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世保 每种医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保证医家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理论与技术，比如西医会通过实验室里的动物体外和体内实验研究初步探知新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然后再经过试用于人体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加以确定；中医则与西医完全不同，由于医家临床处方的单味中药的性味、功效和毒性通过漫长的历史选择都已经确知，不管是中医临床用药的有效性还是安全性都是由中医家根据自己的个性化诊疗特征去针对患者的个体化辨证论治去实现。如果中医家诊断不清、辨证不准、用药不当，都会影响疗效和安全性。中西医两种医学不仅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也有着不同的诊疗理论和研究方法，它们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可通约，所以不能用西医动物实验去评价中医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理论上如此判断，现实中并非如此。近百年的科学化教育使得科学的还原意识蒙蔽了大多数国人的心智，他们失去了理解中医理论和临床疗效的心理基础。尤其是西医垄断着国内医疗行业的话语权和行政管理权，中医也就失去了从中医主体意识角度向广大国民阐释其防治疾病的思维正当性和理论正确性的文化环境。作为西医共同体在防治本次疫病过程中的代表，钟南山院士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要在实验室里评价那些已经在治疗疫病的临床实践中证明有很好效果的中药方剂，发现其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证据之后才会让它们在临床上放心地使用。决定采用什幺样的方剂去治疗那些疫病患者，本是由中医家依据中医理论去判断，而西医对本次疫病本就缺乏特效药，它又如何能够去决定比自己更具治疗优势的中医去用什幺药？
一、由西医实验去评价中医方剂疗效是科学主义的独断
中国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国内因为多元文化的并存，与文化相对应也存在着多元医学。比如西方文化对应的是从民国时期开始快速发展的西医，中华文化对应的则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对应的就是少数民族医学，比如藏医、蒙医、苗医等。由于中医在民国以前是我国的主流医学，所以西医自从民国时期靠着新文化运动获取了医疗行业的话语权和行政管理权之后，就与中医发生了激烈的文化冲突，不断地利用话语权和行政管理权对中医进行打压和排斥。中医自从民国时期失去了话语权和行政自主权，就失去了认知的正当性和存在的合法性。中医主流学界为了救亡图存，基于文化自卑和笃信科学主义的心理，寻求通过中西医结合去实现自己的发展，并不断地采用西医和科学对中医理论进行异化性的阐释，企图从西医那里获得认识的正当性和存在的合法性，其中就包括采用西医实验室研究去评估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每种医学都有特定的诊疗理论，如果采用异质的医学去评价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就不会对其结果做出公正、准确的判断，就像我们不能拿鸡的构造去判断鸭子能不能在水里游走一样。所以西医在实验室里去确证中医方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必然会否定中医的方剂，这些方剂本就不是按照西医诊疗理论去组成和应用的。
基于科学还原意识的西医实验室研究能将中医方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在实验室里说清楚吗？这个问题完全可以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和回答。首先，中医与西医对疾病的认识完全是在两个本质不同的形态层面进行的，中医是在自然原生的整体形态层面，而西医则是在解构异化的微观抽象形态层面，二者之间没有互释的相同的时空经验基础。西医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传承了古希腊原子主义和理性主义，将自己的诊疗技术寄生在物理、化学、生物学和数学理论之上。因为科学的还原论，西医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都是将其加以解构异化成为微观形态层面的抽象实体，然后在建构的抽象场景实验室里对解构出来的微观抽象实体进行研究。