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订明，中国境内的组织及个人不可执行外国对中国的歧视性限制措施，被指是一项与国际脱钩的条款；但《反制裁法》没有提及是否适用于有国际都会之称的香港，对此，港区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如要在港实施，须通过《基本法》附件三进行本地立法。中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亦认为，北京的中央政府会考虑香港面对的特殊国际环境；不过，研究会理事兼中国学者田飞龙则认为，香港有必要作出配合，与国家共同进退，方法之一是把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执行。

在中美互相制裁行动中，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人大常委谭耀宗都正在受到美国制裁，而昨(10日)通过后即日实施的《反外国制裁法》，其中第十一订明，中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须执行当局采取的反制措施；而第十二条则列明，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对中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违者可被「提起诉讼，要求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中国政治学者吴强向网媒《众新闻》指出，上述条文会令中资和外资企业陷入两难，因为公司或银行若不执行外国的制裁命令，便会陷入一是违反相关制裁法，受外国制裁令牵连；一是违反中国《反制裁法》的尴尬境地。最后只能面对要不撤出制裁国家，要不撤出中国的选择，结果是中国的国际合作和交往受到严重破坏，实际上就是跟国际化「脱钩」。部门方面，日后亦会在具体执行方面失却灵活性，反制裁工作会变得更僵硬。

现时，《反制裁法》并未提及在港适用，香港银行可继续按美国财政部的制裁令，不处理林郑月娥等12名港府官员和港区人大常委谭耀宗的银行业务，受制裁人亦不可申请叫停有关制裁或提出索偿。而对反制裁法应否在港实施，中港人士有不同意见。

在北京的谭耀宗接受电话访问时指出，法例未提及如何在港澳地区落实，如要落实，须通过《基本法》附件三进行本地立法，但有待进一步研究；本身受制裁的他更响应，为常委会工作，不会考虑个人问题。在香港，本身是学者的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向《星岛日报》指出，有需要采取反制措施时，外交上，北京的中央政府可下达指令让香港跟随，前阵子驱逐外媒出境己有先例；金融制裁未知，但不认为香港在《反制裁法》上要事事配合。

不过，身兼研究会理事的中国学者田飞龙接受「now新闻」访问时指出，《反制裁法》更能依法保护中国的利益，因为其手段更多、更有威慑性，而香港有必要作出配合。他认为，外国对华尤其是涉港的制裁，港府缺少资源、力量，甚至勇气去进行反击，所以要有国家法律和行动去支撑。他建议，可把反制裁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来落实，亦可由港府主动修订或立法，制定适合香港的阻断或反制外部制裁法律。


中国反外国制裁法谁会害怕

中国『反外国制裁法』6月10日生效，官媒表述的意图很明显，中国从此获得了一个反外国制裁的武器，反外国，对中方而言，主要是反美国，反西方。

观察人士分析，中国通过这样一部『反外国制裁法』，有一种紧急需要，这就是在中国与美国，与西方对抗加剧，在新疆、香港，以及贸易主方面不断引发西方制裁中国高官及实体之后，中方继续找到这样一个让自己“合法”对抗西方的武器。法新社则分析，中方需要以此解压。

新法总共十六条，毫不掩饰对抗基调，新法第三条称，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与其说是法律条文，给人的感觉俨然是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

该条款还称，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各种借口或者依据其本国法律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对中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干涉中国内政的，中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施。

以上言辞显示，中方把西方国家任何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大规模镇压维吾尔人引发的制裁都归之以“干涉中国内政”，依据法律对中国制裁的，比如美国近年先后通过的香港法案，新疆法案，西藏法案，都可以“符合”条文中所说的“以各种借口或者依据其本国法律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因此触犯了中国『反制裁法』。

因此，这是一部威胁外国不要制裁中国的制裁法。

新法规定的具体制裁措施几乎从美国制裁中国高官和实体的具体措施拷贝而来，无非改换了主体，比如，制裁措施包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查封、扣押、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等等。

这样一部反外国制裁法的效力如何，它能够阻挡美国和西方国家今后因人权、贸易等问题继续制裁中国吗？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王江雨对路透社称，中国以前既无国家实力又无政治意志使用法律手段反制美国制裁，但是，中国从今以后两个都拥有。

事实上，中国此前已经对美国、欧盟对中国高官及实体的制裁采取了反制，贸易战最激烈时期，中国也对美国每次采取的加码关税“对等反制”，只是因为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巨大因而美国对华惩罚性关税数额越来越大时，北京后来已无法继续“对等反制”。

中国反外国制裁法针对欧美而来，但从中国历次反制并不能阻止美国一次又一次的制裁来看，中国无法阻止美国的制裁。欧盟对中国的制裁有限，六四以来只有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就是数周前首次对涉及新疆维吾尔人权的中国高官及实体发出制裁令，中国随即采取极不对称的强烈反制，结果，习近平去年12月底与欧盟苦苦谈判达成的『中欧投资协议』告吹，此举公认中方得不偿失。

有些国家倒不是制裁了中国引发反制，比如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仅仅因为拒绝华为参加5G建设，带头提出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来源独立调查而激怒中国，中国为此单方面多批次制裁澳大利亚，制裁的结果，给澳大利亚农产品带来一定损失，但中国无形中哄抬了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价格，最后是中国自己的利益受损。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对自由亚洲表示，中国采取以牙还牙的方式应对外国制裁，往往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他表示：“他们的心态就是远远的高估习大大的威风，远远的高估中国的实力。他有时候是自己把自己骗了，认为他们真的那么强大。他对澳大利亚，对欧盟的制裁，认为欧盟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很大。”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对路透社表示：“中国似乎很焦急，如此行动对吸引外国投资让外企安心很不利。他们感觉自己将越来越多被利用为一场政治棋盘上的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

也有人评论，以不予签证、不准入境、查封、扣押、冻结动产或不动产手段制裁对方，此举美国对中国使用比反过来更有效。因为中美人员流动严重不对等，美国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尤其是高官家属子女们去的最多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