讲讲电脑知识吧”。第一个讲授班在残联支持下办起来了,报班里十几名学员,以老年人居多。

王慧在云阳里社区授课。受访者供图

  智能手机尚不普及,电脑是当时主要的上网工具。对于几乎没有使用基础的学员,识记键盘是教学第一步。“学好读屏软件就得熟记键盘键位;打字用到的汉语拼音和盲文的拼音有不小差别,大伙还得重新学拼音”,王慧回忆。

  其间有学员为了学会打字,每天背3个小时的汉语拼音;用泡沫塑料制作键盘模型,记键位,练指法。

  2012年开始,智能产品更新迭代,传统的按键手机退场,智能手机占据主流,相较电脑,手机成为更便捷的上网工具,王慧随之也把教学的重点转移至智能手机的操作上。

  如今,熟悉王慧的人,见面都习惯喊他“王老师”。因为自发且无偿为盲人朋友讲授手机和电脑的使用知识,他成为“王老师”,在天津的视障圈内被熟知。

  64岁的周发根在2012年第一次听到王慧的电脑课,课上听着王慧的声音,“他是盲人,他理解盲人”,“让盲人听着浅显易懂”,周发根觉得是王慧授课最突出的特点。他还因此跟王慧戏称,“你失明了是你的不幸,却是我们的幸运。”第三次听完王慧讲课后,他便在家里给自己配了台电脑。

  2008年至今,王慧的声音遍布在天津的市、区各级残联,还有文化馆、图书馆。曾是王慧的第一批学员,孙师傅发现每次开课王慧在微信群里一喊,群里的盲友们近半数都会应,和王慧相识十年,他估计“天津各区的盲人,超过一半的都上过他的课”。

  夫妻二人位于向阳路街云阳里小区的家也一度成为盲人朋友聚集地。电脑、手机不会用,智能家居连接出问题了,大伙都来求助。

王慧夫妇帮助盲友安装智能家居。受访者供图

  向阳路街区云阳里小区居委会也注意到了王慧,居委会主任张博介绍,“我们希望能在整个街域内为他提供一定帮助”,去年6月,居委会搬迁后,将原活动室作为授课场地无偿给王慧夫妇使用。该社区居民以老年人居多,张博也表示,“我们希望借助王慧老师的专业特长,给老年人普及智能手机使用知识,把他们的生活也带动起来”。

  这间活动室现在成为王慧夫妇接待盲友咨询、普及信息无障碍技术的主要场所。

  室内所有的设备都为残障群体配备,夫妻二人在地板上铺上橙黄色的盲道,自费买来音响、扫地机、空调伴侣等智能设备并一一沿墙铺设开。这些智能家居最早是在王慧家里被运用上,语音控制的功能让他可以独立洗衣、磨豆浆,甚至下厨做些简单的菜式,生活无虞。

  “像开空调这些看起来很容易的操作,对明眼人来说很简单,但是对视障群体来说往往不容易实现”。王慧在去年挂牌成立“心之光智能体验中心”,把同样的智能家居搬到这里,让到访的视障朋友体验。

  走出家门

  1月初,“心之光无障碍智能体验中心”,一间10平米的办公室里,王慧和妻子高建华,以及张心语母女俩,四人围绕一张方桌而坐。

  张母说,因病失明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因活动范围受限,张心语很少出门。张母想到了王慧,她带着女儿找到这里,在王慧面前坐定。

  现场,王慧向张心语抛出数个问题大多被张母代为回答,女孩拉扯着手里的皮手套,鲜有回应。房间里不时陷入沉默。

  仅有的几句答语中,张心语吐字缓慢,需要母亲的提示下才能完整作答。王慧认为,数十年来的封闭环境,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张心语的思维和交流。妻子高建华也察觉,失明让女孩失去信心了。

  此间不是没有做过尝试,父亲曾经领着张心语外出,女儿在前,父亲紧跟其后,一不留神,张心语被车撞折了脚。一家人小心翼翼,再不敢轻易让张心语出门。

  从残联领回的盲杖就此搁置在家里,蒙了尘。

王慧在“心之光无障碍智能体验中心”。受访者供图

  在张心语家中,没有配备无线网络,她也从不使用智能手机,大部分时候张心语使用家中一台插卡式音响收听广播。

  过去十年,处在信息的“盲区”中,盲女张心语的生活陷入停滞。

  十年信息无障碍之路,王慧不止一次见到过张心语的“影子”。

  “他们只需要一些合理的便利”,王慧记得那位叠“纸葫芦”的盲友,信息的便利惠及之后,折纸早已经被遗忘在客厅一隅,经常听到的是老人的集体出游和朋友圈的“打油诗”。

  “视障群体既不灰暗,也不明亮,应该是透明色”。消除明眼人的刻板“盲区”和视障群体的信息“盲区”,也是他愿意向媒体一遍一遍讲述自己故事的原因。

  “当一位视障朋友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残障朋友出现在法庭上,他的身份可能是律师、也可能是检察官抑或是法官,大家不再觉得惊奇,而是发自内心的认同并尊重他们的身份,像看普通人的眼光一样看待他们,到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抹平了残障与健全之间的鸿沟”。

  对王慧而言,愿景实现的第一步,首先是盲人能够走出家门。但无障碍之路很漫长,目前看来,过去十年来自己推动信息无障碍努力远远不够。

  其中出行的障碍同样无处不在,甚至可能是一个微不起眼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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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例如当下,在办公室里,临到离开时,张心语母亲在出行方式的选择上又犯了难。

  从体验中心所在的南开区回到河北区的家,母女俩乘坐公交车至少一个小时以上,当王慧明确提示小区门口就有地铁可搭乘时,这位母亲还是想要寻找可直达的公交。

  王慧不解,他追问。

  原来母女二人在来时乘坐地铁,站内线路换乘时遇上电动扶梯,升降的台阶捉摸不定,让携盲女出行的张母胆战心惊。

  王慧把自己出行时应对电动扶梯的经验告知母女俩,“总是避开也不是办法”。

  张心语挽着母亲的手离开了。

  按照王慧的计划,只需要两三个月的针对性学习,张心语就能学会智能手机的基础操作。不出意料的话,当惯常的户外活动提上日程时,他知道,其中也会有张心语的身影。

  (文中张心语、周发根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