西医对人体和疾病的研究产生了两种异化性的探索，即还原解构和逻辑重构。就以这次的新冠肺炎为例，西医首先将致病因素归为从自然环境中（动物宿主）解构出来的微观抽象体——新型冠状病毒，然后再从肺脏解构出病毒侵入的对象——细胞，并在实验室里建构出研究的抽象场景——动物体外或者体内环境，利用细胞和病毒重构出抽象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理模型，再通过这个孤立的病理模型与其他抽象的器官和组织之间建构新的抽象关系，并由此来探索肺炎的发病机制。中医对本次疫病的认识则与西医迥然相异，它是通过中医家对自然环境的感知，将引起本次瘟疫的发病因素归为异常的自然气候和地方气候叠加产生的致病邪气，这种邪气具有自然的湿、温属性，然后将其与被损害的人体脏腑、经络、气血建立起内外相应的整体性联系，并通过人体与外在气候的变化、人体内在各个部分的整体性联系去认识本次疾病的发病机理。
其次，中西医各自的治疗路径不同，西医基于对疾病的机械还原认识，只能采取简单的对抗手段清除致病的病原体，将人体异常的部位加以粗暴地切除或者替换；而中医则是基于人体与自然环境、人体内在各个部分的整体性的联系，对患病的生命体通过驱邪扶正加以整体调理。仍然以这次的新冠肺炎为例，西医认为新冠病毒侵入人体肺部细胞是导入这次疾病的根本原因，所以就要针对病毒寻找能够抑制或者杀灭它的特效药物。由于这个病毒是新出现的病毒，既不能在实验室里短时间内研制出相应的药物，也没有可以循证的药物使用，就只能试用那些已有的抗生素、抗病毒和激素类药物。因为针对这些病毒没有特效药，就只能采取支持改善人体器官、组织功能的路径，比如用呼吸机改善心肺功能，依靠患者的免疫力去被动地对抗病毒，进而实现自愈。西医没有特效药，只能依靠呼吸和循环支持疗法去实现患者自愈，所以本次新冠肺炎就被西医定性为“自限性疾病”，并不是因为此病真的就是“自限性疾病”。中医则是利用生命体与自然以及生命体内在各个部分之间的整体性联系，辨析患者体内气血脏腑经络出现的异常偏向，然后选用具有可以纠正人体偏向的中药组方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疫气侵入人体之后会随着个人体质差异而发生转化，所以中医不会像西医那样针对病毒的用于治疗所有患者的特效药，但辨证论治保证了医家针对每个患者可以开出特效方。
中医与西医既没有经验上的共同时空体验，也没有理论上的可以通约性。西医在实验室里的研究是抽象的还原解构和系统的建构，抽象、独立的病理模型，破坏了人类生命体与致病因素之间的整体性联系。所以我们不能将自然原生形态的中药、异常的生命体和自然中的邪气，异化成为与其本质不同的单体化合物、异常细胞和病毒，它们分别是两种不同世界的相互作用的构成元素，具有本质的不同。不管是中成药还是汤剂，都是处在动态的辨证论治过程中，它们的应用会随着患者个体体质和疾病的变化而变化，并不具有固定的形态。所以那种将中医某个方剂当着类西药去进行动物体外或者体内实验，是看不到其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中医本来就不是针对西医解构出来的微观抽象体病毒去防治的，西医又怎幺能用有没有对病毒的抑制和杀灭作用来评价某个方剂有没有效果？所以采用西医的实验室研究既不能评价中药的安全性也不能评价中药的有效性。西医对本次疫病已经陷入机械还原论的治疗困境，我们不能用这种理论去对那种有着明显疗效优势的中医治病方剂进行终极的裁判，由西医独断地决定中医能用什幺药物或者是否可以放心地使用。
二、中医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取决于医家的辨证论治
纵观东西方医学发展史，不难发现中医完全是独立于西医和科学而独立发生发展的，并且早在现代欧洲医学和科学诞生大约1500年前就已经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医既然以防治疾病为终极目标，临床治疗就需要保证有效性和安全性，否则就难以传承下去。古代医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发展出了保证用药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指导理论和技术路径，即医家可以通过精准的四诊和辨证论治针对患者进行个体化的有效治疗，并通过药物的炮制、辨证处方和药物配伍、限制服用剂量与时间去消除或减弱处方的毒副作用。中医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必须向中医理论求，而不是向西医和科学求，向西医和科学求就是缘木求鱼。
