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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算完。在2009-2011三年间，康泰生物的另外三个股东也陆续把手上的股份都转给了杜伟民控制的深圳瑞源达。



不过呢，国投高科2009年的入股价是2.18元/股，上海华瑞的入股价是2.56元/股，转让的价格都是1.7元，北高新入股价是2.56元/股，转让价格也仅为1.76元/股。

高买低卖，背后的原因是啥呢？一直没个明确的解释。

更厉害的是，没过几个月，瑞源达又把大笔的股份卖给了机构，价格是12、15块，里外里就赚了7、8倍，股神也达不到这水平啊。



不是没人质疑，有人提出这是利益输送，但都不了了之了。

几年后，康泰生物就成了全国最大的乙肝疫苗生产基地，是名副其实的疫苗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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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时候，麻烦来了。

2013年12月，在10天时间内，有8名新生儿在接种康泰生物的乙肝疫苗后死亡。

这舆论可炸锅了。

国家食药监总局和国家卫计委马上发出通知，决定暂停使用康泰生物生产的全部批次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产品，并深入调查婴儿死亡原因。

这次，杜伟民被冠以“杀婴者”的称号。

调查了一番，经湖南省邵阳市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专家诊断小组给出的结论为：受种者接种重组乙型肝炎疫苗（酿酒酵母）后死亡不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属于偶合症。但不排除乙肝疫苗接种后诱发脑、肺、心等较严重的基础性疾病的可能。

也就是说，婴儿死亡的责任不归于疫苗生产方，之后主管部门也发出了通报：

未发现康泰生物生产的乙肝疫苗存在质量问题。

康泰生物有惊无险的过关了。

哪料到，这事刚完，杜伟民又卷入了行贿案风波。

因为啥呢？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国家食药监局前领导尹红章曾分别单独、伙同他人收受杜伟民30万元、17万元钱款，为部分公司在药品申报审批事宜上提供帮助。



杜伟民在法庭陈述说，“由于当时公司有几个疫苗正在审评中心审评，所以想讨好尹红章，希望他在审批方面不要为难公司，故分两次给尹红章送钱共计47万元。”

2017年，尹红章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万元。

杜伟民没摊上牢狱之灾，反而在这一年，康泰生物成功上市，距离江苏延申上市失败已经10年，杜伟民还是成功敲钟，当上了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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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市场对这个公司还是很买账的，按前复权股价计算，最高的时候涨了85倍，现在跌了不少，但也有54倍，而且这只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名副其实的大白马。

但是呢，质疑也不是不存在。

像他们去年的财报就曾被质疑是经过调节的。

这一年，康泰生物营业收入19.43亿元，同比下降3.65%，净利润5.75亿元，同比增长31.86%。

很多公司增收尚且不能保证增利，康泰生物收入下降但利润大幅上升，这是什么原因呢？

从报表上看，是销售费用直接减少了2.2亿，销售服务费下降了4500万。

是销售容易了还是真的在调节利润，其实关心的人不多，赶上疫情，反正买就行了！于是股价在七八个月时间里长了3倍。

股价涨的惊心动魄的时候，杜老板决定离婚，代价不低，前面说了，当时分走的股权市值235亿，一举创下了资本市场分手费新纪录——上一次最贵分手费，还是2016年昆仑万维董事长、实控人周亚辉与妻子李琼离婚，分割的股权估值超70亿元。

赶不上杜老板的三分之一。

婚是离了，但很多事是分不开的，比如杜老板和袁莉萍建立了一致行动人，确保他们对公司的绝对控制，而且这次股权分割，袁莉萍拿的全部是流通股，成为流通股第一大股东：



她的身份是外籍，在康泰生物没有任何职位，想卖股也就是需要公告一下，市场没有理由阻碍或质疑她。

所以，这次又有人出来质疑了：这到底是过不下去了离婚分财产？还是准备变相套现？

真实的原因，恐怕只有当事人知道了。