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观众都是主角

慕名看了《志愿军：雄兵出击》，假期第一天上午去的。

我的右手边坐了一对闺蜜。两人都穿一身极简美拉德，像是会出现在街访短视频里的40+姐姐，随时能送给20+妹妹几句人生忠告的那种。

电影开场前，她们用小半个电影院都能听到的音量，抱怨她家市中心那套平层，拖了好久，才勉强出手。

我左手边坐着一大哥，时不时和着枪林弹雨，有节奏地发出呼噜声。

以为他睡着，转头看去，并不是。他眼睛睁挺大，银幕的光把瞳孔映得亮晶晶的。原来有人醒着也会打呼噜。

电影里，一个又一个凡胎肉体，迸发出超人般的光。这股光又照进过着寻常生活的观众。

更多的观众，是一家几口来度假的。

一个大约刚学龄的男孩子，看到黄晓明演的江潮，带全师战士脱了裤子，蹚过寒冬腊月的江湖，男孩儿身临其境似的，声音和肩膀都打哆嗦，喊着：啊！冻死啦！

他妈去捂他的嘴，告诉他不能在电影院里喧哗。

要是我后面那对情侣也听过这个道理就好了。

每个历史人物出场，男的都要场外特邀嘉宾上身，讲解人物的前世今生。

虽然常常张冠李戴，还把巴祖卡火箭筒说错成迫击炮，但并不妨碍女孩子发出崇拜的赞叹。

电影院真是神奇，把形形色色，各有不同的生命，包容进同一个空间里。

尤其《志愿军：雄兵出击》还是那种必须得进电影院看的超级大片。

电影院的视听设备，能最大程度刺激观众的感官。

让你跟着片中人一起恐惧、兴奋，撕心裂肺或心跳加速，多巴胺、肾上腺素，各种分泌。

看完一场电影，就好像你也跟着打完了一场过程惨烈，结局意义非凡的仗。

超级大片是靠“职业精神”锻造出的

全片第一个紧张刺激大场面，来自东北边境的麦田。

美军空袭轰炸，麦田瞬间变火海。场面过于逼真，就好像老乡身上的火，也燎到了坐在第九排的我身上。

导演陈凯歌，内娱著名建城狂魔，热衷拍一部就建一座真实宫城。为了这片火海，让剧照花了两年，种了两茬麦子。

第一茬种好之后，天气突变，下了一场大暴雨，麦子被压塌了，满足不了拍摄需求。于是第二年又种了一次。

制作花絮里，拍视频的人问工作人员：“这些不都能做特效吗？”

工作人员回答：“导演就喜欢实拍。”

在一个人人讨论虚拟制片、技术算法、AI特效的时代，这种动真格的拍法，不知道算不算最后的古典主义。

陈凯歌自己把它定义为“职业精神”。

他在杀青花絮里说每个人都克服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大压力，但从不抱怨，干就完了，这是一种职业精神。

内娱很少提到，但其实非常需要的一个词儿。

职业精神，简单说就是为自己对一份工作做出承诺，并为此负责。

比如作为总导演，陈凯歌要给出清晰的大方向，拍板拿主意。

小到角色头发上的白发根数，耳环晃动的幅度；

大到战争场面的总调度，一场戏，得有一千五百个演员，都要听他的部署安排。

陈凯歌说，这是他拍过的规模最大，也最难的戏，电影拍了399天，在整个电影行业里都不多见。

他还要串联各个工种。

美术指导陆苇，前期画了上万张的美术概念图，搭了1万多平米的道具库，安放了10万多件道具。

陈凯歌还要求飞机、坦克这些重型武器，都要1:1还原制作。

等到实拍的时候，这些道具就像真上了战场，一场戏下来，即刻报废。

服装设计姬磊，带着团队做了25000套服装，全剧组20多台洗衣机每天24小时工作持续了一年多。

运转如此庞大的剧组，不是单靠导演或者谁的个人话语权，而是在科学的规则下，每个人，剧照师、化妆师、司机、厨师，都在各自岗位上，各司其职，做好自己的事。

不是为陈凯歌做的，也不是为投资方、制片人、大明星们做，他们是在为自己的职业负责。

某种意义上，这样一部重工业电影，就是靠职业精神锻造出来的。

看完《志愿军：雄兵出击》的幕后花絮，最让我感触的，不仅是电影工业化水准多高，场面多恢弘，类型元素多成熟。

更是陈凯歌那句“职业精神”。

职业分工不同，但职业精神是平等的。

最理想的状态，陈凯歌吃午饭，也得跟着灯光师一起排队，等着放饭的同事统一派发。

这是对场务职业的尊重。

扯远了，总之不论娱乐圈内还是外，我们都需要多提一点实实在在的职业精神，少一点虚头巴脑画大饼。

那些幕后工作人员，都没名没粉丝，但因为职业精神，他们和章子怡、朱亚文、魏大勋都一样，都链接了自己和电影，和观众的关系。

职业精神最终回到了个人身上，只要你有，那你就会获得观照和价值。

每个小兵都有自己的弧光

在抖音刷到了电影路演的片段。

路演丹东站，一位观众说在电影里，看到了她的祖父辈的形象。但她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这些人早已经被遗忘。

陈凯歌听完这段话，泪如雨下。

他说这就是他拍这部片的初衷。让每一个不知名的小战士都有自己的名字，都能和所有著名的英雄人物一样，一起进入抗美援朝的史册。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部小人物大精神的电影。几个小战士都有自己的人物弧光，这是电影非常动人的部分。

脱了裤子过河的士兵，抢着上前线的通讯员，晚上就着煤油灯给女儿写信的老红军。

还有三连副连长孙醒、连长戴如义、指导员杨少成，上战场前，凑成一圈，就着一口洋火，点上最后一根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来历、性格和情感寄托。

他们不仅是“志愿军”，也是父亲，儿子、丈夫，是他们自己，是过着寻常生活的我们每个人。

电影开场后，大约是演到三所里战斗，李光洁演的战士朱月华，让敌军坦克拖出去十几米远，拖到血肉模糊，仍不松手，几乎在用肉身和行驶中的坦克搏斗。

他必须用一只手的力量战胜坦克的力量，先拖住，再爬向舱顶，撬开舱盖。另一只手高举燃油瓶，猛砸驾驶员的头。

青筋毕现，满眼通红，连眼角的皱纹都跟着他一起使劲。不用铺一句说教味的台词，通过这样的镜头语言，就展示了一个把信仰放在声明前头的中年士兵形象。

他当然知道自己也活不成，但全过程里，没有半点害怕和犹豫，不仅超越了人力的极限，也超越了人性。

就是演到这儿时，我右手边穿美拉德的姐姐，问我借了张面巾纸，摘下珐琅框眼镜，擦混着睫毛膏的泪。

观众跟着他掉眼泪，既是被战争场面的残酷和惨烈刺激到，可能也是为理想主义感动到。

就为了这滴眼泪，观众也完成了自己对电影的创作。

电影内的世界，给了普通人最大的存在感，电影外也一样。

看电影不仅是看别人的故事，也是在这过程里，刷新自己的故事。

1950和2023年的人，共享了同一段生命，真是一次非常特殊的节日记忆。

和陈凯歌有关，其实也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