对于每位中医家而言，望闻问切四诊是治疗疾病的第一步，这一步需要精准全面的收集患者的症状信息，如果四诊不清，后续就难以准确地辨证。辨证是根据望闻问切四诊收集到的症象信息，应用阴阳五行理论、气血津液理论、脏腑经络理论和运气理论进行疾病的病因病机分析，包括患病部位，即气血津液或脏腑经络；疾病性质，即六淫或者虚实；严重程度，即轻重缓急；患病时间，即患病当下的时令；传变过程，即阴阳、表里、虚实和寒热的转变以及脏腑的生克乘侮等内容，为后续的处方用药提供精准的依据。临床常用的辨证方法有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经络辨证、脏腑辨证等。论治则是根据辨证所判定的证型，确定温清补泻等治则，再根据自己对中药的药性以及作用机理的把握，按照七情配伍和君臣佐使进行处方。辨证决定着论治，即遣方用药的方向，这个过程也是中医家个性化诊疗特诊的集中体现。四诊、辨证和论治是三位一体的中医诊疗过程，成熟的医家都会在临床上快速地完成，实现对患者有效的治疗。比如这次武汉肺疫，中医治疗首先要用四诊搜集患者的各种症象，然后辨析侵入肌体病邪的寒、温、湿等自然属性，再确定侵入的营卫气血、五脏六腑的位置，伤及气血、津液和脏腑的程度，三焦或者六经的传变分期，然后再根据病因和病机分析的结果进行六经或者三焦辨证论治。临床实践表明，中医采用温病理论对本次疫病中的轻、中、重不同程度的患者都有很好的效果。
中医的疗效要靠辨证论治来实现，其安全性也同样是依赖辨证论治去保证。中医在临床上的用药，会根据其毒性大小的不同，对那些有大毒的中药进行炮制处理，消除或者减弱其毒性，比如附子、马钱子、半夏以及天南星等。对于那些毒性有余存的药物，可以再通过药物之间的七情配伍来抑制或者消除，比如附子配伍甘草、半夏配伍生姜等；也可以通过延长煎煮时间、减小使用剂量、缩短服用时间等方法进一步将其毒性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中药复方的毒性来源于那些毒性药材，而副作用则源于用于配伍的中药的偏性。中药的偏性是药物的自然属性，比如寒热温凉四气和酸苦甘辛咸五味等，它们是用来组合以祛除人体异常之偏性的，比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等。一旦处方中药物的偏性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或者出现诊断、辨证不准，那幺这些药物的偏性发挥的就不是治疗作用，而是会损害患者健康的副作用。所以那些合格的医家都能精准地辨证论治，充分发挥处方中所有药物的偏性，尽量不出现或者减少治疗中出现的副作用。就像这次武汉肺疫的治疗，如果中医家针对患者个体辨证论治不准，将温湿证当着寒湿证来治疗，就不但不会有效，还会出现反向的副作用，加重病情。所以不是中医参与本次疫病治疗就能提高治愈率，而是必须让那些具有较高医疗水平的中医家参与救治才能达到目的，如果他们理论思维西化，诊断不清、辨证不准、论治不当，都会影响治疗的效果和安全性。
对于这次中药的方剂，西医继续用化药的毒性来评价其毒性，比如他们认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全国各个省市使用的“清肺排毒汤”中的细辛，其“化学成分”含有马兜铃酸，而马兜铃酸在2009年被WHO列为1类致癌物，所以西医认为这个方剂可能会导致肝癌或肾癌。这种认知就是从化药的毒性角度去向中药上投射，进而制造公众对服用中药的恐惧。马兜铃酸属于微观的抽象实体，细辛是原生形态的自然实体，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兜铃酸的毒性不等同于细辛的毒性，更不能等同于含有细辛方剂的毒性。只要中药配伍得当，不仅不会导致肝肾损伤，还会修复西药导致的肝肾损伤。比如这次防疫过程中那些使用克力芝、阿比多尔等化药的部分患者产生不同程度的肝肾功能异常，停用这些化药单用中药加以清肺化湿、疏肝健脾治疗之后，原来被损伤的肝肾功能就会快速恢复正常，也很快就被治愈。虽然中医方剂里含有某些能够被解析出有毒的化药成分的中药，但因为是整体性的配伍使用，不仅没有肝肾损伤，还会对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保护，根本不会产生那些反中医者谣传的不可逆的损害。与中药相反，因为化药的结构和理化性质不能改变，所以它们的毒副作用是不可改变的，再加上被机械地使用，所以化药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
三、中医要向患者彰显疗效而不是向西医证明科学性
新文化运动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边缘化之后，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就失去了认识的正当性和存在的合法性。为了向掌握医疗行业话语权和行政管理权的西医医政管理机构证明自己认识的正当性和存在的合法性，心怀文化自卑的中医主流学界就走向注定会失败的自证“科学性”的道路，也就是采用西医和分子生物科学去对中医理论、中药以及中医治病的机理进行阐释。近半个世纪的自证那种子虚乌有的“科学性”实践的结果，就是大量的中医学院、中医科学院和中医院的中医家们都进入了自绝于自然时空世界的实验室里从事动物实验研究，他们在这个中医科学化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走向西化，失去了中医主体意识和中医理论自信，临床按照西医的检测指标和中药的化药药理研究结果开药，不仅疗效低下，而且还会产生大量毒副作用。中医不是再向患者彰显疗效中得到发展，而是再向西医和科学证明自己的“科学性”过程中日趋异化和衰微。
追根究底，科学和西医认识的正当性的存在的合法性是由科学还原论内向的解构力和破坏力为其营造的，因为科学理论基于其还原论内向的解构力衍生出来的技术所具有的强大破坏力，至今几乎对所有的非西方文明都造成了毁灭性灾难。中国就是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之后彻底丧失了中华文化和国家的尊严，普遍地怀着文化自卑和笃信科学主义。伴随着中国经历百年的西化和现代化，中国已经掌握了西方世界威胁中国的科技破坏力，国力也日益强大。就是在这种社会长期稳定的环境中，现代中国人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去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深入认识各自的优劣。国家尊严的树立带动民族自信的树立，而民族自信的树立又引发中华文化自信的萌生。现代中国人一旦改变近百年来的文化自卑，就会强力推动中华文化伟大的复兴，中医复兴就是中华文化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主流学界应该在这次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过程中逐渐树立起坚定的文化自信和中医主体意识，回归中医道统的意识，不断地提高中医理论与思维水平，向患者以疗效证明中医理论认识的正当性和存在的合法性，而不是要向西医继续阐释子虚乌有的“科学性”。科学认识的正当性和存在的合法性也是以临床疗效为支撑的，即使西医将自己的技术寄生在科学理论之上，它不能有效地治疗疾病，也会丧失自己认识的正当性和存在的合法性。就像这次中医治疗武汉肺疫，那些因为中药和针灸的治疗而痊愈的患者，他们虽然开始抗拒中医，痊愈之后也开始信服中医。中医家的理论思维水平与其疗效是正相关的关系，其中医理论思维水平越高，疗效越好，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信服中医。
中医共同体在以疗效取信于民的同时，面对来自西医和科学共同体的否定和排斥，就必须与科学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因为这是中华文化在近代走向衰微的根源。树立中华文化主体意识，从中医主体意识角度去批判西医和科学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缺陷和弊端，既可以帮助广大西化的中医家突破科学还原意识对自己心智的蒙蔽，从新回归中医的道统，还能消除西医来自科学主义的诊疗优势感，重新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和行政自主权。中西医之争，本是两种文化意识形态之争，也是两种利益共同体之争，所以自从民国新文化运动开始延续至今，而在未来中西医之争还会持续。整个西方文化，包括西医和科学，都具有内向的还原解构和破坏力，外现出来就是侵略的特质。对于这样具有侵略性特质的文化，中医讲包容无异于坐以待毙，必须主动批判西医和科学的缺陷与弊端，打掉西医和科学攻击中医的獠牙，才能与其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比如西医和科学界用双盲随机对照试验去攻击中医，我们就从生命个体化本质揭示双盲对照试验对西药疗效评价的无效以及对那些需要及时救治的试药的患者缺乏人道，让那些缺乏辨识力的公众能够认清双盲随机对照试验的本质。中医主流学界需要从中医主体意识去重新认识西医和科学的本质，纠正与西医和科学之间本末倒置的关系，从被动证明走向主动批判，重新获取医疗行业的话语权，为后续获得医政自主权打下基础。
中医需要彻底摆脱从民国以来基于文化自卑和笃信科学主义不断地向西医证明自己子虚乌有的“科学性”的被动挨打状态，这种采用西医的标准来阐释自己的做法，陷入了西医话语的坭坑里，因为中医永远不可能证明出那些子虚乌有的“科学性”，中医与科学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认知和知识体系，这种被动阐释和异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将中医队伍彻底西化，进而导致中医在国内真正意义上的消亡。中医除了要与反中医的科学主义者展开斗争，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和行政自主权，还要通过自己的实际疗效去取信于民。中医共同体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和临床自信，不断地提高中医理论思维能力和诊疗水平，去用更好的疗效取信于民，让更多的民众信中医、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护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